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的两部集大成之作--《史记》、《红楼梦》比较谈

从创作动机来看，《史记》和《红楼梦》都是在人生遭受严重挫折下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思考，都是“发愤”之作，从思想内容看，《史记》和《红楼梦》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广泛汲取前人思想成果的结果，分别是当时华夏化和集大成之作；从认识人才价值和艺术高度看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典范性。它启示我们：忧患意识和“实录”精神，永远是史学家和学家的必备素质。     

《史记》引《易》说

该文通过分析指出,《史记》援引《周易》条例有三种方式：一为《史记》中关于占筮的记录;二为直接引用与化用《周易》经传原文;三为著述易事阐发易理。从而揭示出司马迁对《周易》的熟练运用,这对于全面把握《史记》创作思想与《周易》精深哲理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价值。     

《史记》创作思想中的《易》理渗透

司马迁创作《史记》深受《易》理的影响,《史记》的创作宗旨,《史记》的体例与《易》理的精神是一致的,这对于深入把握《史记》的思想很有意义。     

再探《史记》的创作动因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史记》的创作动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故此古今学者以＂发愤著书＂为《史记》定论,并把＂李陵之祸＂作为＂发愤著书＂的缘起,甚至有学者把《史记》的成功归结为＂李陵之祸＂。但从＂发愤著书＂说提出的时间、《史记》前后思想内容和感情基调的不同来看,这种观点又有不妥之处。《史记》的创作具有多种动因。     

论司马迁的创作心态

司马迁《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介绍了《史记》写作的缘起和主要内容。《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二者历来是研究《史记》、司马迁生平、思想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拟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客观原因来探寻司马迁的创作心态。     

《周易》对《史记》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思想深受《易》理的影响,《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是其《易》理思想的具体体现。本文从人物典型化手法、含蓄化手法、互见法、悲剧人物、传奇色彩五个方面展开论述,说明《周易》与《史记》二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娜拉现象"与《雷雨》

“五四”运动初期，易卜生及其剧作《玩偶之家》以及作品中主人公娜拉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大批“娜拉”式的具有全新的价值观念、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的现代新女性形象涌现出来。在中国，创作思想上与易卜生相通并在创作上得到易卜生创作真髓的是曹禺。《雷雨》是曹禺写得最好最成功的剧作之一。《雷雨》与《玩偶之家》从创作思想、作品中矛盾冲突到思想内容、人物形象都有相通之处又各具艺术魅力。两部剧作都各自着力塑造了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繁漪是个失败的娜拉。《雷雨》是话剧这一西方艺术形式本土化的一个典范。     

诗评《史记》人物的历史轨迹

评论《史记》人物的诗歌是《史记》评论成果的一种重要形式，与其它评论形式几乎同时，诗评《史记》人物出现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兴盛于唐宋。诗评《史记》人物见解深刻，感染力强，具有其它评论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     

发展性课堂教学评价的应用案例——以苏教版《〈史记〉选读》为例

《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是苏教版《史记选读》第一模块“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司马迁其人其事”中非常重要的篇章，司马迁在这两篇文章中，将自己的家世谱系、生活经历、志向抱负、创作始末等等作了含蓄而深刻的表述。实际上，这是整个《史记选读》的导引，是解读整部《史记》的一把钥匙，是研究司马迁生平与思想最直接的资料，其史料价值...     

《史记》文学性界说─—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

本文试图对《史记》文学性给予界定。它从前人对《史记》文学性的认识过程及今人对这一认识的分歧谈起，指出如今问题的症结和焦点已经不是《史记》是否使用了文学手法问题，而是《史记》是否具有文学创作的性质问题了。文章分别从道理上和实质上─—着重从所写内容对象（以人物为中心，对人物“为人”特别关注，使笔下人物具有了文学上“人学”的人的特点；写进了作者的人生体验、生活发现以及作者的理想、追求，是经过审美观照之后的审美创作）、作者的写作目的和动机（不但有历史家的强烈使命感，还有文学家的创作冲动；不但为中华民族述史，而且为中华民族写心，把自己作为民族的良心）、作品的表现方式和创作方法（重点从心理描写、人物语言、人物典型化考察分析）、以及将《史记》及《史记》据以为素材的那些先秦典籍中得到的实证几方面进行论证。同时，本文就《史记》文学性的概念、《史记》的文学创作性质与《史记》作为“实录”的关系作了简要界说。     

司马迁对先秦哲学“侠者意识”的继承与发展

先秦主流哲学中蕴含着侠意识，司马迁则在继承其精华的同时，更在西汉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将其发展为理论，使其成为创作《史记》、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思想依据之一。而侠意识亦凭借《史记》之影响，而成为中华民族优秀道德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思想及艺术两方面，对近现代武侠小说的创作发挥着重要影响。     

《史记》在传记文学史上的地位——兼论其对韩国的影响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文学著作。它不仅对中国的传记文学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在韩国史书里也显示着深远的力量。如对高丽王朝金富轼所著韩国民族第一部纪传体正史《三国史记》便是一个突出例证。《三国史记》在写作体例、表现乎法、创作态度、评价人物方式等多方面都全面吸收了《史记》的特点和长处。另外,《史记》做为第一部传记文学在世界上同样具有巨大影响和先驱地位。     

论司马迁对屈原研究的历史贡献

司马迁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屈原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史记》中的《屈原列传》。他以历史传记的形式,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屈原的家世、生平,建构了屈原生存其间的历史语境,为研究屈原的思想、创作提供了历史资料的支持。     

试论《红楼梦》与《史记》《离骚》的关系

运用史比较的方法，论述了《红楼梦》与《史记》、《离骚》之关系。曹雪芹在开篇中即表明，《红楼梦》在创作动机、目的以及方法等方面受司马迁的影响很深。《红楼梦》对各种花(女性)的描写及其态度。与屈原《离骚》中的“香草美人”都是主体对象化的结果，化符号的趋同，反映出对现实的怀疑与否定的思想。同时也寄托了作们的美好的理想。     

《〈史记〉选读》的网络教学探讨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的历史文明留下无数的典籍文献,其思想精华穿透历史风云,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史记》以其新颖的编排体例,细腻的人文情怀,为后世史书编纂奠定了深厚的发展基础。鲁迅评价为“史家之绝唱”,充分肯定《史记》在史学界的价值。《史记》是历史人物的长廊,帝王将相,大贾俳优等各种人物尽列其中,司马迁以其独特...     

在人学与神学的环行道上徘徊——略论《史记》创作倾向的矛盾现象

《史记》作为一部“实录”和创作高度统一的历史文学巨著,它的思想倾向是极其复杂的,作者贯穿在其中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道德思想、文学思想等等可谓洋洋大观。本文对这些不进行分门别类的引证,因为各种教科书、专著都作过系统阐述。本文只想从作者创作倾向中的历史观这一特定角度,触摸其纵横交错的思想体系的脉膊。用一个比喻来说,《史记》好象一架历史的天平,天平     

从《太史公自序》看司马迁的儒家文化继承

司马迁写作《史记》,继承了周公、孔子的思想,这在《太史公自序》一文中有明确的阐述。 《太史公自序》中最感人的部分是“见父于河洛之间”这部分。这里司马迁借父亲之口阐述了《史记》的创作背景,是我们了解司马迁思想的重要文献。     

司马迁的礼学思想

礼学思想是儒家最基本的特征 ,司马迁的《史记》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礼学思想。本文从司马迁对孔子礼学思想的继承、司马迁关于礼学的一些论述、司马迁论礼与法、礼与乐和《史记》在内容与形式方面体现出的礼学思想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史记》的辨证艺术

司马迁不仅是我国汉代的伟大历史学家和文学家,而且是杰出的思想家。他不仅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的辩证法思想运用到《史记》的写作上,就形成了《史记》的辩证艺术。一、历史的“实录”原则与文学的表现方法《史记》首先是历史其次才是文学。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是坚持了“实录”这一根本历史原则的。因为他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来写作《史记》的,他所记叙的史实     

司马迁《史记》创作动因论 --从《太史公自序》说起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因是多方面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终极目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动因。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直接动因是为了“事亲”、“事君”、“立身”而“以显父母”、扬名天下。本文试从司马迁“事亲”、“事君”、“立身”三方面来谈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