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潇洒洒“拉纤人”——记经济日报记者詹国枢

微笑与文章“有人说你活得比别人累。你觉得呢?”“是吗?”詹国枢左眉微微扬了扬,略带川味儿地反问了这么一句,脸上泛着一种他所特有的微笑,几分憨厚,几分机敏,几分意味深长。他时常会这样微笑,连笑起来都好像是在做文     

刘绍棠的比方

一天,著名作家刘绍棠应邀到南开大学讲学。他讲到文学创作要坚持党性原则时说:“即使真实的东西,也是有所写和有所不写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这时,一位学生向他递了一张纸条,上写:“刘老师,您说作家要有所写和有所不写,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既然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的,存在的就应该给予表现,就可以写。”刘就开玩笑说:“你把你的学生证拿给我看看好吗?”递条子的姑娘呈现迷惑和茫然的神情,刘微笑地解释说:“我是要看看,你的学生证上是不是贴着脸上长疤的照片。”这位姑娘更感莫名其妙:“长疤时谁拍照片啊?怪寒碜。”刘因势利导地说:“是呀!你不在     

编辑 改稿 示例

关于编辑要不要改稿,有两种对立的主张。一种认为要改,一种认为不要改。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编辑不改稿行吗?”文章的主题十分明确:编辑就是要改稿。这当然是主张编辑要改稿的。主张不要改的,又有种种说法。有的说,编辑不要改稿;要改,让作者自己改去。也有的说,名家的稿子编辑不要去改。同是认为不要去改的,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名家哪儿会有错儿,所以压根儿用不着去改。一种认为名家也难免出错儿,可是你不要去改他的。你改了他的,他还会以为自己本来就不错呢!这对名家没有     

漫画与幽默

汽车在水塘里她:“车子坏了。化油器里进水了。”他:“化油器进水?简直荒谬可笑!”她:“我跟你说,车子的化油器里有水!”他:“你连化油器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要检查检查。车子在哪儿?”她“:在水塘里!”看病前天上班时,我觉得不太舒服。同事赶紧陪我去医院。为了能报销,同事让我用他爸爸的名字。我难受得要命,门诊挂号和填化验单都是同事帮我弄的。抽完血,护士交代:“你明天中午到医院的接待处取化验单。”第二天,我不是特难受了,就自己来到医院。接待处的护士问:“你是取化验单吗?”我说:“是。”护士就从抽屉里拿出一大摞化验报告问我:“你…     

看“世博”后悔不后悔

前不久,一南京旧友来并,我说你离上海近,去“世博”了吗？他说那不是“世博”,简直就是“肉博”。饭桌上另一位太原友人说,凡是从“世博”回来的,没有不后悔的!你后悔吗？我摇摇头,又点点头,没有正面回答。     

想起了“自留地”

在一些报社内部有一种说法叫“自留地”,所指为何?就是某些“责任编辑”把自己掌握的一块发稿地盘据为已有,他可以尽情地充分地利用这块“自留地”,“栽种”“自己的菜”,别人休想在他的“地”里打主意,即使有最好的“品种”央他求他“栽”几棵、“种”几粒,都休想做到。有例为证,某市报办了一个《星期刊》,花花绿绿不去议论它,只要看他们每期的作者,差不多期期都是几位“责任编辑”。他们的大作,占的篇幅又长又大,一版登不完还要下转二版,其标题格外醒目,名字所用的字号也比其他作者的名字突出一些。对此,读者当然要持反对态度了。但你反对你的,我有“权”你也奈何我不得。长此以往,不容讳言,这样办报一定会失去读者的信任的。     

泪

我是一个不太爱哭的人，但是有时候也会挤出几颗“金豆子”，不过这些“金豆子”也分酸、酣两种。 有一天，我正在无聊地看着嬉戏玩耍的同学。突然从我的身后传出一声“打开了”的叫声，我向后一看，原来是林星超把韩康的秘码文具盒打开了，看他那神情，简直比哥仑布发现新大陆还要兴奋。我便问他：“你是怎么把它打开的？”于是，他详细地告诉我打开文具盒的窍门。正当他说的眉飞色舞、沫星四溅的时候，韩康从外边跑了回来。林星超顿时站在那一动也不动，好像是一截木桩。韩康走到桌子旁边，看了看半开的文具盒，仿佛明白了几分，立刻冲着…     

按摩麻辣烫

“异性的吧?”9月30日,也就是“十一”长假的前一天晚上,戴晓蕊跟几个朋友在咖啡馆坐到11 点半,12点,敲开家里的门。母亲来开门的速度很快,且没有像往常一样嘟囔她为什么不带钥匙。“张骥呢?张骥回来了吗?”戴晓蕊一边脱鞋一边问。母亲马上凑上来,神秘兮兮地说:“他呀,他去找小姐按摩去啦!刚走。”“什么找小姐呀,妈你别乱说。”“大半夜闹个女的摸来摸去,有什么好啊!你太相信他啦,傻闺女,我看张骥早晚要学坏!”对     

从记者到大使——访王殊

1972年7月初一个炎热的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西侧的会客厅。新华社驻波恩分社记者王殊独自坐在客厅里。一天以前,他从波恩赶回北京,此时静坐在沙发上,思绪起伏,期待的目光频频注视着客厅的入口。他在等待着周恩来总理。不久,周总理走进来了,“你就是王殊同志吧”,总理一进门就跟他打招呼。王殊迎上前去,总理带着微笑上下打量着这位衣着朴素的记者,又问:“你在西德穿什么衣服?怎么现在不穿呢?”王殊轻松地笑了:“我一回北京     

文人的味儿——从余秋雨谈起

读余秋雨的文章总有一种地域的认同感,换句话说,总觉得文章是出自一个南方人,甚至可以更确切地说,出自一个江浙一带人之手,这就是所谓的“海味”十足的缘故吧。常听人说起“海派”“京派”,那么何为海派京派,似无确切定义;窃以为,海派文章与京派文章相比,无非写得聪明些,灵秀些,读来更轻快些,这也许也是余文的特色吧。余文老少皆宜,雅俗共赏,一时洛阳纸贵,为何?这是由于他的“化功”地道,他能把景观、文化知识与自己的体验感受融化出一篇篇洋洋洒洒、有品位的记游文,亦能处处顾及文化,而这文化又非专一性,而是普及性的,正投合在广大读者口味的共同切面上。我读了他的《文化苦旅》和《霜冷长河》,两者比较,觉得《文化苦旅》强多了,这确是一本优美、顺畅、有一定文化     

呵,山杉——记我国第一位赴南极的女电视摄影记者

“真有你的,山杉!”1988年初春,在中国美术馆三楼展厅,“白山杉南极考察纪行摄影展”上,我们又见面了。见了面,我就想捶她一拳。又一想,都不小了,干嘛呀!于是学会了收敛。两三年,我们没见面了。这次我才发现,南极一趟,山杉依然是山杉:没有流曳的风韵,没有拂人的妩媚。有的,只是她之为她的独特的蕴藉:平实、纯朴,永远地给你一种年轻的动感,永远地让你觉得,她,是“春天里的一把火”。我完全可以正儿巴经地问她:“去南极的念头因何缘起的?”是不是活腻味了,也想来点儿探险?”可我什么都没问她。我和她,一问一答显得多余。我甚至觉得:什么都不说,才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最佳意境。该说的,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全说尽了。     

在继承中开拓的人——记上海青年报总编辑丁法章

在上海,有这样一位同行。个儿一米七八,年龄40出头,微笑中有一种刚毅的神彩。他反应敏捷,处事沉着冷静,对事业有执着的追求。他,就是上海青年报总编辑、市记协副主席丁法章。是大地滋润了他的生命关于他,人们不止一次地向我说起过,我也不止一次地与他闲聊过。“献身党的新闻事业,是我最大的心愿!”他说这话时是那样的虔诚。1966年,他由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推迟一年分配。当时在他面前有两个去处。一是留上海,生活上可以舒坦些,但不能从事新闻工作;另一个是去外地,道路有些艰难,落脚点是一家山区小报。他毅然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刚生产的爱人。丁法章到了山地和丘陵占全省面积60％的江西省,先在赣中报,后到江西日报。在6年多的时间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你知道的。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梁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     

“克里空”教子

父:小明,你的作文怎么得了个“○”分? 子:老师说我写的尽是假话。父:谁教你那样写? 子:爸爸,就是你呀! 父:胡说! 子:你忘啦,上个月你在报上发表的马书记退礼品不就是假的吗? 父:哎呀,你,你,你这孩子……! “白字佬”训娃父:宝宝,用“贪梦”这个词造个句听听。子:爸爸,不是“贪梦”,是“贪婪”。     

稿费风波(小小说)

“小郑的小说发表啦!”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把整个村子轰动了。最先受到震动的是小郑的妻子小王。这天早上,她从河边洗衣服回来,迎面撞上乡邮员小李子。“嫂子,这下该你请客了吧!”小李子诡秘地笑着,将手中的汇款单向上扬了扬:“郑才的小说发表啦,这是杂志社汇来的30元。”“啊?”郑才的妻子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她一把从小李子手里抢过汇款单,仔细端详:果真,30元,心里不觉一阵激动。     

女人

白水是个老实人，又是个有趣的人。他能在谈天的时候，滔滔不绝地发出长篇大论。这回听勉子说，日本某杂志上有《女?》一文，是几个文人以“女”为题的桌话的记录。他说，“这倒有趣，我们何不也来一下?”我们说，“你先来!”他搔了搔头发道：“好!就是我先来；你们可别临阵脱逃才好。”我们知道他照例是开口不能自休的。果然，一番话费了这多时候，以致别人只有补充的工夫，     

不要干“文如编者”的事

看过微型小说《新闻报道》,着实令人发笑。步其余韵,也想“亲自”说点话。有一些骚人墨客,为了贪闲省事,想开办“文章工厂”,用同一的模式制造文章。科举时代的“八股文”就是突出的例子。目前有些编辑,虽然对刻板文章不感兴趣,却又不自觉地落入它的俗套。小说中的主编大人用“亲自”成癖就是如此。类似的毛病还有:你在花枝上留下几片绿叶,他认为那是累赘,非扫除干净不可;你写一篇正立方体的文章,他要削成圆蛋形才发表;更有甚者,还在你的文章上添枝加叶,把一些不是你主观意愿的话加到你的头上。结果     

岂不难为编辑

看了《新闻战线》1991年第1期上凌大同志的《何以“一稿三用”?》,完全同意其观点,但仔细一想,又觉得这未免有些太难为我们这些当编辑的了。编辑收到钢笔抄写、油印、复印的稿件是常有的事。但你如何判定它是一稿一投,还是多投呢?比如,你可能认为钢笔抄写的是一稿一投,但你能断定他不会多抄几份吗?你也可能以为油印、复印的是一稿多投,但你能断定他不会另有用途吗?如     

从一场风波想到的……

今年3月1日,我们电台播出了一封来自新桥乡荣庄村的听众来信,题目是《镇压麦田要因地因苗制宜》。3日,荣庄村来了一位村干部,气呼呼地找到我,说信中提到“荣庄村非让每人镇压一亩小麦不可”是假的。接着他质问:“电台能不能说假话?”我说:“我们绝对不允许搞失实报道!”他一听,拍桌子说:“明天我也写一篇假的,你也得给我播!你说不让搞事实报道,不就是叫说瞎话吗?”原来他不懂我们的新闻术语,误把“失实”当“事实”了。一场误会,使我想到广播新闻,起码有两点要注意:     

岂不难为编辑

看了《新闻战线》1991年第1期上凌大同志的《何以“一稿三用”?》,完全同意其观点,但仔细一想,又觉得这未免有些太难为我们这些当编辑的了。编辑收到钢笔抄写、油印、复印的稿件是常有的事。但你如何判定它是一稿一投,还是多投呢?比如,你可能认为钢笔抄写的是一稿一投,但你能断定他不会多抄几份吗?你也可能以为油印、复印的是一稿多投,但你能断定他不会另有用途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