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庐山隐士与其隐逸诗

隐士文化是庐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庐山隐士为庐山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文学领域隐逸诗方面。文中将以时间为主轴,对历代庐山隐士与其隐逸诗的思想内容进行综合阐述,以期勾勒出庐山隐士文化的发展脉络。     

严子陵与古代隐逸文化

严子陵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隐士之一,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时,将他归入"疵物以激其清"一类的隐士。从严子陵钓台碑刻来看,他蔑视权贵、松柏孤直、高风亮节的品格,隐居不仕、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一直为古今人们所称道。作为终其一生且以殉的"神钓"者,严子陵身上体现了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重要特征。     

隐士的定义、名称及分类

从事中国隐逸文化研究者历来代不乏人,有关隐士的定义、名称及分类的言论也很不少。然而．基于笔者个人对中国隐逸思想的理解,对前人的相关言论总感到不慊于心,因而在此提出一些个人新见以供学界参考。     

王绩隐逸思想论略——以隐士形象为中心

王绩诗文创作中隐士形象所占的比重最大,主要有六种类型:一是表达三仕三隐时候辞官归隐的决心;二是书写宁静幽美、闲适自然的山水田园生活;三是借历代隐士自然闲适、高标独立的风范,表达隐居之志;四是纵情酣饮,歌颂酒德;五是比喻志同道合的友人;六是体现世俗与隐逸的矛盾。他借由古代隐士典故表达个人隐逸思想,而形成这种隐逸思想的成因主要是其疏放不羁、适情适性的性格因素、三仕三隐的仕途经历和随性自适、保真守全的思想因素三方面。     

高情千古一真隐——陶渊明的隐逸思想和隐逸生活探析

陶渊明是隐于山野林泉的隐士们的代表。分析陶渊明隐逸原因、隐逸思想和隐逸后的生活,可以进一步了解到陶渊明是一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真正隐士,是中国古代隐士中最光辉的范例。     

略论魏晋南北朝隐逸现象及隐逸诗

隐逸,在本质上,应是不满于社会的现状,又无力突破、不能忍受,于是选择了对人世的逃避,但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逸似乎不尽如此。     

战国时期的隐士与处士——以《战国策》为中心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而处士经常被认为是隐士的一种别称。论文认为战国时期隐士和处士有着一定的区别,并以《战国策》为中心进行分析。     

试论隐逸思想的流变及影响

隐逸文化源远流长,当道统和政统发生背离时,隐逸文化由此产生。隐士们在不同的时代提出了不同的隐逸思想。显然隐逸文化从未占据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但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奇异的文化现象,作为一种精神基因,隐逸思想曾历史地传承和沉淀于历代不畅其志的士人的血脉之中,并创造出了灿烂丰富的文化。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隐士与隐逸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社会现象,学术界对隐士、隐逸现象的研究很多,也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有的学者关注隐士的类型划分,有的学者研究隐士的人格心态,有的学者探讨隐士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有的学者考辨隐士与文艺创作的关系。但是,这些研究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他们所圈定的那些作为研究对象的隐士,其身份的合法性在哪里?本研究就是从追问隐士的身份合法性开始,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诠释学两种社会学理论视角,考察隐士身份的确立及其承载的价值观念,也就是通过一种人物类型的研究,揭示一种有持久影响力的社会思想。     

中西方隐逸文化的积极共性及其现实意义

隐逸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现象对中西方文明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隐士们注重人文内心的个体主义以及诉诸山水纵情山水的追求在中西方文化中是共通的.尽管隐逸文化有其悲观遁世消极的一面,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隐逸文化都有其积极的共性.隐逸文化中积极正面的因素,有助于人们关注内心世界的平和,保持心灵的宁静,构建和谐的社会.     

汉晋时期的状研究

状是早期中正品第人物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源流实与汉末乡里清议的品题一脉相承。状通常是简短几字的评语,对于选官的参考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如能获得好的状的评语,对于仕途晋升是极大助力。曹魏时期,状在选官参考中尚有一定作用,有着良好的评语对仕途晋升是极大助力。西晋以降,家世成为品第高下的主要根据,状就变得徒具形式。从状之嬗变可管窥九品中正制在各个时期的不同特征。     

从魏晋南北朝山水诗看士人隐逸审美心态

隐逸是一种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古代中国士人崇尚隐逸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心态,形成独特的隐士文化。中国古代山水诗与隐士文化有着天然联系。以“二谢”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山水诗的发展进程,是中国古代士人隐逸审美心态发展、渐变和形成的重要时期。士人在山水审美中脱离世俗尘嚣,走到与道相冥合的人生境界,既完成了对“道”的维持与操守,又保证了自己的生存意义与人格意义。     

论魏晋士人的人格美

刘义庆《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新变的一个例子。此时的文学已进入了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体现个性化。魏晋名士对个性的解放,对婚姻爱情的大胆追求,强烈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文人对汉儒及其传统的封建礼教的抗争,同时给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刀笔吏"考

秦汉史书中,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多次提及“刀笔吏”,然而学界似乎对这个问题不屑一顾,可以看到的关于“刀笔吏”的文章甚至于字眼都极其少。对于这个一直出现于历代史籍中乃至今天还有人用的称谓进行考究显然是很有必要的。“刀笔吏”最早见于《史记·萧相国世家》所记:萧相国“于秦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就以秦汉时代,这个“刀笔吏”源起时代为时限,对“刀笔吏”问题中几个重要的方面进行初步考述,以就教于学界。     

魏晋文学的特征

魏晋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文学特征与之前之后的文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后世论者或着眼于传统诗教,或着眼于艺术形式,褒贬不一、论说纷纭。从其与前后文学的比较看,其总体特征在崇文、重情、求美、尚气四个方面。     

辽、金析木县建置考

析木县设于辽金,县治故址在今海城东南析木城,没有任何疑义。但是,析木县何以称＂析木＂,则令人费解。本文主要通过历史文献,考释＂析木＂之意以及析木县的废置情况。     

魏晋时期儒家人格的玄学化历程

本文从人格理论及实践的角度研究魏晋玄学与儒学的关系 ,认为儒学背景下的玄学发生及演进实质上是儒家人格的玄学化。《论语》中隐者对孔子的批评以及《庄子》对儒学的批判是玄学化之遥远的起点 ,东汉党人的“人格玉碎”是玄学化之文化心理前提 ,以儒道关系为轴心的三次磨合 (正始玄学的道本儒末儒道兼综、竹林玄学的越儒任道、元康玄学的内道外儒 )是玄学化之基本过程 ,圣人、才性、有无、自然名教是玄学化面临之基本课题 ,东晋士人儒玄双修、释道合一的人格实践则为玄学化完成之标志     

论沈约乐府诗对汉魏晋乐府诗的继承与发展

沈约创作的乐府诗中部分曲题来源于汉魏乐府古题,这些作品对汉魏晋乐府创作的传统既有继承的一面又有发展变革的一面。继承的方面在于其题材与主题多不出汉魏乐府古题,篇章结构沿袭前人同题或同类题材的乐府诗作,并融会了汉魏乐府中的多种表现手法;在继承的基础上,诗的题材、叙述方式和抒情表达均有发展。     

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犁演变的考察

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犁的演变问题向为人们所关注。依据考古材料和献史料对此进行分析，可知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犁的构成和铁的材质都基本相似，因而以二犁的差异去说明两个时期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演变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无法令人信服。     

汉魏"考竟"辨义

“考竞”是汉魏时的一种治狱程式。传统观点认为“考竟”是犯人受拷问死在狱中，与史籍中的有关记栽不能吻合。从词义训诂和文献中的“考竟”实例，可知“考竟”应是考问案情，穷究其事之义。在“考竞”过程中，罪犯因刑讯死在狱中，或被判处死刑，则是另外的法律行为，不能与“考竞”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