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初浙江与朝鲜和南洋诸国的交往

明朝在初期与海外各国均建立了友好关系,并通过朝贡贸易方式确立海外诸国与明朝的藩属关系,与海外各国的联系空前密切,尤其是郑和七下西洋,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浙江作为明代初期重要的对外贸易基地,在中国与朝鲜和南洋诸国的交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御夷狄”与“通财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政策取向

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性质,需要克服“开放—封闭”二元判断的局限,揭示政策的历史逻辑。华夷观念和天下秩序的绝对原则决定了海外贸易政策首先是“御夷狄”的取向,也使中国古代王朝不可能与海外诸国发展出国家间的对等贸易关系。中国与海外诸国互补性经济需求使海外贸易政策又有“通财用”的取向,且不断增强,从以物品消费需求为主逐步发展到以财政需求为主。宋代以后,东南沿海地区海洋性地域特征日益显现,亚洲海洋贸易迅猛发展,成为内外动力,推动海洋贸易政策总体上不断走向开放、专门化和系统化。从汉唐到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始终是华夷理念和朝贡体制下的“御夷狄”和“通财用”,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变革。这一量的积累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势力和不同国际关系规则的全球化浪潮交互作用,使清朝逐步改变既有轨道,被动接受新的体制和观念。     

东南亚客家华侨的精神与物质生产方式——兼论作为媒介交流的客家文化(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

千百年以来,客家人从"过番"到达东南亚国家而成为居住国华侨的时候起,两种文化(文学)就不断交流与相互传播。即使在"海禁"时期,海外华侨凭着这份少有的执著秉性,依然守护着客家优秀传统文化的火种,薪火传承,浴火重生。客家华侨拥有着未来的光明与希望。客家文化、文学与东南亚南洋诸国的文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极大地加深了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文化交流与相互传播,也为当今"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部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朝册封海外贡使官职初探

宋朝有册封来华朝贡的海外贡使的习惯。大体而言,宋朝授予海外贡使的官职类型主要有文散官、武散官、检校官、环卫官、寄禄官、武官阶、勋、爵等,级别高低不一。宋太祖至宋真宗时期(960年—1022年)所授予海外贡使的官职级别要高于后期;文散官、武散官、检校官、勋的级别比较高,爵的级别比较低;授予交趾贡使的官职类型最为丰富(其中所册封贡使刺史之州名一般为交趾所辖州或者宋朝少数民族羁縻州),南海诸国的类型比较单调,多为武散官和环卫官。所有官职均属荣誉性质的虚职。     

传播学视野下郑和下西洋中的物质文化传播

在郑和下西洋中,郑和使团与海外诸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传播,物质文化传播是其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在郑和使团与海外进行的物质文化传播中,无论从传播者还是受传者来看,作为传播媒介的物资都有一定的传播意义,传播目的明确,传播类型多样,传播范围广泛,实现了一定的传播效果.     

罗马海外侵略胜利的原因和对罗马社会的影响

公元前三世纪上半期至二世纪下半期,罗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诸国。这一百余年来的海外战争,对罗马奴录制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本文拟就罗马海外侵略胜利的原因及对罗马的影响这两个问题作一些初步的分析。一罗马海外侵略胜利的原因对罗马和被征服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阶级关系     

汉语国际教育视域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创新——以孔子学院为例

汉语国际教育推广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过程。孔子学院作为中华文化海外推广与传播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精神面貌与大国风范。以孔子学院为例,分析指出汉语国际教育视域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意义、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主要途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创新路径,以期能够更好地促进孔子学院的建设与发展,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建设性的参考依据。     

论明代会同馆与对外朝贡贸易

明代会同馆在明代朝贡贸易较为兴盛的前朝、中期分别由兵部及兵部和礼部掌管。会同馆对于贡使从吃、喝、穿、住到看病、交易等方面给予照顾，以体现天朝大国“怀柔远人”，其目的是彼此相安。同有朝统治者也对海外诸国朝贡贸易作出了限制，采取封闭自守政策，从而刀碍了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     

明代使琉球“封舟”考述

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论述明朝与海外诸国的关系时,所谈及的航海交通工具,无不以郑和宝船作为典型例子。至于明代中国政府的使者出使琉球时的乘船——封舟,则鲜为人知。我们不揣谫陋,试作考述。     

我国驻外领事馆的由来

１８７０年１月,郭嵩焘作为国际外交场合的第一位中国公使奉命赴英。出使英国之后,他耳闻目睹,深切感受到西方诸国都十分重视商业,在环球各地广开口岸,设立领事馆,用来保护自己国家的商人。但是,华人在海外的合法商业贸易却无法得到保护,任人欺凌,常常陷入“有苦...     

中国与世界：海外中国近现代史文献的收集、整理

文献是记录人类知识的物质载体,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资源,也是科学研究的基础。近年来,国际交流日益便利,学界越来越注重对海外与中国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近现代中国发生的各种变革无不与世界息息相关,融通汇合。如何利用系统的或者零散的海外文献进行历史书写,并解读其意义,尤为重要。有鉴于此,特邀几位中国近现代史的史家聚焦于“海外中国近现代文献的收集、整理”发表所见、所想,其视角、方法与理论必将为“中国与世界”的研究提供指导、借鉴作用。     

宋钱出境初探

宋代商品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推动了钱币的铸造和流通。而在宋与周边“诸蕃”以及海外诸国的交往中，宋钱不断外流。特别是基础货币铜钱的外流，不但加剧了“钱荒”，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也产生诸多不良影响。     

关于历史课的爱国主义教育——以中学历史课本中“郑和下西洋”为例

现行高中中国古代史课本第六章第六节《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重点是介绍郑和下西洋及中俄雅克萨之战的历史。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教科书写道：“为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满足统治对异域珍宝特产的需要，明成祖派郑和出使西洋。”说到下西洋的情节与意义：“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主动外交。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航程之远，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空前的。     

海外客家人的认同归属与中国民间经济外交

随着中国的对外交往呈现出日益外向型的特点,海外华人及其文化认同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客家人,作为汉民族的一个民系,由于其独特的移民史而在这其间更为引人关注。海外客家人的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海外客家人随着其身份和国籍的改变,在政治认同上逐步形成了忠于居住国的价值取向。而文化认同的发展有其特有的轨迹和规律,由于存在着种种难以割舍和明晰的因素,在相当一部分的海外客家人中,还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的取向。尊重、正视这一现实是我们在发展与海外客家人之间的民间经济外交时应予以重视的问题。唯有尊重历史和现实,尊重海外客家人的情感与选择,才能使得客家人在中国的对外民间经济外交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宋元时期泉州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泉州地扼晋江下游,位于碧波浩瀚的东海之滨,是福建东南沿海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也是我国古代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宋元时,泉州海外交通,与亚非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达到鼎盛时期。南宋到元代,泉州港是我国对外友好往来的最大港口,被誉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东方大港。随着通商贸易的蓬勃开展,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北非诸国人民,特别是阿拉伯人民远涉     

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原因

宋代海外贸易盛况空前 ,是我国封建社会对外贸易的黄金时代。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 ,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宋代同海外的联系比前代更广。宋代人对海外的地理概念比前人更加清晰 ,专门记载海外情况的著作就有《海外诸蕃地理图》《诸蕃图》《诸蕃志》《岭外代答》等好几部 ,其中对非洲的记述比前代更为赡博 ,如东非的层拨国 (今桑给巴尔 )、中理国 (今索马里 ) ,北非的木兰皮国 (实指柏柏尔人在摩洛哥建立的阿尔摩拉维王朝 )、施盘地国 (似为埃及的杜姆亚特港 )、默伽国 (今摩洛哥 )、勿斯里国 (今埃及 )等。宋代与中南半岛、南海诸国、大…     

教育动态

观点英国大学为钱多收海外学生校长称政府应负责一项调查显示,在英国本土学生与中国和印度学子处于同等条件,或者英国学生仅略优秀一点的情况下,英国的一流大学更愿意录取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学生。     

明代泉州港与福州港的比较研究

明代,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由开放走向封闭。在这大背景下,福建的海外贸易港口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初,福建市舶司所在地泉州掌管对琉球等国的朝贡贸易,在海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同时期的福州港却默默无闻。到了成化年间,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往福州,“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开始走向衰落,福州港取而代之在中琉贸易中的地位,成为明代海外贸易的最重要港口。本文拟对两个港口地位的转化做一个比较研究。一、泉州港与福州港地位转化的社会历史背景明朝建国之初,由于朱元璋在统一全国过程中有不少敌对势力逃到沿海岛屿及海外诸国,同时期倭患四起,这两股势力不断骚扰东南沿海地区,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太祖的统治,明太祖下令禁海。据史籍记载“洪武初,设(市舶司)于太仓黄渡,寻罢。复     

唐代诗歌中的西域外来词

西域,汉代史籍上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一大片狭长的地带。自张骞“凿空”以来,不但从政治上开始了汉族与西域诸国的交往,遏止了匈奴的势力,稳定了边关,而且使西域诸国的物产源源不断地来到了中国,同时西域诸国绮丽多姿的音乐舞蹈也给了,汉族人强烈的震撼。让我们从唐诗中看看神奇的西域文化对     

中国军队参与海外维和行动的法律保障研究

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国军队参与海外维和行动已逐渐常态化。为中国军队海外维和行动提供法律保障,不仅能确保维和行动的合法化和规范化,也可以维护中国军队作为海外维和行动主体的合法权益。当前,我国法律保障的范围和力度已难以适应中国军队海外维和行动的现实需求。因此,我们应当在完善海外军事行动立法的同时,强化法律运行机制和人员保障,以满足我军海外维和行动常态化发展的实践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