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决策智能化探索

本文认为实现外交决策智能化首先建立外交决策数据库。外交决策数据模块将采集与外交决策相关的大量知识信息,并记录了外交实践中的个人经验和教训,使外交决策者在做出复杂的决策时,有一个方便的参考工具。其次,数据库可以从模拟角度建立若干数据模块数据库。再次,在外交决策计算机化基础上,把国家防卫系统上升到外交决策层次,形成中国的外交决策预警系统。     

从汉唐外交决策看外交决策的特殊性

外 交 决 策 与 内 政 决 策 共 同 组 成 行 政 决 策 , 二 者 有 共 性 , 但 外 交 决 策 又有 其 特 殊 性 。 以 汉 唐 时 期 的 外 交 决 策 来 看 , 这 些 特 殊 性 大 致 有 以 下 几 点 ： 一 、决策 信 息 来 源 、依 据 , 具 有 特 殊 性 ; 二 、涉 外 知 识 及 经 验 在 外 交 决 策 中 , 具 有 重 要 作用 ; 三 , 根 据 信 息 反 馈 作 出 追 踪 决 策 的 情 况 , 较 为 频 繁     

关于西方外交决策理论与模式的思考

外交决策理论是对具体外交政策如何实际运作所做出的理论概括与总结,是开展外交决策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与理论依托。西方作为外交决策理论的发源地,在该领域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导向性效能。系统梳理西方外交决策理论和模式的学术发展史,分析经典外交决策理论及其模式的理论假设、核心内涵及解释效力,展望外交决策理论的新进展及新趋势,有助于对深化我国的外交决策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外交决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决定各理论模式各有优缺,每种理论只能部分地体现或解释外交决策的某个侧面,开展全面而客观的外交决策研究,亟须根据研究的具体问题,综合运用诸种理论模式的优长,进行富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深度阐释。     

晚清外交决策制度的演进及其特点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晚清决策体制、方式、程序、信息与主体人员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外交决策制度的变化不仅影响了晚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影响了其后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向和性质，在近代政治制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外交决策中的理性决策模式

本文分析了对外决策中理性决策模式的特点和缺陷,指出该模式在“利益最大化”原则和“国家单一行为体”假设两方面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文章用“满意理论”、“渐进理论”以及组织过程模式、官僚政治模式对其进行了修正。     

智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方式及原因探究

20世纪末,在美国国内国际事务日益复杂的大背景下,智库蓬勃发展并且在美国外交决策中担任重要角色。这些智库在具有传统智库特征的同时,也有着自身明显的特色,按职能标准将美国智库分为学术智库、游说智库和合同智库三种。由于美国政府决策的各阶段、各层次决策主体特点的不同,智库有针对性地采取诸如组建专业总统竞选团队、"旋转门"效应、利用大众传媒引导和教育公众、利用人脉和专有渠道举行学术会议、发布会以及午餐会、出版刊物、发布报告提供外交思想和政策建议等方式施加影响。智库对美国外交决策施加多种影响是由美国政治制度、政治传统及智库本身特点决定的。美国智库近年来出现了在数量上不断增加、研究议题多样化、工作网络日益国际化及与政府政策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这些趋势使得智库研究外交政策的范围更加广泛。可以预见,美国智库在外交决策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将在今后进一步增强。     

略论邓小平外交决策思想的价值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制定和实施外交决策的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了非常系统的外交决策思想，并确定了外交决策思想和实践中的基本价值取向：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实事求是取向；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发展取向；互惠互利的经济取向；趋利避害的开放取向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战略取向。     

谈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家和许多民众认为,美国民众和民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无足轻重。如何正确地全面评价公众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不仅要考察公众舆论,更关键的是要考察透过公众舆论反映出来的普遍存在于广大公众心目中的思想意识、政治文化。因为这种影响是长期的、间接的。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内问题与国际同题的界限日益模糊,一国利益与他国利益日益紧密联系;也由于美国选举政治的多元化、利益集团政治迅速的发展,公众对美国外交事务的关注以及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在不断地上升,应引起政界和学术界的关注。     

美国外交决策机制功能性失调之因探究

借用计算机中央处理器及其缓存增长有限性的原理,可以发现美国外交决策机制存在功能性失调即高端处理能力的局限.具体表现为美国总统对外交决策的高度垄断,而美国总统因受各方牵制与干扰,经常会造成决策出错,从而造成美国软实力的严重下降.当然,目前美国外交决策机制高端的缺陷在应付普通危机时不会有严重问题,但与大国博弈时,美国外交决策机制高端的任何低级错误,都会对美国利益造成深度伤害.     

试论晚清外交决策信息的新拓展

晚清时期,清政府决策层逐渐认识到信息对外交决策的重要性.外交决策信息来源的渠道呈现多源化,近代信息传递系统逐渐确立.这些改进措施大大提高了信息的时效性,有利于外交决策本身的理性化,也促使整个外交决策制度逐步走向近代化.     

一二·八事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

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国民政府改变此前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解决方针。一方面,以一定兵力援助十九路军抗日,但将之限定在一定的、局部的范围;与此同时,又积极通过国联及英美等大国的斡旋,争取双方停战和日本撤兵。在交涉中,最初力图将上海事件与东北问题一并解决,但由于日本坚决反对,中方只得接受“沪事单独解决”的方案。     

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及其影响

曾国藩按照当时中国处于弱国的实际情况，在面临敌国以强压弱的不利情势下，采取“羁縻”的外交策略，贯彻“诚、信、争、和”的四字方针，以求得一个对内实行改革(内修攻事)对外采取开放(洋务运动)的自强环境．从而达到转弱为强、反败为胜的目的。曾氏这一思想对后世近百年的中国政界要人影响至深。李鸿章可说是一脉相承．而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辈之受曾氏影响．则另当别论了。     

当代中国外交价值观:内涵、功能与构建

新中国70多年外交工作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有科学、先进、正确的外交价值观作引领。以和平为基石,以独立为原则,以正义为本位,以负责为品质,以为民为宗旨,构成了当代中国外交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确保合理的外交愿景、正确的外交决策、科学的外交方略、有力的外交执行、广泛的外交支持,是当代中国外交价值观的主要功能。在当代中国外交价值观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为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先进的社会制度、优秀的文化滋养以及卓越的领导艺术。     

布什竞选连任的宗教因素及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自布什获得连任后很少有人怀疑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了。美国社会的宗教种类繁多,可谓世界三大宗教兼而有之,而且即使处于主流地位的基督教也派别林立。总体而言,这些宗教派别一般能够相安无事,并基本遵守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一方面不干预国家政务,另一方面却在自觉不自觉地承担协助政府安定社会秩序的功能。本文试图从宗教对布什竞选连任成功的作用出发,分析美国宗教势力尤其是占人口43％的福音教派的崛起对美国内政特别是外交的影响。     

从公共利益视角看我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对公共决策的影响

我国特殊利益集团日趋成型并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对政府公共决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公共利益的视角,从公共利益实现主体多元化、主体多样化和实现途径民主化的发展分析我国特殊利益集团形成的动因,我国特殊利益集团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及优化路经.     

克林顿的外交得失与美国外交决策的一般特点

克林顿在首任总统期间,面对冷战后多变的国际局势,其外交出现了诸多失误,招致国会中共和党人及国际社会的频频指责,尤其是左右摇摆的对华政策,导致中美之间关系严重后退,更为世人所批评。分析克林顿的外交得失,比较战后美国外交一般特点,不难发现其产生根源,除了总统个人外交能力远逊内政能力,其外交决策班子的构成也欠佳等原因之外,美国两党政治产生的府会对立与掣肘,美国的权力机制与价值观等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更重要。这些因素影响过以往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也必将继续影响克林顿在第二任内的外交决策,在反对党继续控制国会的背景下,克林顿要在外交上,包括对华政策上作较大调整,谈何容易!     

对2010年中国外交的若干思考

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崛起的进程进一步加速,中国外交的空间也进一步拓展.但2010年中国外交在取得诸多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本文分析了2010年中国外交的基本特征以及面临挑战的多重背景,并对未来中国外交可以改进的领域和努力方向提出了若干思考.     

师范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因素及其应对措施

职业决策困难已经成为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师范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就业压力日益增大,相当一部分师范生出现职业决策困难的现象。师范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因素既包括决策者自身具有的内部因素,也包括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因素。针对师范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因素宜采取如下应对措施：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和兴趣爱好;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学校提供实习基地和职业教育;国家、地区的政府和教育部门应调整招生结构、制定有利的就业政策。     

影响理性决策的因素

决策无论对个人,还是组织而言,都十分重要。本文介绍何为理性决策及影响理性决策的客观因素,旨在阐释实际决策行为与理性决策偏离的成因,引起人们对理性决策进行思考。     

当代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及其影响

新保守主义是美国20世纪60代末崛起的一股新的政治思潮。它的思想基础来源于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它以价值普遍主义为哲学基础,以“强硬的威尔逊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美利坚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为目标塑造了冷战后全新的外交理念。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的核心是要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因此,虽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可以盛及一时,但由于美国独特的外交决策文化以及其自身理论的偏狭和狂热,注定其不可能长期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