魏晋玄学关于“有无之辨”的内容及其哲学意义

魏晋玄学以“有”、“天”为中心，形成了“贵无”和“崇有”两派。这两派围绕着“有无本来”等问题，分别从本末关系、动静关系、一多关系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重要地位的“有无之辨”。两派的辨论不仅提高了当时人们的理念思辨水平，而且为充实和丰富中华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道家哲学思想的偏离与回归———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 学简

老庄哲学是先秦道家哲学的代表,魏晋玄学是以解读老庄哲学为基础的,有学者认为其是对道家哲学的发展。魏晋玄学的目的是利用“自然”来挽救“名教”,玄学家们通过否定道家的“道”而提出了各自的思想本体．因而在本质上是与道家思想相偏离的。重玄学者通过“双遣”的方法,超越了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实现了向先秦老庄哲学思想的同归,促使道家哲学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汤用彤与魏晋玄学研究

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素以玄学研究名作享誉学术界。关于此书的价值 ,汤一介以为在于“提出了魏晋玄学是一种不同于汉学的本体之学” ,而细观汤氏之本意 ,其最为关注者实乃玄学兴起之缘由。全书正文八篇 ,有六篇皆有关于此。其中 ,《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有情义释》、《魏晋玄学流别略论》注目于汉学向魏晋玄学思想演变之内在理路 ;《读〈人物志〉》、《言意之辨》、《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则论玄学兴起之具体历程。虽然在汤氏之前 ,赵纪彬、王伯祥、周振甫等学者也对玄学的起源提出过一些看法 ,但其着眼点多系玄学形成…     

试析《崇有论》之宜

在面对西晋社会动荡,“虚无”之风盛行,社会严重背离其发展之道的情况下,裴颇提出“崇有”之说,在探讨“有”、“无”问题的过程之中凸显了其“宜”的思想,事物应当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社会应遵循其运行之道,生而为人更应当懂得适度、中节,合于人生之宜。     

二程哲学与玄学的内在联系

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哲学史上颇具影响的哲学思想,与二程哲学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密切联系:二程哲学不仅继承了魏晋玄学的本体论思路,其哲学本体“天理”观的提出也受到魏晋玄学名教自然观的影响;二程哲学以“气”论性的思想,以及通过圣人教化“涵养”来培养人格的思路也来源于王充之后的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天人合一”、“诚”和“情”的思想也对二程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他们提出了“圣贤气象”的精神境界作为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     

论僧肇佛学的有无论与动静观

要真正理解僧肇佛学的有无论、动静观,必须将僧肇佛学纳入到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考察,研究其面对和回答的时代主题,及其吸收融合的不同思想文化资源。僧肇佛学的有无论、动静观主要包含两方面内涵：其一,从大乘佛教般若中观学说立场出发,提出“非有非无”、“非动非静”观念,否定魏晋玄学有无论、动静观关于现象世界和本体存在的实体性理解,从现象世界存在本性的角度论述了性空观（“不真”）和性住观（“不迁”）;其二,承续魏晋玄学的体用论主题,在“即体即用”的体用论基础上,阐发了有无一观（“即万物之自虚”）、“即动而求静”的观念。僧肇在正确理解和坚持般若中观学说的前提下,承续了魏晋玄学的理论主题和体用一如的理论意向,从思想理论的许多方面对般若中观学说与老庄玄学思想进行了融通,在推进魏晋玄学向前发展的同时,对佛教中国化的方式及趋势起了导向作用。     

论王弼的“自然”哲学观念

王弼哲学的基本范畴是“无”和“有”。“有”必须“由乎”“无”,此之谓“崇本”;“无”则应“因乎”“有”,此之谓“举末”,合起来即是“崇本举末”。“本”与“末”、“无”和“有”如何贯通联结,其关键在于“自然”这一范畴。王弼的“自然”哲学观念对于魏晋玄学、魏晋时代的思想文化均具有深刻影响。     

关于王船山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与蔡尚思先生商榷

一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探索“存在”的本体,展开“有”“无”之争,由来已久。《老子》称“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墨子》则一面说“有之而后无”;一面又说“无之而无”。魏晋以降,“崇有”论者与贵无派针锋相对;亦有“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而使“儒、佛、老、庄混然一途者”。蔡尚思《王船山思想体系》(以下简称《体系》)说王船山破“无”“立“有”,提出了实有的本体论。根据何在?没有明言。我考查了一下:“有”、“实”、“实有”、“有皆实”等词和词组,王船山用作哲学语言,最早见于《周     

阐释学层面上的中国“不言”

中国的“不言”之说散见于儒家、道玄、禅宗等各领域,从阐释学的层面来考察这种种“不言”,可以发现它们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儒家之“不言”是有话不说,道玄之“不言”是有话难说,禅宗之“不言”则是无话可说。大致说来,这也可以代表和总揽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三种不阐释观念。     

道家哲学思想的偏离与回归——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

老庄哲学是先秦道家哲学的代表,魏晋玄学是以解读老庄哲学为基础的,有学者认为其是对道家哲学的发展。魏晋玄学的目的是利用"自然"来挽救"名教",玄学家们通过否定道家的"道"而提出了各自的思想本体,因而在本质上是与道家思想相偏离的。重玄学者通过"双遣"的方法,超越了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实现了向先秦老庄哲学思想的回归,促使道家哲学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王弼形而上哲学的现实关怀——会通“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尝试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如何解决魏晋士人现实生存悲剧性的核心问题,也是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王弼在把老庄的“无”提升为更纯粹的本体论基础上,赋予“自然”以超越的境界旨趣,并论述自然与“无”“性”“理”的关系,扩大了道家的“自然”概念,赋予“自然”人的情感和社会文化的新内涵,使得现实的“名教”有了合理根据,为弥合悲剧意识的魏晋士人诗化人生境界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假玄立论以无为归——释道安佛学思想探微

所谓格义,即中国早期佛教学者利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以诠释佛经奥义的做法。事实证明,释道安对格义之法并不反对,他所否定的只是机械比附。无论是他的佛学本体论还是他的禅数思想,可以说都是通过借鉴魏晋玄学建构起来的。在处理外来文化时,在不扭曲其本质精神的前提下,却能将它与本土文化的矛盾降到最低,这样的明智做法显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通过释道安佛学思想的建立,我们可以再次看出我国早期佛界学人的博大心胸和高超智慧。     

试论阴阳五行对魏晋游仙诗的影响

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思想，同时它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阴阳五行说对魏晋游仙诗在内容、结构、艺术手法、风格上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由于它对魏晋文学理论的影响间接地影响了游仙诗的创作。     

魏晋风度与六朝辞赋

这里着重阐述了魏晋六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所产生的独特化现象－魏晋风度对六朝辞赋的影响。六朝辞赋所表现出的一些风貌特征－个性化的张扬、真性情的阐发、形式美的追求，与魏晋风度的流行当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其所表现出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取向与魏晋风度往往是既相通又相融的。与此同时，我们又应注意到这种影响的独特性与复杂性，从而不断深化我们的思考与探讨。     

论魏晋文化的尚智风尚对文风的影响

魏晋文化作为门阀士人思想趣味的反映,是对先秦老庄和印度佛教哲学的进一步改造和发挥。与前代的儒家、法家文化相比,它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就是非常强调觉悟和智慧,以及随之而来产生的高迈和飘逸。这一文化特征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使魏晋文学在总体风貌上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魏晋作家在诗文中所表现的智悟圆足、万累俱尽、超尘越俗的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造成的。虽然魏晋文学在文学风格上也有多元化的色彩,但从整体风貌看,“高迈”和“飘逸”无疑是它最主要的特征。     

张扬的自我潇洒的气质--评魏晋风度

魏晋时代是个风云变幻而又绚丽多彩的历史时期,本文着重分析魏晋风度的具体内容,并把它划分为“人的自觉时代”、“文学的自觉时代”、“艺术的自觉时代”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东汉时期州府的军府化过程——兼论汉末军府蜂起的制度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军府制度曾产生巨大影响，对此学界多有揭示，但对军府制度的生成及演化的脉络这一问题却有分歧和认识不清之处。事实上，东汉时期州府军府化演变实乃魏晋时期军府制度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州府军府化过程的突出表现即为州制的演变及对军权的控制与掌握。     

阮籍《咏怀诗》新解——诗中意象的运用

阮籍是魏晋易代之际的诗人,他的《咏怀诗》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其组诗中有体系庞大,纷繁复杂的意象系统。这类意象多从《诗经》、《离骚》、建安文人诗、魏晋游仙诗中汲取营养,再经过阮籍独特的艺术加工与创新,才得以形成他自己独特的文人化、个性化的品格。     

中原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制度

西晋时期中原地区墓葬的形制较之曹魏和东汉时期墓葬的形制有很大差别,模拟宫室制度的多室葬制不见形迹。由单室墓代替东汉时期的多室墓葬成为主流,墓葬规模有所减小,其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出现了引人瞩目的装饰性的墓葬装饰。中原地区出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墓葬情况来看,出土的牛车周围都伴有佣或佣群的出土。东汉魏晋后,洛阳一直是北方乃至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墓葬随葬牛车佣群的传统首先是于西晋时期流行于洛阳地区的。     

抒情小赋的更生及其历史地位

从社会思想、创作动因、审美意识、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等 4个方面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更生的原因、在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及其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