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对研发投资结构的影响分析

通过对融资约束、不同金融机构功能优势以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三类研发活动特点的分析,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三类研发活动的影响机理,同时结合面板模型回归结果得到：银行中介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三类研发活动投资强度的促进作用依次增强,股票市场对三类研发活动投资强度的促进作用依次减弱。这反映了二者的风险偏好及对研发投资活动的风险承能力不同,较之于股票市场,稳定经营的银行更偏向离市场近、且风险小的研发投资。基于目前中国研发投资内部结构比例不合理的现状,实现科技与金融的合理有机结合、提高基础研究在研发投资中的比重,关键是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优化金融结构,提高研发资金的配置效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发技术溢出与技术进步

本文从投资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角度构建模型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考察了国内研发和人力资本吸收要素对该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国分别在1992年和1990年达到了国内研发和人力资本的"吸收门槛";长期内,对外直接投资也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国在1990年达到了国内研发存量的"吸收门槛",而人力资本则未显现"门槛"效应。总体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中国国内的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股权结构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发布的重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股权性质对企业研发投资频度的影响以及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股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在研发投资频度上不一定具有显著性差异,但企业规模与企业年龄对企业研发投资频度产生重要影响。股权性质、企业年龄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企业规模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带来显著性影响。(2)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研究认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大约保持在0.5~0.8左右更利于企业技术创新;企业间应加强技术创新合作以形成研发投资的规模效应。     

知识产权保护宽度、企业研发投资与社会福利

知识产权保护宽度是激励创新企业开展研发投资的主要政策工具,它通过影响知识产权的盈利能力与获取成本,作用于研发企业和受让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交易。构建一个两企业、能力非对称的多阶段博弈模型,进行一般均衡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在研发企业的投资支出达到一定规模后,增加保护宽度,才能提高企业收益,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在既定研发投资下,保护宽度的边际增加将提高技术转让成本,降低受让企业收益和社会福利水平;这一负面效果只有在实现研发投资扩张效应后,才能减缓。因此在增加保护宽度的同时,需要引入辅助措施,如对企业的研发投资采取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间知识产权交易等加以协调。     

技术溢出、研发投资与社会福利效应

本文以AJ模型为基础,构建了纳入水平和垂直技术溢出的三阶段古诺竞争博弈模型,根据逆向归纳法求得的均衡解考察了不同合作研发模式下技术溢出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和社会福利效应。结果表明:除了在不合作的情况下,企业研发投资总是随着垂直溢出的上升而增加;在混合与水平合作情况下,水平溢出有利于企业研发投资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垂直溢出的社会福利效应并不确定;在不合作与垂直合作情况下,水平溢出对研发投资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不确定,而垂直溢出对社会福利具有正效应。     

会计稳健性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

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高低会决定产业技术创新水平。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与融资优序理论，构建“会计稳健性-融资约束-企业研发投资”的概念模型，并以股权结构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会计稳健性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正向影响；融资约束在会计稳健性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会计稳健性通过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进而影响企业研发投资；股权结构在会计稳健性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过程中能够部分起到调节作用，具体来说，股权性质与股权制衡度能够调节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而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不明显。     

企业研发投资对超额收益的影响研究

本文探讨企业的研发投资对企业超额收益的影响。分析在不同的情境下，研发投入所引起的市场对公司估值的变化。基于2008年-2016年上市公司的研发数据和股票价格，探究在中国市场中研发投资与超额收益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超额收益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程度可以正向调节研发投入与超额收益率的关系；在分工程度高的企业中，研发投入与超额收益率的关系更加突显，但是只有在分工程度高的企业中，行业竞争才能发挥对二者的调节作用。这表明，研发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同时在竞争的压力下寻求分工合作，对企业的成长至关重要。     

经济平稳增长下基于研发投入的减排控制研究

在气候保护和经济危机并存的背景下,减排二氧化碳不能刺激经济危机。研究了研发投资实现知识积累以及提高能效、替代实物能源投入的作用。进而将经济增长理论与最优控制模型结合,模拟分析了我国在给定排放配额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研发投入控制碳排放路径,实现经济的最优平稳增长和气候保护两重目标。研究发现:减排措施实施不宜太早或太晚,前期研发投资可以适当下调;然后逐渐提高研发投资强度,促进能源效率提高,替代部分实物能源投入;在知识积累和能源效率提高到一定水平后,研发投资可以再次回落至较低水平。在控制大气二氧化碳难度不超过450ppm目标下,我国需从2016年开始采取有效减排措施,不断提高研发投资比重。相应地,经济增长路径显示未来我国的经济还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在严厉减排目标下经济增速略低;碳排放在早期还将继续较快增长,随着减排投资的有效实施,增速逐渐放缓;排放强度早期没有出现显著下降,自有效减排投资实施以后,下降趋势明显。     

贸易自由化对研发技术进步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

基于2004—2012年中国工业行业31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技术实证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研发技术进步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研究表明:(1)贸易自由化与研发技术进步呈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贸易自由化水平由低变高,其对研发技术进步会产生先降低后提高再降低的影响规律;(2)贸易自由化的研发技术进步效应还取决于市场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等影响,在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及行业利润门槛条件下贸易自由化对研发技术进步的影响总体呈负向效应,而在市场化水平门槛条件下呈倒"U"型特征,在企业规模门槛条件下呈"U"型特征;(3)不同门槛条件下贸易自由化对研发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其中具有负向影响的行业分布较为集中。     

影响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国际化的因素探析

研发国际化已经成为继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金融资本化之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一种新发展趋势。技术知识所具有的复杂性使得对研发活动进行分割并将不同的部分设置在不同地区变得非常困难。影响跨国公司海外研究开发投资的决定因素可细分为诸多因素。     

金融危机下全球研发投资新动向及对天津的启示

综述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研发投入新动向,分析当前天津市研发投入的特点与不足,提出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以及调整研发投入战略的若干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对研发投资的影响

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我国未来发展的重点,备受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视,一系列扶持政策相继出台,但相关政策在颁布以及执行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此过程中引发的不确定性预期都将影响企业的研发投资行为。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融资约束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现实背景,通过抑制效应与挤出效应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证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新兴企业研发投资,并且,该不确定性加剧了新兴企业的融资约束和固定资产投资倾向,对研发投资产生抑制效应和挤出效应。进一步截面差异性检验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老龄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企业影响更加显著。     

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与研发投资的影响机理

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揭示了金融发展水平提高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促进研发投资的传导机理.基于我国约30万家工业企业数据的统计分析,推断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低所导致的结构性融资约束是我国研发企业比例低、研发行为不稳定、国有企业主导研发投资等特征形成的原因.实证检验证实,融资约束是制约我国企业研发投资的重要因素.金融发展水平提高,缓解了中小企业、私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并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资.为确保科技政策的有效性,应积极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拓宽研发企业的融资渠道.     

为何全球气候暖化有争议

<正>起自上世纪70年代末的全球气候暖化,至今已持续31年(1979～2010),引起了世界各国科学家、政治家的高度关注,并使得各国政府对有关减排的敏     

CEO研发工作经历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研究

基于手工整理CEO职业背景数据,通过静态面板回归和动态DID分析及PSM再检验得出:有研发工作经历的CEO将提升企业研发投资;外部信息学习机制和内部人员挽留机制是主要影响渠道,而风险承担机制不是影响渠道;有研发工作经历的CEO通过增加研发投资将提高滞后三年的专利产出,尤其对发明专利更显著。     

我国企业研发"走出去"的创新效果:基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分析

针对后发追赶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化研发究竟能否推动母国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基于国际R&D溢出理论,运用2008-2018年间45个国家的相关统计数据,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角度,分析讨论了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问题；同时检验了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应用门槛模型对这种影响的门槛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投资有利于提高母国的技术水平,存在着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同时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这种溢出效应产生了非线性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有着明显的单门槛形态。这为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研发决策中优化资源配置,规避东道国政策限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启示。     

贸易自由化对研发技术进步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北大核心CSSCI

基于2004—2012年中国工业行业31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技术实证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研发技术进步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研究表明:(1)贸易自由化与研发技术进步呈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贸易自由化水平由低变高,其对研发技术进步会产生先降低后提高再降低的影响规律;(2)贸易自由化的研发技术进步效应还取决于市场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等影响,在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及行业利润门槛条件下贸易自由化对研发技术进步的影响总体呈负向效应,而在市场化水平门槛条件下呈倒"U"型特征,在企业规模门槛条件下呈"U"型特征;(3)不同门槛条件下贸易自由化对研发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其中具有负向影响的行业分布较为集中。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研发投资平滑的影响研究

   研发投资平滑是企业在不确定条件下维持研发持续性、规避调整成本的策略性行为。鉴于中国转轨经济特征下企业对经济政策具有的高度敏感性,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平滑关系,对理解经济政策不确定环境下企业研发投资动态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运用面板模型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资平滑的影响。结果显示：（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研发投资平滑产生了强化作用;（2）与国有企业、高市场化水平地区企业相比,这种强化作用在民营企业、低市场化水平地区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丰富和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研发投资平滑领域研究,为高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保障企业研发创新持续性提供有益启示。     

中美贸易战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美国单方面发起的本轮贸易战,给中国企业所处的发展环境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本文通过文本挖掘技术在微观层面上识别出感知到贸易战影响的A股上市公司,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中美贸易战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受中美贸易战影响的企业显著增加了研发投资,这种倒逼效应在进行多种检验后保持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程度能够正向调节这种倒逼效应,市场竞争越充分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倒逼效应越大。同时,中美贸易战对研发投资的倒逼效应在国有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处于受直接制裁行业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