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行政资源优化配置的价值导向

“以人为本”是建设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总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它要求对政府的行政资源进行重新优化配置，实现行政的可持续发展，使政府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的需要。本文主要将行政资源分为财力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三类。通过分析这三类资源与以人为本发展现相悖的现状，提出了以人为本价值导向下行政资源优化配置的路径选择。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研究

法治政府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现代转型的必然要求.法治政府建设主要体现在具体的行政行为中:党的领导是法治政府的方向保证,离开了党的领导法治政府建设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人为本是法治政府的价值归宿,要把保护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服务型政府：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

服务型政府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是针对传统管制型政府模式而提出的新理念，是“以人为本”的现实体现。它不仅包含了工具理性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价值理性的内涵。构建“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已成信息时代世界政府变革的潮流，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更应当积极实现这一范式转变。     

利益分割时期的安全事故与政府改进问题

政府在事故预防和处置中居于主导地位。心理学的“华生模式”和“皮亚杰模式”实现“社会学转向”，可用以分析政府的责任问题。而安全事故的“强刺激”和“弱刺激”对政府改进效应是不同的。中国当前社会转型中逐步出现了城乡、单位、地方之间而主要表现为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割局面。因而政府的责任一方面不仅仅在于对某一事故的“强刺激”进行反应性改进，更应该在于包括“弱刺激”在内逐步把内化以人为本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结合起来，对事故进行事前预知和防范，同时另一方面需要抑制精英阶层对整个社会利益的割据，保障社会底层的安全权益，引导底层进行安全维权，乃至抗争上层“官商秩序（结构）”的利益勾结，打破“资（方）强劳（方）弱”、“上（层）强下（层）弱”结构，从消极的“华生模式”转向积极反应的“皮亚杰模式”，不断提升政府效率，保障个体生命安全和社会安全。     

我国现阶段问责制的问题分析

“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主要负责人的一切行政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制度，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对人民负责的理念，有利于政府的依法行政，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监督主体和问责主体缺位、职责不清、缺乏透明性和程序性是目前我国问责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助于问责制度的逐步成熟和完善。     

以人为本研究综述

一、以人为本中“人”的界定 （一）相对于以民为本而言。黄楠森、何祚庥等人认为以人为本的“人”不仅仅包括人民，而且还包括人民以外意义上的人，包括所有的人。李士坤认为，以人为本中的主体是人民，在一定意义上，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     

谈邓小平的以人为本思想

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他的理论和实践中处处闪耀着以人为本思想的光芒：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上，他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他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体现了他社会主义应该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他反复告诫全党．要尊重群众的创造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孙中山人民监督思想探析

孙中山的人民监督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权力的归属及人与政府官吏之间的关系上，主张“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人民为一国之主，官吏不过为人民之仆，当受人民之监督制裁”，确立了人民监督的理论前提；二是设计了人民监督的理想模式，主张用人民的四个“政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以实现“政府的动作随时受人民指挥”。     

试论我国医疗保障中的政府责任

政府责任的合理界定是医疗保障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明晰政府责任是新时期确立我国新型医疗保障制度的关键。分析我国医疗保障的现状,明了政府责任缺失的原因,进而完善政府在医疗保障中的责任,尤其是完善政府在农村医疗保障中的责任,促进社会公平,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是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充分认识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建设法治政府，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本质要求。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切为了人民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有利于促进各级政府依法履行职责，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保障人民群众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有利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使政府工作人员摆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全心全意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克服官僚主义和杜绝腐败现象，真正做到执政为民。     

走出“自由放任”与“全面干预”的旋涡——兼谈政府机构改革

“自由放任”和“全面干预”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们之间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政府干预，而在于政府在什么时候、在多大范围内、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进行干预。我们不能把“自由放任”和“全面干预”完全对立起来，非此即彼地要么主张“自由放任”，要么主张“全面干预”，政府在行使经济管理职能的时候既不能“大撤把”，也不能大包大揽。“自由放会”和“全面干预”犹如人的左手和右手，我们现在所考虑的不应该是如何在它们之间进行取舍，而是如何协调其动作。     

新医改方案主要内容

基本原则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必须立足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正确的改革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坚持立足国情，建立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制。坚持公平与效率统一，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坚持统筹兼顾，把解决当前突出问题与完善制度体系结合起来。     

历史和现实语境中的“以人为本”

关于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以人为本”之提出，一个共识是：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以人为本”是与GDP崇拜相对立而存在的，从大方向上说，这样的“以人为本”的确不是抽象的，而是立足于现实缺失的。GDP崇拜确实“归根到底是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是，在中国社会已经发生阶层分化的现实前提下，这一说法还得附加一个判断：即是不是所有人民的利益都同等程度地受到损害呢？不同的判断将导致不同的方针政策的出台。     

政府面临转型 改革不可动摇

政府转型一方面要纠正政府的“错位”、“越位”．让政府从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中退出来，“真正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另一方面要克服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位”，即回归到提供公共服务的本位。“把应由政府管理的事务切实管好”。政府的“错位”除了表现为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另一个显著表现，就是在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上严重颠倒。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是直接关乎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因此也是政府公共服务主要内容，但财政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比例却非常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公车消费、公务接待消费等政府行政开支和一些“豪华型”基本建设方面，各地财政投入却常常不惜血本无所节制。     

跨世纪中国现代高等德育的应有视角

跨世纪中国现代高等德育的应有视角杨明一、在宏观上，跨世纪中国现代高等德育应当着眼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国际背景这些年尽管高等教育也培养出了不少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但总体说来，人才素质是一条腿硬、一条腿软。一部分学生不是“志大才疏”...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全面推进“人民满意学校”创建工作

十六大报告对党的教育方针有了新的阐述,第一次把“为人民服务”纳入教育方针,写到教育的旗帜上,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和人文关怀精神,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宪法原则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在此思想指导下,教育部提出了“人民满意教师、人     

有限政府论：思想渊源与现实诉求

作为对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事业负责的政府，肯定不可以是一介无为而治的小政府。况且，即便是西方国家，在对政府管理形式和方式进行调整以适应各国的政冶现实需要的同时，也已经部分地放弃了对“小政府”的追求，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得不容忍政府权力逐渐扩大的趋势。总之，搬用西方的有限政府理论来指导我国的政治实践。不仅在理论上是有害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一、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去年八月．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切实落实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三项主要任务．努力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第一段]     

论“公共服务型政府”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场深刻的“政府革命”，它不是简单地对现有政府管理体制的修修补补，不是单纯地对现在行政管理体制的增增减减，也不是一般性政府职能调整，而是建立一个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政府模式。[编者按]     

基层治理中的“干部干、群众看”

在近年的基层政府公共服务实践中,“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源于我国“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服务理念正在被“为顾客服务”的市场服务理念所替代,从而使原本“官民共治”的基层公共服务模式转换成了市场化服务模式。在我国“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中,“人民”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个体,更不是顾客。“为人民服务”是为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市场上差异化的个体利益服务。因此,以顾客为导向的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在我国服务型政府构建中未必具有指导的适用性。立足于我国传统和现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从为人民服务、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话语和经验中对服务型政府进行本土化重构是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