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王小波《黄金时代》独特的精神关照

本文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的文本分析入手,探求在荒谬的境遇下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立场,以及将反抗荒谬进行到底的独特的精神关照。《黄金时代》以黑色幽默的手法作为主流话语的对立面,以性作为王小波笔下挑战权利、反抗荒谬的有力武器,最终阐释了关于自由和存在的独特意义。     

王小波的“偷书”经历

王小波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他用自己短暂的生命为世间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王小波的作品独特,富于想像,又包含着理性,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在整个三部曲系     

浅析王小波《黄金时代》的语言特色

作为九十年代文坛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王小波用自己的独特的语言风格为我们演绎出了《黄金时代》这部＂宠儿＂。本文从王小波《黄金时代》的文本分析入手,力图多层级、多视角地探究其语言的特色,重点把握其语言的反讽性与荒谬性、趣味性与粗俗性、诗性与理性。     

文化认同视阈下中美黑色幽默小说之比较——以《黄金时代》和《第二十二条军规》为例

从对《第二十二条军规》和《黄金时代》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出,荒诞是中美黑色幽默小说家共同关注的主题。以王小波为代表的中国新时期小说家,在对文学共生意识进行祛魅时模仿了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家的创作方式。虽然两本小说都从阈限视阈出发描写了个人与体制带有"道德疯狂"色彩的对抗,但《第二十二条军规》着重以寓言的形式描写了荒诞背景下现代人的生存逻辑,而《黄金时代》则因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而带上了后创伤叙事的特点。     

智者想象: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王小波与鲁迅想象精神之比较

王小波的后期创作逐渐从《黄金时代》、《青铜时代》中的顽童想象走向《白银时代》中的智者想象。随着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理性多于感性,观念大于形式,其想象精神也由起初卡尔维诺式的轻逸逐渐嬗变为鲁迅式的凝重。尤其是在受虐倾向、孤独情结、悲观意识等三个方面,王小波小说创作中(尤其是后期小说)的想象精神与鲁迅在《野草》中的想象精神,显然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谈王小波《黄金时代》中的挑战书写

20世纪90年代，以王小波为代表的知青作家进行的文革书写与作为知青文学非主流倾向的代表性文本《黄金时代》，为研究知青文学文革书写的另类写作提供了典型性范本。通过对此书写中挑战权力机制、挑战公众话语、挑战文革思维、挑战文化秩序四个层面的分析，将挑战文革荒诞性的书写紧密地统一在同一逻辑层面上，这对研究王小波的文本价值和知青文学的书写方向具有一定意义。     

虚无的圣境——读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作为一个看似虚无而实际超然的作家,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极力保持低调介入与精神底线之间的平衡,即保持其自由主义创作风格。为此在《黄金时代》里,作者注重叙事形态的更新,坚持黑色幽默风格的延续,巧妙地运用与黑色幽默相关的荒谬逻辑和怪诞语言。这使作者与现实之间的缓冲地带得以拓展直至自由驰骋。王小波就在这自由境地的＂虚无＂狂欢中走向圣境。     

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者——简析王小波《黄金时代》中的人物形象

王小波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特别的作家,其成名作《黄金时代》被文学界和学术界给予了相当的肯定。本文意在运用文本细读法,从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者角度,对《黄金时代》中的男女主人公形象进行较深入的剖析。     

在小说里思考存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黄金时代>比较

米兰·昆德拉和王小波小说共同之处是在小说里思考存在,探索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可能性,这突出体现在宽泛意义上关于政治和性爱的思考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黄金时代>显示了两位作家关于轻与重选择的艰难、灵与肉冲突的挣扎的思考的既共通又相异之处.基于内在的思考,两位作家关于"历史"和小说艺术的看法也有相通之处.     

浅析《黄金时代》的性爱描写

《黄金时代》因为涉及到了性爱描写引起很多争议。本文试从如何看待文学中的性爱描写和性—权力—游戏这两个角度来分析王小波小说中性爱描写。着重分析王小波小说中通过性的"游戏"来揭示权力运作的形态。     

自然的时代更替与人类时代的忧虑

自然至今已经经历了五个时代：黑洞时代、物质世界时代、低等生命时代、高等生命时代、人类时代。＂不适者退化、灭绝＂是大自然对生命毫不留情的淘汰法则,越来越远离自然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越来越缺失,长此以往,人类生命机体与病毒之间的战争会以人类绝灭、病毒全面获胜而结束。人类的生存空间无限扩张天将灭人,人类的野性丧失人将自灭,因此,人类生命的延续一方面需要极大地压缩自身的生存空间以与自然和谐相处,另一方面在自身的生活方式上需要野性与文明的双重变奏。     

《庄子》·园林·文学——王世贞转变研究

父难的打击、宦海浮沉和生离死别,使王世贞由肉血燥热的青年一变而为沉郁悲愤之人,再变而为依委随顺的老者.伴随生命历程的转变,作为其精神支柱之一的庄子在其思想界域中也发生着变化.其早年着重于对《庄子》批判性社会哲学的吸纳,晚年则偏好于《庄子》的精神超越哲学.在文学上,王世贞早期多有基于现实的批判性创作,晚年则着意突显对性灵文学的趣好.而其生命中的两座重要园林：离簧园和奔山园,见证了这种转变,承负了王世贞的精神寄托,并涵育了王世贞晚年的平和之美和性灵之美.庄子、园林、王世贞的文学创作这三个异质体,伴随王世贞的生命转变做出呼应,共同成就了一个鲜活的王世贞.     

王小波小说艺术中的人生之“畏”

畏是孤独、恶心、焦虑弥漫着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戏谑地言说了人性,展现在人生中是一种无可名状的＂畏＂,进而对人的在世价值和意义予以长长的喟叹和深刻的思考。     

灵魂的书写与叙述的探险——王宗坤作品述评

王宗坤小说在书写现实生活经验时,能运用大量的鲜活细节和生动场面,展示生活的原生态,抵达生活的本真和人性的真实,形成磁场性很强的生活流,赋予作品以人文理想内涵.其出色的故事叙述能力,在于不断寻求故事与形式的动态平衡,不断进行题材的开掘与叙述的探险.     

自我认同与身份建构——《洛丽塔》主人公亨伯特和作者纳博科夫的“前世今生”

纳博科夫的名作《洛丽塔》一度成为禁书,主人公亨伯特在自我迷失中探寻真正的自我,纳博科夫在复杂的现实身份中认可自己存在的最大乐趣。而这种自我身份的认同过程真正触及到了我们的内心,不禁让我们也陷入对自我身份的思考:我是谁?我的生活是怎样的,我要的是怎样的生活?别人会认可我吗?我到底想要怎样的我?如果我是亨伯特,我该怎么做?     

“桃源”镜像的圆融与疏隔——从东篱、辋川到石湖

文学是生活的镜像,生活是文学的物像。＂桃源＂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镜像,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隐逸生活与文学创作中,对应着不同的现实物像,如陶渊明的＂东篱＂、王维的＂辋川＂、范成大的＂石湖＂等。但由于原初意义上的＂桃源＂镜像的独特性在于隐逸而不失人间情怀,因此陶渊明的＂东篱＂、范成大的＂石湖＂与＂桃源＂镜像之间呈现出圆融的美学特征;而王维则由于晚年身心枯寂,缺乏完全投入的人间情怀,故＂辋川＂与＂桃源＂镜像之间便有所疏隔。     

人与自然的捭阖——壮族神话《布伯》的文化解读

《布伯》神话中的布伯与雷王,分别是人类的代表和自然力的象征,因此,神话中布伯与雷王的斗争也就是对人与自然作斗争的历史的曲折反映,其中对布伯智与勇的描绘是对人类智慧与力量的肯定与歌颂。就该神话的意蕴层面看,还隐约可见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所作的深层次的思考：尽管人类的力量和智慧是无穷的,自然是混沌无知的,但是人类却不能恣意戏弄与践踏自然,否则必然会导致来自大自然的可怕报复;只有谋求与自然的妥协与和解,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人类的生存、发展之道。这一神话体现了古代社会壮族民众的睿智与卓见,表现出一种超前的、可贵的、理性的生态观念。     

阳明“心学”重在工夫

阳明"心学"重在工夫。阳明的学问是从对生命之根和生命之限的透悟上得来的,他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他的学说是工夫形而上学,他从工夫出发建立形而上学。虽然儒家的本体、境界、工夫三者是同一的,而王阳明的"致良知"则更突出工夫的意义。他的"良知"是人的立命之处,"致良知"是基本的工夫。     

汪曾祺小说:俗世温情下的生命形态

依据人与所处外部环境的关系,汪曾祺在其小说中描述了生命的三种基本形态:其一是生命的自然形态。人的自然生命形态代表着生命最原初的现实形态,是生命的本真;其二是生命的社会形态。汪曾祺注重生命的社会性,重点挖掘了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人性美,以此作为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基础;其三是生命的精神形态。汪曾祺着重表现了民间社会生活中困苦和卑微的生命常态,他正视人类的生存困境,从生命的荒凉出发去追求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在他看来,比物质生活更重要的东西,是保持人的精神生命不受损害。     

论王弼的治道

王弼玄学的真正目的在于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理论。王弼以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为最高理想,强调无为之治,反对名法之治,但他并不绝对地排斥有为。王弼认为,君主应"躬于道","重积德",少私寡欲,见素抱朴,居安思危,其思想境界与德行对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