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出对悬米店 隐士答联谢裁缝

清代文学家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他曾在桐城米店门前挂出一副上联。联云: 长长长长长长长这七个“长”字怪联挂出后,全城文人学士纷纷集聚到米店门前。大家指手画脚,七嘴八舌,竟无人能读出句读,更无人能对出下联。消息传开后,隐士戴名世赶来一     

论戴名世与桐城派之关系

<正> 戴名世是清康熙时代一位卓有建树的古文作家。关于这位古文作家与当时古文主潮——“桐城派”之间的关系,解放以来研究界大致有三种意见。有的认为戴名世不属“桐城派”。如贺珏在《戴名世及其思想的初步考察》(《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4、5合刊)中说:“戴名世虽是桐城人,又与方苞同以古文著名,但他与后来的桐城文派理论和风格是不同的。”也有的认为戴名世虽不属“桐城     

试论戴名世的“文章之道”

戴名世是桐城文派的先驱,他最早提出了桐城派文学的一些观念,如道、法、辞,以古文救时文等。其"文章之道"包含的内容比"圣人之道"要广泛;他关于文章要写"圣人之道"的提法是专为"经义时文"而发的;即使在时文写作领域,戴名世仍希望用他所谓的"文章之道"来改造它,即"以古文为时文"。相对于桐城派后学来说,戴名世的文学思想要开放得多。     

戴名世与方苞交往考

戴名世于桐城派的地位,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他与方苞的关系极其亲密则是实情。两人既是同籍,且戴名世曾祖父、父亲又与桂林方氏联姻,二人为表兄弟,理应自幼熟悉。但事实上,戴名世三十九岁时才得与方苞于京师太学相识,方苞时年二十四岁。个中原因在于方苞自曾祖既已迁居金陵,其父方仲舒后来入赘吴氏,居住江宁六合留稼村,方苞即出生成长于此。相识后,两人过从甚密。一年后分别,此后聚少离多。戴名世还与方苞父亲方仲舒、兄方舟交好。探讨戴名世与方苞的交往,或有助于梳理桐城派初期发展概况,对评价戴氏于桐城派的地位及影响抑或有所帮助。     

《戴氏宗谱》与戴名世研究

戴名世为桐城派之鼻祖,死于清康熙年间的“南山集案”,有关史料多遭禁毁,因而研究者对他生平中不少情节尤其是其家世考察不清。从新近发现的桐城《戴氏宗谱》,则可理清戴名世家世系列、确知戴名世与张英、姚士、方苞的关系,窥测“南山集案”对戴氏家族的影响     

《左忠毅公逸事》浅析

<正>《左忠毅公逸事》的作者方苞（1668—1749），清初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康熙五十年他的同乡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发。方苞曾为《南山集》作序，并保存书版，被牵连下狱。经人营救，免死，被编入汉军旗为奴。由于能文，以奴隶身分在皇宫南书房当差。雍正元年特赦，解除奴籍，从后宫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     

坎坷中追求着质平自然——戴名世散论兼及戴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正> 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号忧庵,一号药身,安徽桐城人。生于清顺治十年(1653),卒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享年六十一岁。戴名世小时聪明颖异,六岁入塾读书,二十岁时“授徒以养亲”,二十七岁开始出入于学使刘果、姜棣、孙勷等的慕府中。康熙二十五年(1686),以贡入太学,第一次到北京,其后交游渐广,结识了李光地、韩菼等高官,方苞、王源、刘献廷、阎     

略论曾国藩对桐城派后期文风的修正

曾国藩对后期桐城派空洞的文风和树立门户之见的流弊进行批判,并改变自方苞以来桐城派只重视唐宋散文的阅读习惯,广泛涉猎秦汉、魏晋文章,把骈文与辞赋的写作经验引入创作之中,注意修辞与声调的运用,修正了桐城文派片面追求文字雅洁的单调贫乏之弊;他还提出了"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的理论,在遵从"道统"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对后期桐城文风进行了修正,并获得了成功。     

桐城派视域下张廷玉与方苞交游考论

桐城文派鼻祖方苞一生经历坎坷,充满传奇,他与桐城宰相张英、张廷玉生活的年代几乎同时,父子宰相的出现和张氏家族的崛起,为方苞等桐城人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和条件,为他们的仕途发展开拓了空间。康熙五十三年,方苞进入内廷之后,与张廷玉关系日近。雍正年间,张廷玉深受雍正皇帝器重,达到权倾天下的地步,方苞的仕途发展也渐入佳境。方苞后期的仕途发展与张廷玉的升沉起伏几乎同步,彰显出张廷玉及张氏家族的兴起与桐城文派兴起之间的内在影响关系。     

吴汝纶对近代桐城诗派的贡献

吴汝纶是桐城文派的末代宗师,这一点早已为人所熟知。而对于他是近代桐城诗派的中心人物,学术界则鲜有论及。吴汝纶对近代桐城诗派的发展主要做出了以下三方面贡献:一是为近代为桐城诗派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二是为近代桐城诗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营养;三是为近代桐城诗派的发展培养了后备人才。     

“杂”而不乱 层次分明——谈《狱中杂记》的结构特色

方苞是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康熙五十年(1771年),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被株连下狱。开始在江宁狱。后移到北京刑部狱,《狱中杂记》即记叙在狱中的所见所闻,真实地反映了清代吏治的腐败黑暗,从一个侧面暴露出封建专制统治的罪恶。在方苞著作中,《狱中杂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堪称名篇。它不仅是一篇帮助学生认识清代封建制度罪恶的生动教材,而且在结构和材料的组织方面也值得学生很好地借鉴。方苞受《南山集》案的株连,陷入狱中达     

读书:一需自觉,二要方法

读书,大抵不是一件强按牛头喝水的事情,需要自觉。康熙时的朱竹归田后,时值荒年,邻居"讶其日午无炊烟",乃"叩门馈以豆粥",发现他还是"书声琅琅不辍"。方苞以戴名世《南山集》案入狱,人家来探监,他便借此"谘经诹史"。狱友说:"君纵忘此地为圜土,身负死刑,奈旁观姗笑何?"判决书下来,方苞还在神态自若地读《礼经》。有人把书扔到地上,告诉他:要杀头了!方苞答:"朝闻道,夕死可也。"往前看,做官时的黄庭坚也是如此,刘声     

方苞下狱潜在因由探索

清初“桐城派”巨子方苞(1668—1749)曾因戴名世《南山集》案株连入狱。后来,他写成著名的《狱中杂记》。方苞下狱,是否仅仅由于家藏《南山集》书板?抑或还有其他潜在原因,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方苞和桐城派

方苞(1668——1749)清代桐城(现在安徽省桐城县)人。他出身世宦家庭,是康熙、雍正、乾隆年间著名文士。少时,游太学,李光地一看见他     

从方苞的义法到姚鼐的文论——桐城派文论述评

<正> 一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个散文流派,因它的倡导者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桐城派为古文,推崇唐宋八大家,上追左、史。其最大成就和贡献,在其文论。桐城派初祖方苞首倡义法说。他说: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     

试论桐城选本的编辑学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呐喊,给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桐城派古文创作判了死刑。随着新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近代文学研究者对桐城派及其散文艺术做出了更为科学中肯的评价。但是,研究界几乎没有专门研究桐城选本,或无视桐城选本的存在,或轻视桐城选本的文化功能及其历史地位。我们认为,在桐城派中确实存在着继承肖统《文选》体制而编选古代散文选本的编辑现象。桐城派自创始人方苞、姚鼐到中兴之主曾国藩以及后学者黎庶昌等人,都以其古文选本对这一流派的发生和     

戴名世散文语言之特色

<正>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死后世称宋潜虚先生,又因曾一度隐居故乡桐城南山,世人又称之为"南山先生"。他是清初著名的散文家、历史学家。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确指出戴名世"是一位古文家,桐城     

戴名世古文理论初探

<正> 戴名世是清康熙时代著名的古文家。方苞曾说:“当世之士,学成而并于古人者无有也,其才之所以扳进于古者仅得数人,而莫先于褐夫。”(《南山集序》)足见戴名世古文之成就和地位。戴名世“抱难成之志,负不羁之才”(《与弟书》),以振兴古文,改造时文为己任,不仅在古文创作方面实绩卓著,而且总结出一套较完整的古文理论。在文风颓败的清代,戴名世的出现,无异奇峰崛起。在他之前,初期启蒙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在社会改治、哲学学术诸     

欲效风雅追贤圣，且就义法赋诗篇——论方苞的诗作和诗论

桐城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地方,方苞之父兄师友许多都是杰出的诗人,方苞在其影响下很早便对诗歌创作产生了兴趣,并且终身没有中断过诗歌的创作。其诗作流传不多,就目前所存诗作看来,可谓义正辞雅但韵味稍逊,因此其诗歌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作为一个文论家,方苞的诗论继承了传统诗论中“诗如其人”、“文以载道”的观点,重视诗人的经史根基和诗歌内容,又与其古文“义法”理论中之“言有物”一脉相承。方苞诗作和诗论成为后来桐城诗派的先声,值得学者研究和重视。     

方苞“义法说”中蕴藏的写作文化思想

"义法说"作为方苞古文理论的核心在桐城文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认为,"义法"说之所以在桐城文论中独树一帜,主要是其充分体现了方苞对时代写作文化精神的感悟与把握。从写作文化的时空情绪、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角度来阐释了方苞"义法说"中所蕴藏的写作文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