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与张静如、姜秀花同志商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逐步深入,许多有新观点新材料的著作与论文相继问世,活跃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空气,这无疑是个大好现象。可是,有些文章在探讨五四运动的领导、性质和意义等问题时,提出的某些观点和论断与史实相悖,令人难以接受,很有必要进一步争鸣。例如,张静如与姜秀花在《东岳论丛》     

五四运动至中共二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近年来,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问题,史学界讨论热烈。本文以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为依据,认为开端的标志有四:一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二是革命的统一战线;三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四是与国际无产阶级的直接联系,据此,1919年五四运动至1922年7月中共“二大”,当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标志。     

五四运动至中共二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近年来,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问题,史学界讨论热烈。本文以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为依据。认为开端的标志有四:一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二是革命的统一战线;三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四是与国际无产阶级的直接联系。据此,1919年五四运动至1922年7月中共“二大”,当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标志。     

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个说法,严格地说来是不科学的,还有值得商榷的必要。 以往论定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开端的主要论据是:一曰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时代不同;二曰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运动的发生,     

五四运动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朱务善先生商榷

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问题,朱务善先生在《五四革命运动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文(见《历史研究》1962年第四期),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见解,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朱务善先生说:“五四革命运动既不同于包括辛亥革命运动在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式”。“五四运动在中国民主主义运动中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阶段,它揭开了新民主主义的序幕,为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开辟了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的开始,但还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尚未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总的来说,五四运动的性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里,朱务善先生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     

再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问题——兼作朱宝火同志“答复”的答复

我的商榷文章《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容否定》(简称《不容否定》)发表后,朱宝火同志又写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文章(简称《开端》),作为给我的“答复”。我仔细地阅读了他的全文,感到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探讨。下面就以事论事的方法,作一简单的论述和分析,兼作“答复”的答复。     

五四运动不是完整意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是多少年来一个定论的观点。近年史学界有人提出异议,主张以上海共产党小组或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标志。最近又有人提出“五四运动至中共二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和以南昌起义作为标志的新看法。笔者以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标志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是有益的,本文试图说明:把五四运动看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可以的,但这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具备完整的意义。经过了以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国共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为基本内容的准备时期后,以南昌起义为标志,中国革命才进入了比较完整意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兼答杨乐平同志

拙作《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载于《丽水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以下简称《不是开端》)发表后,杨乐平同志提出了商榷意见。本文拟在《不是开端》一文的基础上,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问题作进一步论证。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仁们,同时也作为对杨乐平同志的答复。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何时开始,历来是有争论的。对于开端问题,主要是两种意见:一是以五四运动为开端;二是主张以党的成立,才是正式的开端。     

五四运动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因而五四运动始终是国内外学者热烈研究和讨论的课题。有的学者穷毕生精力于此,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同时人们在研讨过程中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见解。如日本有的学者不同意将五四运动说成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他们的理由是:五四运动反对的只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所有帝国主义,相反,参加者常常具有相当浓厚的亲美倾向;五四运动反对的只是少数亲日的卖国贼及军阀政     

抗美援朝战争的真相不容歪曲——与袁晞同志商榷

1999年第6期《随笔》杂志发表了袁晞先生的《朝鲜战争真相》。他根据一些“美国和其西方盟国的解密档案”和“客观的外国史家”的观点,认为朝鲜战争是“突发事件”;抗美援朝并不是“迫在眼睫”;抗美援朝战争对新中国造成“消极影响”。我们并不同意     

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思考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前者是专史，属于政治史的范畴，后者是中国通史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属于通史。作为专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应以五四运动为起点；而作为通史的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则可以以南昌起义为起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标志小议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始于何时,史学界看法不一。本文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含义上,确认开端的标志有二:一是独立地开展武装斗争,二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二者缺一不可。据此,“八一”南昌起义应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标志小议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始于何时,史学界看法不一。本文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含义上,确认开端的标志有二;一是独立地开展武装斗争;二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二者缺一不可。据此,“八一”南昌起义应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也论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的“曲折性”——与张健同志商榷

张健同志在《三论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的“曲折性”》一文(载《运城高专学报》1994年第3期,以下简称“张文”)中认为象“前进中的‘倒退’,‘逆转’、‘退化’等”这样一种曲折“是和前进性相割裂的曲折”,不是否定之否定规律所揭示的曲折。还提出可以总结出“与否定之否定规律不同的另一条规律”,即“发展不顺利式的曲折”的规律。 对张文的这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现提出来与张健同志商榷,并就教于哲学界同仁。     

质量是物质的量——与江礼斌同志商榷

《安徽教育》1977年第11期发表了江礼斌同志的“对质量概念的认识”一文，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想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看法，同江礼斌同志共同讨论。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再认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应包括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两大历史事件。在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过程中,五四运动是转变的起点,中共创建是转变的终点。从五四运动到中共创建,使转变的条件不断积累．终于达到了质的飞跃。把中共创建作为实现革命转变的终点,这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在时间上是基本一致的。     

“课堂主渠道”观点不容质疑——兼与柯登地同志商榷

学校在素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是国家素质教育政策所赋予的;课堂作为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是教育实践选择的结果,也是由课堂教学自身性质所决定的。坚持“课堂主渠道”观念,必须摒弃那些弱化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的错误观念,改革应试教育下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探索努力适应素质教育的课堂教学途径。     

究竟什么是论证——与刘宗棠同志商榷

我校刘宗棠教授于1992年在全国第五次形式逻辑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论“承认”——逻辑论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文,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自本刊1993年第1期刊载这篇论文后,陆续收到一些专家学者的来稿,参加讨论。张盛彬教授的《从“承认”说到“共许”——读刘宗棠的<论‘承认’>》（见本刊1993年第4期）,对刘文给予了肯定的评价。马佩教授等的《究竟什么是论证——与刘宗棠同志商榷》则对刘文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本刊本着“百家争呜”的方针,都予以发表,以促进我国学术事业的繁荣昌盛。     

片面的论断 轻率的否定——就现实主义问题与徐敬亚同志商榷

徐敬亚同志的《崛起的诗群》(以下简称“诗群”)一文涉猎的范围甚广,鉴于目前文艺界对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若干重大的原则问题已经全面展开讨论,本文仅就现实主义问题与徐敬亚同志商榷。《诗群》一文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取否定的态度,力图以“现代倾向”诗歌取代现实主义诗歌和其他流派诗歌,并且把“现代倾向”诗歌确立为独霸我国当代诗坛和将来诗坛的唯一的诗歌流派。这确实关系到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道路的重大原则问题。《诗群》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着令人遗憾的严重的观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