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类学之名:闻一多与葛兰言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比较

闻一多和葛兰言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时都涉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但是两位学者并未依附于某种既有理论,而是以文化人类学为研究视角,反思中西话语对文明与野蛮的建构。闻一多对中国"神话与诗"的主位阐释与作为"他者"的葛兰言对"中国文明"研究存在诸多相通之处,然而前者的民族自我表述常陷入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矛盾之中,这一特质在与西方学者的比较中更易显露出来。     

科学与人文:教育研究两种范式的纷争与互融

长期以来,教育研究惯用科学和人文范式构建和书写美好教育生活,培育了自成一派的范式文化.科学范式搜集和复现各种教育事实关联的理性线索,人文范式将教育现象进行非实验室般的思想概化,最终产生了范式文化纷争.经验描述与超验建构、客观论证与思辨阐释、情境限制与理性敞开、确定结论与模糊想象、固定程序与文本注解等多维度范式的相对主义...     

分类学与类型学:国外高校分类研究的两种范式

国外高校分类研究通常遵循两种范式:一是分类学,属经验体系,一般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和聚类分析技术,用以描述高等教育发展现状、评价高校表现,展现高校有限维度的特征;二是类型学,属概念体系,主要运用思辨研究方法和理想类型法,往往以调整高等教育结构、预测高等教育趋势和探索高等学校本质为研究指向,多维度地描绘高等教育的结构关系。两种研究范式各有长短,因固有的互补性联系而常为国外学界所混合。理解这两种高校分类研究范式的适用情况对我国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电视观众: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试论约翰·菲斯克两种经济的电视文化理论

约翰·菲斯克的电视研究主要是在上世纪 80年代完成的 ,以《解读电视》和《电视文化》两本著作以及散见于各学术杂志上的论文为代表成果。菲斯克在自己的电视研究中注重运用符号学方法去研究电视文本、电视观众以及电视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霸权建构关系 ,在他眼里 ,符号学是揭示接受者接受信息认识途径的有效方法 ,而符号学特定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 ,特别是其对“意义”的基本认识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决定了他的电视研究对接收者 (也即观众 )的角色予以特别的关注。菲斯克通过对电视的两种经济流程的分析 ,发掘了电视观众创造意义和快感的价值 ,彰显了大众文化潜在的进步力量。     

学术精神的回归与研究范式的转换——《〈新安志〉整理与研究》读后

南宋罗愿的<新安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地方志,是方志研究、宋史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等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其文献价值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新安志>自修纂刊刻以来,虽然历代都有续修和补纂,但缺乏从历史文献学角度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影响到这部文献的利用和传播.     

学习科学的两次重大转折与学习研究的工程转向:基于学术思想史的考察

该文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出发,提出自学习科学创建以来,学习研究在三十年间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向。第一次是让学习研究“立地”的“方法学转向”,以“基于设计的研究”的提出为标志,缓解了百余年来教育学与心理学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学习研究走向统一提供了一个“脚手架”;第二次是让学习研究“顶天”的“基础研究转向”,以教育与认知神经科学崛起为标志,向基础研究下沉,并对实践产生了正反两方面影响。现在即将迎来第三次重大转折——学习研究的“工程转向”与学习工程的崛起。该研究提出,要从前两次重大转折中把握学习研究的未来走向,推动学习工程的崛起和可持续发展,既要基于“基于设计的研究”的工程隐喻,实现科学思维向工程思维的转换,促进学习研究中科学、技术与工程的一体化发展,又要直面学习研究从基础科学向应用实践转化面临的挑战与伦理问题,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予的力量跨越二者之间“过于遥远的桥”,从而缓解“顶天”与“立地”之间重新浮现的巨大张力。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两点思考——在“共创历史：精英人物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

一、关于精英人物的研究 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历史书写中应该有人的活动,有活生生的人物的活动,要看到精英人物对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     

“缺陷思维”与“反缺陷思维”:教育研究中对弱势群体的两种立场论争北大核心CSSCI

目前西方文献对待弱势群体存在浓厚的“缺陷思维”范式。缺陷思维的根基建构在弱势学生在社会文化、经济、家庭教养方式等方面存有劣势的假设之上,其主要特点是:研究者责备受害者,一定程度忽视了政策和制度的补偿性角色;政策建议着眼点在于“修理”个人或家庭的文化、语言与习性等。西方相关研究中已出现缺陷思维与反缺陷思维的范式之争。虽然国内教育界并没有完全复制西方的“缺陷思维”,但在当前“优势视角”导向下很容易滑入“特质缺陷说”的极端,即过于强调弱势群体抗逆力和韧性,忽视了该范式与缺陷思维的理论迷惑性和实际危害。未来的相关研究,研究者应避免陷入缺陷思维和简单的“反缺陷”的陷阱之中。     

论闻一多爱国诗的艺术风格及情感方式

闻一多是一位具有独创风格的爱国诗人,在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古典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规范下,形成了炽热浓烈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其情感方式为"以凝聚的形式喷射过量的火".两者相得益彰.     

闻一多的《诗经》研究

闻一多新颖独到同时又功力扎实的《诗经》研究,成就了其在现代《诗》学史上大师的地位.闻一多的《诗经》研究以寻求《诗经》本身“诗”的本真面目为终极目的,综合运用训诂学、现代语法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精神分析学等多学科方法,在文字校勘、词义训诂、意象解析中渗入审美阐释,在极大破坏传统《诗》学的同时重建《诗经》阐释系统.闻一多的《诗经》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体系为后人广泛借鉴.同时,闻一多的《诗经》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     

蒙尘的珍珠——温庭筠的传奇《华州参军》

温庭筠有部小说集<乾(月巽)子>,其中的<华州参军>通过男女主人公三合三离的爱情彰显出情感至上的情爱观,艺术上亦有独特之处.<华州参军>的情节结构以及其中蕴含的市民化审美趣味直接影响了宋代话本<碾玉观音>.作为一颗长期蒙尘的珍珠,<华州参军>应当引起古代小说特别是唐传奇研究者的重视.     

中唐女诗人的生存体验——以李冶、薛涛、鱼玄机为例

“时间”与“空间”是理解中唐女诗人“是其时”与“非其时”两相交叠的生存体验的一个向度。由“是其时”到“非其时”的生存体验书写背后传达出女诗人“被边缘化一努力跻身男权话语中心一重新被边缘化”的幻灭感。中唐女诗人双重时间感的书写体现出由初唐“是其时”作为被书写主体向赵宋“非其时”成为被书写主体转变的先兆。     

论唐代中期乡村控制的转型

唐代中叶以前,主要以传统的乡官制度作为基本治理形式,它作为国家权力法定的组织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唐代中叶乡村组织首领的地位日趋下降,乡里制出现一大变局,开始由乡官制转变为职役制度。     

论唐代中期乡村控制的转型

唐代中叶以前,主要以传统的乡官制度作为基本治理形式,它作为国家权力法定的组织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唐代中叶乡村组织首领的地位日趋下降,乡里制出现一大变局,开始由乡官制转变为职役制度.     

新时期唐代咏史诗研究综述

唐代咏史诗研究是唐诗类型研究中的分题材研究,新时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文章从对重点作家创作的研究、分阶段研究、具体题材的梳理、整体研究四个方面对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评介了重要论著,对各问题进行了总结。     

试论《唐国史补》在研究唐代历史中的作用

历史学家在研究唐代历史的过程中，对于正史如《新唐书》、《旧唐书》、《通鉴》所记载的史料比较重视，对于野史则重视不足。本文通过对《唐国史补》的分析研究，以为其虽为野史，但由于成书时闻、作者经历等原因，经认真取舍具有正史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失为一部研究唐史的重要史料书。     

论初唐流贬岭南诗人的生命体验及其诗歌创作

初唐流贬岭南的张说、沈亻全期、宋之问、杜审言等人有着复杂的生命体验:流贬的挫折感,精神上的折磨,炎荒之地的风土人情,获赦北归的惊喜。大悲大喜的人生经历使他们有着强烈的创作动机,丰富了他们诗歌的意象,增强了诗歌情感的浓度,并引起了诗歌抒情模式的变化。生命体验的变形,使初唐流贬岭南诗人在诗歌中特别突出了丑恶险怪等负面因素,对后来有关岭南的诗歌风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贞观时期官修史书编撰的成功经验

唐太宗贞观年间设立史馆,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地编撰了一批高质量的史学著作。其中重要的经验就是在宏观上和每部史书的具体编撰上都注意安排恰当的人选,使人才济济,各展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