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

科学地总结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的经验和考察新诗的现状就会发现．中国现代诗学正面临三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和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新诗面临二次革命．以迎接新的复兴。三大前沿问题就是二次革命的内容，直接关系到新诗的兴衰。     

传播与新诗主体地位

在吕进提出的新诗“三大重建”中,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与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相比较,似乎显得更为外在于诗歌艺术。但正如吕进所强调,现代人生产、生活方式的大变化“为增多诗体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传播这一同样处于“大变化”之中的外在性因素,其实已经内在于诗歌发展,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条件和可能”。网络及多媒体等媒介的出现,为新诗发展带来了多样化的表现。     

论胡适早期的诗歌主张

“五四”前后,胡适最早尝试新诗的理论建设。他的诗论,以诗歌形式革命为根本,以谋求诗体解放为宗旨,开创和奠定了新诗的新传统。文章着重从“诗体大解放”主张对晚清“诗界革命”的超越,“自然音节说”对现代新诗发展的影响两个方面,考察和评价胡适新诗理论的开拓性贡献。     

论新诗诗人误读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原因及后果

由于20世纪，特别是世纪初中国处在一个革命的浪漫时代，新诗诗人又是以年轻人为主体，很容易与浪漫主义精神产生共鸣，因此浪漫主义思潮流行中国，浪漫主义诗歌成为对新诗产生了最大影响的外国诗歌流派。这种影响不仅来自浪漫主义诗歌本身，也源于新诗诗人对浪漫主义诗歌的“误读”。新诗诗人夸大了浪漫主义诗歌从抒情内容到体形式上对传统的颠覆作用，特别是夸大了诗人生存方式的“革命性”和诗体方式的“自由性”，助长了新诗诗人在做人方式和作诗方式上对“自由”的过度追求，特别是误以为诗体的大解放是浪漫主义最显的一个特点，严重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     

大众传媒与新诗的音乐性——基于对重建新诗传播方式的思考

鉴于目前中国新诗的贫弱,吕进教授高屋建瓴地指出,新诗要振衰起弊,必须要完成三大重建：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因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的枯荣变迁和每一时代的传播方式息息相关。     

从"白话语词入诗"到"诗体大解放"——胡适新诗主张的形式问题分析

胡适是中国新诗的创始人。胡适在尝试“白话诗”创作的动机,是为了证明“白话语词”也可以入诗。不过,后来胡适所提出“诗体大解放”的理论实质,却是“打破中国传统诗歌形式”。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之中所列举的众多传统白话诗人的诗歌作品,证明了白话语词可以入诗的观点,同时证伪（而不是证明了）他的“诗体大解放”的诗学主张。胡适不能区别“白话语词入诗”和“诗体大解放”的两种诗学主张的不同学理,源于胡适对于白话概念的模糊认识、以及他对于白话诗概念的两次不同定义。     

观念的联络与嬗变——关于“中国现代诗学史略”的思考

由六大核心观念更迭形成的中国现代诗学史大致可以划为六个发展时期。诗体解放论：奠定新诗发展的坚实起点；为诗而诗论：开辟新诗发展的第二纪元；大众诗歌论：实现新诗发展的方向转换；综合传统论：探索新诗发展的宽广道路；服务政治论：构建新诗发展的政治模式；个人写作论：开启新诗发展的无名时代。在这发展过程中始终交织着新诗的善和新诗的美的双重变奏。呈现的面貌或是偏离。或是融合。或是消解。中国现代诗学观念尤其是核心观念的演变，是超越新诗流派的，它受到新诗发展内部和外部诸多因素的制约，对各种诗学理论应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判断。     

吕进新诗文体学理论

新诗文体学的研究是新诗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吕进的新诗文体学理论有着坚实的品质和丰富的内容.他从创作和理解新诗作品出发,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新诗文体学理论、审美视点、言说方式、"对话与重建",新诗二次革命成为吕进新诗文体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主题.中国现代诗学要实现与中国传统诗学和外国现代诗学的对话,在迈进21世纪以后的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中国新诗的美学使命.     

有体与无体:中西方自由诗的本质差异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是社会的政治革命和文学的文体革命大爆发的时代 ,出现了世界性的诗体解放 ,自由诗革命及自由诗在英、法、德、中等国涌现。英语诗歌的意象派诗歌运动和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东西方最大的自由诗革命 ,产生了英语诗歌的“自由诗”和汉语诗歌的“自由诗” ,两者的文体特征却有巨大的差异。在“自由诗”的概念上 ,中西方有质的区别 :西方的自由诗是有“诗体”的诗 ,至少建立起了“准定型诗体” ,诗的表面韵律仍然受到重视。中国的自由诗极端地打破了“无韵则非诗”的原则 ,没有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诗体”。应该改变百年来西方自由诗在中国的称谓 ,将freeverse译为自由体诗 ,还应该把中国的自由诗改称为“自由体诗”。这样才有利于新诗的诗体建设 ,特别是对当前诗坛进行的“诗体重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中国新诗音乐性探求的现代轨迹

“五四”时期开始的新诗革命意在打破诗体限制,推翻传统词调曲谱的束缚,创造一个“崭新”的诗歌世界,这使新诗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是否需要音乐性、如何重建音乐性的问题。本文意在通过对现代新诗音乐性的精神品位和意蕴流变的探寻,展示新诗在音乐性这一维度渐进迈向“未来的完美”的运动步伐。     

现代诗歌观念重建的难题与出路

现代诗歌观念重建是现代诗学的面临的重要的美学任务,“诗是什么”是现代诗学无法回避的艺术难题。与散文的比较是诗歌观念重建的重要途径;新诗观念的形成还需要更多地从诗歌文本出发,研究构成现代诗歌之为诗的可能性条件,总结其中有意义的经验和情感表达的方式,在文本细读中逐渐形成新诗的观念,建构起新诗观念的合法性。     

诗歌重建的标尺——评吕进《对话与重建》

《对话与重建》是吕进继《中国现代诗学》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学术力作，它重点阐述了吕进近几年来对诗歌和诗学建设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对《对话与重建》的分析，论述了它在诗体重建和诗歌精神重建等方面对当下诗歌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     

"破坏"与"建设"之间--论胡适新诗文体理论

胡适是中国新诗运动最早的理论倡导者,他对新诗文体的贡献在于一“破”一“立”。“破”在于打破旧的诗歌形式,倡导“诗体大解放”;“立”在于积极提倡自由诗。胡适建构了自己的新诗文体理论,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贡献,但也存在不足与局限。     

论西方现代诗歌运动对新诗革命的影响

中国的新诗革命是世界现代诗歌运动的一部分,深受西方现代诗歌运动的影响.由于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激进时代,西方现代诗歌运动中的自由诗革命得到了中国新诗人的极端重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英、法等国的诗的自由化、散文化的诗体解放倾向被中国新诗人故意夸大,助长了新诗诗人对古代汉诗诗体的极端否定,使新诗革命由本应是纯粹的文体革命变味为政治性的文体革命,其破坏性不仅超出了汉语诗歌当时的承受能力,而且影响了新诗初期及以后百年的诗体建设.     

朱自清诗论：辩证性与“集成”性的统一

朱自清诗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是关于诗体的理论，其二是关于诗歌内容的理论。前者阐释了自由诗与格律诗、歌谣与朗诵诗、短诗与长诗等问题，后者论述了新诗要反映现实人生，要表现情感、感觉、哲理，要具有鲜明独特的风格等问题。在具体阐释这些问题时，较好地结合了历史和时代的特点，具有“集成”性和辩证性。它对新诗及现代诗论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吕进新诗文体学理论

新诗文体学的研究是新诗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吕进的新诗文体学理论有着坚实的品质和丰富的内容。他从创作和理解新诗作品出发,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新诗文体学理论、审美视点、言说方式、＂对话与重建＂,新诗二次革命成为吕进新诗文体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主题。中国现代诗学要实现与中国传统诗学和外国现代诗学的对话,在迈进21世纪以后的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中国新诗的美学使命。     

胡适白话诗学的现代阐释

胡适现代诗学创建于“五四”前后，它的核心理念是“诗体的大解放”，环绕它的“白话利器”论与“自然音节”论则是与之相辅相成的两个命题，它们三位一体构成胡适的新诗学。近百年对其评述有毁有誉，但若重新发现、重新解读，便会真正认识胡适诗学的理论价值及其所具有的对于汉诗解构与建构的内在张力与不尽活力。     

论现代新诗的文体建设

现代时期是新诗体建设最有成效的时期，新诗由草创逐渐走向成熟。但是由于革命、战争等原因，现代新诗的体建设道路曲折，仅仅初步建立起音乐美和建筑美两大诗形以及小诗、长诗、新格律诗三大准定型诗体，经历了激进的草创期、全面的重建期、局部的建设期的流变轨迹。五四激进的政治改革和化革命思潮极大地影响了新的体建设。现代新诗的体建设受到外来诗歌、民间诗歌和古典诗歌三大影响。     

《新诗大千》:于细微处见功力

诗歌是以形式为基础的学模式，对诗歌形式的研究是诗歌的重要方向。诗体是诗歌形式的最终表征。在中国新诗中，诗体还远远不够丰富，既有的诗体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乃至缺陷，要张扬诗歌独特的艺术特征和演变规律，就有必要对新诗诗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陶保玺的《新诗大千》是一部研究新诗体式的重要作，以新诗的两种主要样式新格律诗和自由诗为对象，对新诗的体式特征进行了全面总结，提出了一些具有诗学意义的见解。     

美国新诗对中国五四诗歌的影响

以“诗体大解放”为号召的五四新诗运动带来了汉英诗歌的又一次大交流。五四时期的新诗人胡适、卞之琳、戴望舒、李金发等人的新诗主张和诗作,深受美国意象派理论及其诗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