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辞达”说的创造性

苏轼的“辞达”说是对孔子“辞达”说的创造性发挥，是苏轼一生创作实践的总结，是他学思想最成熟的表现，是他独特审美情趣的集中表现，更多地表现了他学思想的创造性。     

“辞达”论与孔子的实用主义文艺观

孔子提出"辞达而已矣"这一论题之后,历代学人从不同的维度对其进行了或浅近或深入的阐发。而从"辞达"论与孔子的实用主义文艺观的交叉点入手进行探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辞达"论体现了孔子的实用主义倾向,表现在追求言尽意的表达效果,重视"辞"在政治、外交活动中重要作用的发挥及其所发挥的效应,以及力图借助有德、有仁之言辞提升与表现君子的道德修养。     

“辞达”与“辞巧”

文章从修辞学的角度论述了孔子的“辞达”与“辞巧”观,认为“辞达”与“辞巧”具有辩证统一性,“达”与“巧”的对应关系是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之间的关系,最后文章还指出“修辞立其诚”是“辞达”与“辞巧”的大前提。     

孔子“辞达而已”新论

孔子"辞达而已"一说的提出有其具体的文本和文化语境,对此的理解需要放在"辞"与"文""言"等不同用语的比较中。通过对不同文体的文本解读和分析,能够发现"辞-言-文(道)"是一个彼此独立但又相互勾连的系统。"辞"作为语言修辞,其独立性表现在孔子"修经"的过程对待不同文体的文本有意识地区别其阐释空间的差异,以及在解读时运用不同的阐释方法。而在"辞-言-文"这个结构里,孔子对待不同文体文本之"辞"的方式在根本上又是一以贯之的,这表现在"六经"都是"道"的呈现方式。     

王世贞对“辞达论”的承继和发展

王世贞早年重“辞修”,晚年承继孔子、苏轼“辞达”论,以境界、自然阐发“辞达”之旨,将“辞达”提升至一新高度,袁宗道等对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存有误解,以“辞达”反驳王世贞,实有隔靴搔痒之嫌。     

关于苏轼的“辞达”说

“辞达说”是苏轼后期所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文论。“辞达”的说法源自孔子,但苏轼却做出了独特的发挥。他认为“辞”之“达”决非易事。一难难在时“物理”、“物之妙”和“已意”认识不易;二难难在已认识到,表达更为不易,非有高超的语言技巧不可。苏轼这一观点是针对王安石科举改革给文坛造成的弊端而提出来的。它有力地纠正了当时“千人一腔”的粗陋文风,有效地保证了宋代散文的健康发展。     

浅析孔子的“仁”之道

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以至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仁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儒学的理论基石。孔子仁学是对社会人生的观照,要求＂人＂参与社会、关心天下,求得＂我＂与＂他者＂和谐一致。仁的发现原本是对礼的意蕴深入开掘的结果,而礼的价值也正由仁的发现而重新确立。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     

孔子“藏富于民”的思想及其现代启迪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论语》中处处体现孔子的这种经济思想。孔子从＂仁＂的角度出发提出＂藏富于民＂的思想来告诫统治阶级富民与治国之间的关系。＂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同时孔子也把＂仁＂的思想贯彻到经济思想的这一领域即＂藏富于民＂、＂节用而爱人＂等。通过这些简单而朴素的经济思想的背后解读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历代学人论“辞达”

孔子提出“辞,达而已矣”这一语言学命题后,历代学人以不同的视角对它进行了或平实的解说,或深入的阐发,提出了“辞达要在只须达意,无颊华藻”等八种理解。这八种理解大体显示了我国这一语言理论自身从简到繁,由浅入深的历史发展和演进的轨迹,同时还给人以其他某些启示。     

“辞达而已矣”辩证——也谈写作基础

近来写作之谈,趋于“现代”。而称谓现代,即以西方文学为楷模,从心理、思维、结构、传播、接受诸学入手去论写作,这是好事。但中国人毕竟是用汉语写作,因此,要使写作研究不脱离实际,写作理论家们似乎还应用现代思维方法去研究研究中国的传统写作理论,使之系统化现代化,才对于汉语写作者们实有裨益。 中国的传统写作理论,似乎可用孔子的话作为中心,那就是“辞达而已矣”,也就是《尚书》里面说的“辞尚体要”。事实上,“辞达而已”四个字,表达了内容与表现形式的辩证关     

辞主乎达 不论繁简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洪迈曰:“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有当也。”(《容斋随笔》)顾炎武曰:“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日知录》)孔子只笼统地说“辞达”,即写文章言辞要足以达意;洪迈和顾炎武则更进一步指出繁与省或繁与简     

谈“德”对孔子的启示和《论语》中的仁圣关系

＂德＂对孔子启发很大,他在＂德＂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仁＂,但是孔子所提出的＂仁＂并不是孔子思想的最高境界,在《论语》中,孔子还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圣人＂形象。在以往的孔子思想研究中很少涉及到圣和德,而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孔子的思想核心———仁上。本文主要论述＂德＂对孔子思想的启示以及《论语》中仁和圣的关系。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辩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是孔子在《论语》中对于＂妙音＂的高度评价,是儒家音乐思想的现实体现,不能诠释为＂我并不期望音乐这样美妙＂或者＂音乐没有必要这样美妙＂,而且在对《论语》的经典解读中也多释为乐美而令人陶醉。     

苏轼"辞达"理论及其创作

“辞达”的概念最先由孔子提出，苏轼对此做了创造性地发挥，指出文学创作做到“辞达”并不易，并且遵守“辞达”并不是不要文采，恰是文采最自然的表现。这一理论是苏轼一生散文创作实践的总结。     

从“仁人”到“仁政”

高中语文学习到《中国文化经典研读》（选修教材）时,学生问及孔子和孟子都主张＂仁＂,那么他们的＂仁＂是否有不同呢？当然有不同,孔子的＂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而孟子是＂仁政＂思想的提出者。     

对老子之“礼”、周公之“礼”和孔子之“礼”关系的再认识

老子说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多数学者认为这是老子针对孔子的＂克己复礼＂的主张而提出的反对意见。随着对老子研究的深入以及地下出土文献的开掘,传世文献中的一些记载也有可供商榷之处。合理地界定老子之＂礼＂、周公之＂礼＂和孔子之＂礼＂三者各自的所指范畴,不难得出结论：老子的思想是针对周公之＂礼＂提出的。老子和孔子对＂礼＂范畴的界定并非指向同一层面,但内在的精神具有一致性;二者都对周礼进行了批判性改造。     

论孔子的“安人”之道

＂修己安人＂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着重论述孔子的＂安人＂思想,试图从孔子提出的具体行政措施——＂安人＂之文和这一措施所蕴涵的孔子的社会哲学及管理思想——＂安人＂之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孔子＂安人＂思想的施行所需的社会条件和对＂上知＂之人的依赖。     

孟子“亚圣”地位确立的历史原因

孟子先祖孟孙氏家族与孔子渊源深厚,而孟子本人又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故孟子对孔子推崇备至,尊之为＂圣人＂,一再表明＂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的心迹。由于孟子的行迹、际遇、学行志趣多与孔子相近,因此,自汉儒开始,便以孔、孟并称,视孟子为孔子衣钵的传人,孟子的＂亚圣＂地位也逐渐获得了官方认可。     

“岭南儒宗”崔与之蜀中诗论

崔与之曾＂七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是南宋后期有名的贤臣。而他同时也作为一位文学家名世,有＂岭南儒宗＂之称,并开创了＂菊坡学派＂。嘉定十三年（1220）他奉旨入蜀,在蜀五年,政绩颇多。而他在这期间也间有诗作,惜现存不多。从仅存的蜀中诗来看,崔与之在蜀中交际颇广,时常与丁黼、李曾伯、洪咨夔等人唱和,而这也成为他蜀中诗歌的一大特点。     

“中庸”是孔子之道“一以贯之”的方法

孔子说自己的道是一以贯之的,却并没有明确说自己的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又是用什么贯串起来的。后人恰恰多就这两个问题各持己见,争论不已。关于孔子的＂道＂,有三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仁＂、＂礼＂、＂仁与礼＂;关于＂一以贯之＂的＂一＂,有的认为是＂忠恕＂（这种说法较为普遍）,有的认为是＂中庸＂,也有的认为是＂仁＂,还有的认为是＂礼＂。不管哪种说法,要搞清孔子之道一以贯之的＂一＂是什么,如果从孔子生活的时代、孔子的人生理想、孔子中庸思想的形成、孔子的人生实践来分析其思想观念,就会明白,＂中庸＂应该是孔子之道＂一以贯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