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通三年的太子之争与"宫体"登场

普通七年(526),临川王萧宏薨,扬州刺史位缺.晋安王萧纲有强烈的回京城愿望.中大通二年(530)晋安王萧纲终于"被征入朝"任扬州刺史,萧统大为紧张,因为其前有"埋鹅"事件造成梁武帝与太子萧统的隔阂,萧统有梦"与晋安王对奕扰道";中大通三年(531)三月,萧统没溺动股,其忧更甚,隐瞒病情而导致病重身亡.晋安王萧纲明知"埋鹅"事件而未去说明,超越萧统子嗣被立为太子,有人劝萧纲要有谦让的表示,萧纲不从,有异于"立身先须谨重";且对逝世的萧统有诋毁之言."雅好题诗","然伤于轻艳"的萧纲入主东宫后,立即在政治、学术、文风上实行改革,开启了"宫体"时代."宫体"不仅仅表现在诗歌领域里,而且泛滥、蔓延到其他各种文体中.如赋、表、书、启、序、铭,等等.此即所谓"宫体"时代,这也是中大通三年的太子之争在日后的影响所致.     

“二谛”理论在中国佛学中的发展

“二谛”理论是佛教学说中重要组成部分,对佛教的发展具有极大意义。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二谛”理论在中国佛教史上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天台宗、禅宗这两个极具中国特色宗派的佛学思想中也得到继承和发展。     

宫体诗与萧纲的"文学放荡论"

作为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和类型,宫体诗从产生至消亡,至少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宫体诗学则延绵数世纪,其内涵伴随中国诗学的发展已成为其中不可缺或的审美要素.它的产生、发展、繁荣,绝对有理论的支撑和思想的指导.但现在的宫体诗理论,似乎只是一些任人掇拾的书信和理论的碎片,这其实是一种 误解.作者以萧纲的"文学放荡论"为核心,结合萧绎和其他宫体诗人的序跋、书信、言论,从整体上考察萧纲的宫体诗学理论,包括诗歌的发生论、本质论、创作论、功能论和新变论.考察宫体诗创作和"文学放荡论"之间的互动关系.把"立身"与"文章",把身边真实的世界和文学幻想的世界截然分开的"文学放荡论",既是宫体诗审美意识新变的产物,反过来又指导创作,促进审美意识的新变,在中国古代诗学上,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     

试论萧氏父子的辞赋骈文创作

萧氏父子萧衍、萧统、萧纲、萧绎四人,其辞赋、骈文的创作特点值得关注,筒析四萧现存辞赋、骈文的创作倾向和艺术特色.重点论述宫体赋、咏物赋、述怀赋及书、序、碑、铭等题材类型.     

中国现代文学11——12章教学要点提示

第十一章 成长期的左翼作家创作 这一章要求了解初期左翼作家的创作的概貌。 在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运动中,左翼作家便已开始最初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如郭沫若在一九二八年创作的《恢复》,就是一部无产阶级诗歌集。这些创作一般的特点是:一、在题材上多表现革命斗争和工农生活。二、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观察生活,进行创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革命+恋爱”的公式,受“拉普”理论影响而产生的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倾向,象蒋光赤的《菊芬》、《最后的微笑》、《咆哮了的土地》以及华汉的《地泉》三部曲,瞿秋白曾以《革命的浪漫谛克》为题,批评这种缺点。     

论萧统和萧纲、萧绎文学思想的异同

萧纲、萧绎的文学思想,过去经常受到指责,批评他们只重形式,忽视内容。本文通过萧统和萧纲、萧绎文学思想的比较,认为萧纲、萧绎的文学思想和萧统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有文质并重的思想,只是由于时代文风的影响,萧纲、萧绎没有象萧统那样把文质并重的思想贯彻始终,而和萧统走上了不同的美学追求道路。     

论《诫当阳公大心书》对儒家文论的承继与悖逆

梁简文帝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一文中提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一文论思想,其中有部分植根于儒家的传统文论思想,而更多的则是对儒家文学与道德合一的否定,以及儒家中和的美学思想的悖逆。     

《文选》音乐赋类名与萧统音乐观探析

古人对“音乐”概念的理解有广义、狭义之分,萧统对《文选》“音乐”赋的分类采用的是广义的理解,他的这种理解是受《礼记》和《周礼》的影响。萧统的音乐观,从微观上看,他对音乐有微词;从宏观上看,他是很重视音乐的。他积极的音乐观表现在: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注意音乐的娱乐养志作用,好尚“清音”。《文选》为音乐赋立类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与萧统对乐与礼的关系和功能的认识有关,二是与乐舞繁盛的历史、现实及乐舞赋的大量出现有关,三是受汉晋音乐类赋归类评论的影响。     

《石头记》第五回中的佛教思想探究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尤其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尤深。本文主要探讨佛教对经典名著《红楼梦》的影响,着重就第五回分析小说中反映的因果业报与轮回。人生苦谛、诸法皆幻以及佛教世界观成住坏空等佛教思想。     

论萧统

萧统应该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因为他编纂了《文选》,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选学”。《文选》不仅是李白、杜甫、陆游幼年识字就要读的启蒙读物,也是人生的入门书,是子子孙孙都要学下去的重要典籍。不仅影响唐诗、宋诗和历代人的思想,还影响汉字文化圈和周边文化;世界编纂史上亦无第二个可以媲美的例子。而作为《文选》指导思想的萧统的文学观和诗学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发展进化论;(二)是文学价值论;(三)是文学审美特征论;(四)是“典”、“丽”兼容的中和美。萧统所有的文学观念,都是植根于儒家的诗学观和时代变迁、审美变化的交汇点上的。     

气与道俱 斯文斐然——林雨化的古文观及其创作成就

清乾嘉之际福州名士林雨化擅长古文创作,其道德文章直接影响了梁章钜、林则徐等人。他古文观的核心是＂真气＂论,认为＂真气＂出于＂中心＂,惟有＂真＂的＂气脉＂流贯全文,文章才能流畅顺达。与出自＂中心＂的＂真气＂相一致,文章的语言风格应该恬淡、平和、自然,这样才能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他的古文创作融合了《左传》、《国语》、《史记》和唐宋八大家等历代名家之长,推陈出新,使文章简洁明达、平和恬淡而又不乏跌宕俊逸、醇雅隽永。     

论《文选》"令"体——兼析拟代体劝禅文的政治与心理特征

令是下行公文中的一种,以简炼朴实为风格特征。但魏晋以还,在唯美思潮和贵族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令文与其他公用文体大多成为文士炫才耀博的载体,以典雅藻辞为美,此风至南朝尤甚。《文选》“令”类唯选《宣德皇后令》一篇,是任日方代宣德皇太后王宝明劝萧衍进位梁公而作,实质是劝禅文。禅让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的主要转移方式,劝禅文则是这一方式衍生的文体之一。任日方先后代拟有多篇以萧衍为对象的劝禅文,但因所代的名义作者身份和写作时间不一,笔法各各有异,都恰当地展示了名义作者与萧衍的关系,并涂上了作者与萧衍特殊关系的心理色彩。     

萧统与文章"原出于五经"

挚虞《文章流别论》提出有的文体“原出于五经”,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提出文章“原出于五经”,萧统则提出“文”的“随时变改”,认为诸种文体不依托五经,是随时代独立产生的,萧统的论证及选文实践是梁代“文”的自觉与“文”的独立的具体表现。     

试论《玉台新咏》的成书

《玉台新咏》是宫体文学兴盛时期的产物,其成书也有着较为复杂的政治背景。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集团的形成,对宫体诗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萧纲的被继立,他们的诗体被冠之以“宫体”之名并遭到攻讦。编写《玉台新咏》是萧纲高明的政治策略,通过编一本收集自古以来有关女性的诗歌总集,将宫体置于文学长河中,证明其合理存在,是对自己因“宫体事件”陷于政治困境的一种解说。     

略论古代民间的司命神信仰

古人认为 ,司命神是文昌宫第四星 ,主督察人命。汉代 ,司命虽为“宫中小神” ,但因其能主宰人之生死 ,神小权大 ,因而地位很高。不仅被纳入国家祀典 ,而且得到民间百姓的普遍信奉。人们不仅在家中别作小屋供奉之 ,出门时也随身携带 ,随时祭祀。说明两汉时期 ,司命神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 ,司命神之地位在逐步下降。     

“为文全在气盛”——曾国藩古文艺术特色之探析

明清八大家之一的曾国藩作为桐城派中兴大将,传承古代文学理论“文气说”,创造性地提出“为文全在气盛”的观点,并认为“气”或指先天的气质,或指人的精神力量,更多是指文章的气势神韵。曾氏在古文创作中,开拓“气盛”途径,通过声调铿锵、排偶句式、倔强个性、文章内容显现出来。曾国藩把“气盛说”扩展为“众艺相通说”,再扩大为“四象说”,超越方苞“义法说”,无怪乎成为桐城派“中兴之明主”。     

萧统《文选》钟情陆机作品原因探析

萧统<文选>中,陆机作品无论是在作品数量还是文体种类上都占据突出地位,本文试从萧统<文选>思想、梁代社会文学审美观以及陆机作品自身特征等方面探索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萧纲赋考论

现存萧纲赋按内容可分为述志赋、抒情赋、咏物赋、宫体赋、游戏逞才赋五类,其中宫体赋最有特色。萧纲宫体赋的描摹程式是由咏物到咏女性,写作倾向上只为描摹而描摹,不动感情。由此推理,萧纲对赋的理解相当通脱,题材无所约束,描写无所顾忌,符合其＂放荡为文＂的文学观。《悔赋》作于侯景乱中,是萧纲少有的严肃主题的作品,萧纲借此痛定思痛、批判现实,表达勘定战乱、中兴国家的信心。《悔赋》与宫体赋主题截然不同,这对于反思宫体文学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文选》谢朓诗刍议

本文以《文选》选录的谢朓诗歌为研究对象,从齐梁之际的文学背景出发,结合《文选》的编选情况以及小谢诗歌创作的实际,探悉《文选》所持的选录标准以及可能的成因,既而通过对"游览"、"行旅"、"杂诗"等概念的辨析,细细揣摩小谢诗歌的动人魅力。     

鲍照在齐梁陈及北朝的接受

齐梁及陈,读者对鲍照的接受更为深入,也更具有文学接受的意味,是鲍照接受史上的发展期。在追求新变的齐梁风气影响下,读者也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对鲍照文本的研究学习及效仿上。编定选集,撰写文学理论著作,模拟前人创作,沈约、萧子显、江淹、萧统、钟嵘、徐陵及北朝的王褒、庾信等一大批史学家、文学家、评论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明他们对鲍照的接受态度,确立了鲍照在诗史上的地位,为唐代全面接受鲍照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