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致宋美龄信手稿

1939年2月15日,陶行知由昆明飞往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会议结束后,他致信宋美龄,一则追叙此前（即1938年10月11日）在汉口与宋氏晤谈情形。二则介绍广西的山洞教育情况：＂那里山洞很多,是天然的校舍,飞机警报来与不来,老百姓都去躲避,是现成的学生;知识分子也去,是现成的先生。三美俱备。＂     

陶行知致宋美龄信手稿

1939年2月15日,陶行知由昆明飞往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会议结束后,他致信宋美龄,一则追叙此前(即1938年10月11日)在汉口与宋氏晤谈情形。二则介绍广西的山洞教育情况:“那里山洞很多,是天然的校舍,飞机警报来与不来,老百姓都去躲避,是现成的学生;知识分子也去,是现成的先生。三美俱备。”     

陶行知在重庆育才学校的教育活动

陶行知在重庆的教育活动始于1939年3月，他到重庆北碚筹组晓庄研究院并着手筹办育才学校，至1946年4月，陶行知离开重庆育才学校去上海。在育才学校期间，是陶行知教育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在一定程度上，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教育活动可以代表他在重庆的教育活动。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陶行知是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主张教学合一，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     

论抗战时期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发展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方面的内容，在抗战时期，陶行知的这一教育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付诸实践，本文主要论述了陶行知在抗战时期所提倡的国难教育理论及战时教育理论，并结合育才学校的创立阐述了“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同陶行知以往的生活教育理论之间的关系。     

难忘的陶行知伯伯

在父亲的朋友里，使我们深感亲切和熟悉的人中，就有陶行知伯伯。[第一段]     

陶行知富有创造精神的教育实践

19世纪20年代中期，陶行知先生就开始了为中国教育找出路的实践活动，在艰苦的岁月中，开展了富有创造精神的教育实践，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的教育思想也影响着身后的教育理论与实践。     

抗战时期陶行知的儿童创造理论与实践

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也是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开拓者。在长期的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活动中，他特别重视儿童创造力教育的问题，对此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提出了一些独创的见解和主张。本文仅就抗战时期陶行知的幼儿创造理论和实践作一粗浅的阐述。     

简述陶行知对孙铭勋思想发展的影响

孙铭勋（1905——1961），贵州平坝人，出身农民家庭，贵阳师范学校毕业，1928年正式入晓庄学校。在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民主思想的教育和影响下，孙铭勋成为最坚决的“生活教育”理想的坚持者之一。他先后参加晓庄纽稚园、迈皋桥幼稚园、新安幼稚园、上海劳工幼儿团、重庆育才学校的创建，参加《生活教育》杂志的编辑工作，曾在社会大学任教。[第一段]     

论陶行知育才学校的音乐教育

1939年7月,陶行知在四川省创办了育才学校,其中音乐组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音乐干部。陶行知提倡的创造精神和创造原则,不但未过时,而且在今天新的教学理念中得到了强化。     

陶行知教育思想对我校办学的指导意义——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115周年暨逝世60周年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伟大的爱国者。他一身致力于教育事业，为追求光明的新中国，为发展进步的教育事业，百折不挠，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追求进步的一生光照后人。他的教育思想是一份珍贵的遗产。”（中陶会副会长杨应彬）1939年7月，他来到正处于抗日烽火中的重庆，创办了后来为世人所瞩目的学校——重庆育才学校，继续他“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为中国教育探获生路”（陶行知《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致王琳》教育科学出版社方明主编《陶行知教育名篇》P105）的道路。在这里，陶先生不仅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活动，还丰富和发展了自己创立的教育理论——生活教育理论，为育才学校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精神基础，这些都成为育才史上最宝贵的财富。今年，是我校的创始人陶行知先生诞辰115周年暨逝世60周年，在此之际，我们全体育才人无比深情地缅怀为教育的繁荣、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一生的老校长。值得幸运的是，陶先生的教育思想还在，他的高尚风骨还在，他的办学精神还在。     

进育才学校前前后后

在未进入育才学校时，我父杨杰已赴苏做大使了。那时抗日战争正爆发，父亲安排我从南京返回故乡昆明，先在三叔家住。到了入学年龄时，被三叔送到万钟街家对面小巷内一小学求学。父亲从苏联卸任回到昆明，又托二姐兆芳，找到一个教会学校继读。父亲到了重庆南岸后，不放心我在昆明，写信给二姐夫朱健飞，托友人用飞机带我到了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