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的入仕途径与门阀制度的盛衰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影响深远,此历史阶段,门阀士族入仕途径的变迁记载了门阀制度的盛衰历程。"九品中正制"与"科举制"是这段历史时期门阀士族进入仕途的两大主要途径,这两种入仕途径与门阀制度的盛衰存在重要关系。     

谢安、桓冲与东晋皇权政治

东晋孝武帝时期，谢安与桓冲为了本门阀的利益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合作。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不仅受门阀政治的制约，更受皇权政治的制约，反映出所谓的“东晋门阀政治”实质上还是皇权政治。     

东晋门阀政治与玄言诗

东晋以其门阀政治的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形态发展完备的一个朝代。士族在各个方面都掌握着话语权,文学领域也深深烙印着士族的痕迹。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决定了玄学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也相应地导致了玄言诗在东晋流长久远。而且,玄言诗能够在东晋文坛上几乎一枝独秀,也与门阀政治格局下,政权的掌控者与文学话语权的掌控者合一这种形态有关。     

魏晋南朝九品中正制与皇权政治

魏晋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的产生、发展与衰落都与皇权政权密切相关。九品中正制在发展过程中,走上了与门阀士族政治相结合的道路,并服务于门阀政治。然而,皇权一直对它顽强地发挥影响与作用,并最终在皇权的作用下不得不走向衰微。魏晋南朝时期,尽管门阀大族努力经营自己的政治模式,但皇权政治仍然是社会历史的主线。     

东晋南朝门阀制度的社会基础

东晋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社会基础的基本特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和伦理四方面。作为东晋南朝社会主体的世家大族集团（即士族），为维护其特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官吏的选举、庄园经济的经营、世代家学传统、宗教信仰、编定家谱、以及限定通婚范围等方式，严格区分了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界限，使东晋南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门阀等级社会。     

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桓氏父子

在以门阀政治为特征的东晋政局中 ,士族与皇帝分享权力 ,士族有时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桓温、桓玄父子均以取得皇权为目标 ,最终却连门户也无法保全。桓温的失败在于没有充分理解门阀政治的运行规则 ,打破了门阀政治的平衡原则 ;桓玄的失败则体现了士族势力的整体衰落。     

论门阀士族与南朝官方史学的发展

南朝时期,皇权重新主导了官方文化事业建设,官方组织了参与程度深浅不等的各类史学撰述活动,在国史、起居注、典章制度、谱学等史学领域取得不俗成就。南朝官方史学发展,离不开门阀士族的广泛参与。门阀士族以浓厚的撰史意识和活跃的史学实践,完成了南朝史学官修与私撰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南朝官方史学乃至整个南朝史学的发展。     

从东晋人才选拔制度分析东晋政治的不稳定性——读《东晋门阀政治》有感

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论述了东晋时期门阀政治成为一种变态的皇权政治,在晋室自八王之乱后开始逐渐形成,在晋室偏安江左后由起始奠基、巩固、巅峰最后走向衰亡,历经五族先后执掌权柄。最后终结于北府将刘裕之手,南北对峙,延续大一统的分分合合。本文从东晋门阀的最初出现、发展、总结与遗蜕入手,结合田余庆先生与钱穆先生的著作,论证东晋人才选拔制度本身的缺陷使得其政治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而政治的不稳定性更加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     

门阀政治的“衰落”新解

有效的精英循环是一个社会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门阀士族势力得以平行于皇权,甚至超越皇权,因之皇权政治演化为门阀政治。这种现象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其存在只是暂时的、过渡性的,其由盛而衰,有其历史必然,由于它违背了社会协调发展所必需的精英循环。     

试析北魏门阀制度的“先天不足”

北魏的门阀制度,自孝文帝推行之日起,就与魏晋南朝的门阀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具有其独特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显示出这一制度发展的先天不足。文中从四个方面概述了北魏门阀制度的缺陷,并试图从这些特点中窥见这一制度很快衰落的原因。     

读《汉乐府·孔雀东南飞》

本文仅就刘兰芝、焦仲卿爱情悲剧的环境──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对妇女的迫害作一简短的论述，并与后世的封建礼法相比较，更深刻地揭示出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     

魏晋南北朝的风流误区

魏晋南北朝上流社会普遍追求风流,但存着很大的盲目性,表现在对外貌、举止、服饰的极端讲究,盲目模仿名人,视善于空淡为风流,视恶习劣行为风流。 这时期的风流误区主要源于门阀士族的寄生性、腐朽性。     

党争与门阀政治散论

党争与门阀政治都是存在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现象，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本文通过对二者的比较研究，认为门阀政治其实是党争的一个变体。党争在东晋以门阀政治的形式出现，较为典型的反映出党争在监督和限制皇权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浅谈魏晋时期士人家族观

士族存在形态和士族政治,是研究中国中古时代的根本性问题。魏晋时期国家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是随着士族社会的兴衰而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也是根源于士族在乡村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所以本文探讨了魏晋时期门阀制度下士人的家族观。     

玄风清朗:儒道的对话与交融

在先秦两汉的文化传统底色上,儒家孔孟人伦的底蕴和道家老庄自然的哲理进行了第一次对话,并在"内圣外王"层面达到了二者理论上的契合;同时,魏晋时期逐步成型并发展起来的士族门阀制度也为儒道的对话即玄学的产生提供了丰沃的政治土壤。通过儒道的对话与创造性整合,形成了风靡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思潮———玄学,并催生了"名教"、"自然"的经典命题。魏晋玄学的诞生,清晰地体现出了儒道交融的轨迹。     

从南朝史官选任制度看政府对史学控制的加强

南朝时期,由于受到门阀制度的深刻影响,著作郎和著作佐郎的职位大多为门阀子弟所占据,但他们并不修史.这就导致新史官的产生,而新史官的产生则又反映出南朝政府对史学控制的加强.     

军权与琅琊王氏门阀地位的升降

军权,历来是政权的核心,掌握军权是控制政权的关键.终晋之世,琅琊王氏未改变其在东晋政坛的门阀地位,但其显然经历了一个由琅琊王氏一门独大到先后为庾、桓、谢、太原王氏分享门阀政治特权的过程,即由"王与马,共天下"转变为与其他门阀与皇权共治天下,这种政治格局的转变与琅琊王氏对军权掌控力的强弱有密切关系.     

魏晋十六国河西坞壁组织初探

魏晋十六国时期,坞壁广泛分布于河西各地,在发展过程中,其职能逐渐发生变化,由单纯的战时防御性建筑演变为动乱中组织人民生产劳动的一种特有机构,并在民族融合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影响了河西大族经济和门阀政治。直到北魏灭北凉,坞壁组织开始衰落。     

从谢氏家族文化的改变初探南朝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

南朝时期,陈郡谢氏家族文化在玄学传统之上进行微调,形成了“家风之变体”。此“变体”之“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吸收儒学为应世工具,对家传玄学中的“情、礼”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第二,吸收法家治国方略,使谢家家族文化向多元化发展;第三,家传玄学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不拘礼法、狂放不羁转为“止足”内敛。然而,究其原因,南朝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是谢氏家族文化改变的根本原因,而家族文化的改变又反映着士族门阀制度衰落的历史现状,且二者时间点吻合。因此,谢氏家风之改变并非偶然,其后透露着士族门阀制度衰落的末世之音。     

门阀士族的文化特质与寒人的兴起

南朝寒人势力在政治上的兴起,文化素养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是其重要因素。自永嘉之乱,来自北方的门阀士族大多迁徙到江南地区,北来门阀士族对江南地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江南地区文化取得长足发展,寒人也从中受益,南朝寒人兴起也正是门阀士族对江南地区文化开发的重要结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