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戏剧与中国新文学运动

易卜生的戏剧,在一九一八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的《易卜生专号》里,给大张旗鼓地介绍进来了。这期专号刊载了易卜生的《娜拉》、《国民公敌》、《小爱友夫》等重要作品,还刊载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以及袁振英的《易卜生传》。易卜生的另一重要作品《群鬼》也在《新潮》一卷五号里发表了。为什么在新文化运动的黎明期,这样推崇易卜生呢?十年之后(一九二八年),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中有一段话可作为这个问题的答复:“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巳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Ibsen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裁多数,那时的介绍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罢。”     

浅谈中国戏剧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

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最初接受西方话剧的时候,对于现实主义的戏剧并不热衷,而其时正是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风靡全世界之际。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一些新文学的倡导者,对于在新浪漫派的名义下的西方唯美戏剧,却一度格外加以提倡。胡适在1918年6月《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上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     

绿色易卜生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人民公敌》在中国一百年

易卜生通过他的戏剧《人民公敌》体现出他对生态的忧虑和重视。中国对易卜生的关注与引进,从1908年鲁迅对易卜生的介绍,胡适在《新青年》的引进,到现在有一百年的历史。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里推崇的是易卜生的写实主义和斗争精神,人们对环境危机的忽视,使我们深感易卜生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与意义。新时期,关于生态的戏剧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这是值得欣喜的,这也可以说是《人民公敌》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     

《语文》第二十讲——现代文学(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当时中国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主张以接近口语的白话文替代僵化的文言文,废除反映封建思想的旧文学,提倡平易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文学。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从第四卷起改用白话文,并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了一     

《中国文学》学习指要(3)

一、现代文学概述 1、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1917年1月和2月,《新青年》上分别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宣告了一个崭新文学世纪的开始。自此,中国文学发展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中国文学》学习指导(2)

中国文学现代部分主要讲授的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文学的发展情况。一、现代文学概述对于概述部分主要掌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春年》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1917年1月和2月,在《新青年》上分别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中国现代文学以一九一七年发难的文学革命为开端。自此,中国古代文学终于被现代文学所取替,中国文学发展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把锐利的矛头直指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发出震聋发聩的战斗呼声,形式上也运用了现代文学的体式和手法,显示了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特征,宣告了一个崭新文学世纪的开始。     

“篇幅小如蠡壳,意蕴大如沧海”——以胡适的短篇小说理论评析鲁迅的《孔乙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适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在文学理论方面,他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论短篇小说》,作为现代小说理论的启蒙读本,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渗透、影响的作用。鲁迅1919年亦发表于《新青年》上的短篇小说《孔乙己》可谓最符合胡适短篇小说理论的典范文本,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匠心独运的具有永恒魅力的艺术精品。     

评胡适的《终身大事》

反对中国的旧戏,提倡戏剧改良(改革),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同倡导白话诗(新诗)的写作一样,胡适在这一方面也是身体力行,作出了值得肯定的成绩的。他的独幕剧《终身大事》(刊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1919年3月)的创作成就以及戏剧改革的理论,即可说明这一点。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评价问题

<正>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它是晚清以来近代文学和思想启蒙运动逐步推进的结果，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空谷之音震动了文坛；同年2月，陈独秀又在随后出版     

论胡适的戏剧观与戏剧创作

论胡适的戏剧观与戏剧创作祖芳宏，谢昭新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胡适不仅首挑“文学革命”大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理论倡导文章，而且在诗歌、小说、戏剧各个体裁领域，都作了创作上的“实验”。就戏剧言，他不仅...     

从目录看《新青年》的转变

20世纪初期,《新青年》杂志于存在的恢弘历史过程中,经历了由同人杂志转为中共党刊的重大转折。同时,其色彩也由杂糅各种进步思潮宣传的＂五彩缤纷＂转变为仅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支独秀＂。它刊发的文章所涉及的主题和意识形态倾向则是其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文章通过厘清《新青年》杂志目录,以佐证《新青年》由同人杂志转变为中共党刊的过程。     

重读毛泽东《体育之研究》

1917年,毛泽东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上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内容非常丰富,历来为专家所重视,被誉为中国近代体育理论的开山之作。笔者从该文对体育“真义”的界定,体育与德育、智育的辨证关系的论述,体育的特殊功效的揭示以及对我国有关体育错误思想的批判等方面,探讨《体育之研究》理论的创新以及具有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探索体育在我国教育改革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引起教育工作者时体育的重视。     

《新青年》同人的聚与散

《新青年》同人群于1918年形成了最强组合的阵容,以“重估一切价值”为共识,整合思想的多元分歧,推动了新文化的转型,建构了新文学的传统。《新青年》同人的分裂,根本原因并非由于群体内部的分歧,也不是由于陈独秀频繁的政治活动,而是同人精神的溃散,使杂志逐渐丧失了活力,同人群体自然消教。     

伪满洲国时期《青年文化》杂志考述

《青年文化》是东北伪满洲国时期一种中文文化综合杂志,对其进行个案梳理和分析,可以描述伪满洲国时期东北文坛的一个特征——庄严与无耻并存:一边是严肃的文学创作,一边是为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振臂高呼;并可以探讨殖民地知识分子相互矛盾行为背后的复杂心态和扭曲心灵等问题。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刘大白

刘大白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参与者。1920年5月他参加了陈独秀以《新青年》杂志的名义召开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造问题座谈会;8月又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来因工作、身体原因以及对陈独秀家长作风的不满而退出。但他并没有倒退,而是积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理论的积极宣传,指出共产主义潮流势不可挡,中国应该做俄国的朋友,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进行彻底革命,并批评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参与组织和领导浙江萧山衙前农民运动,组织"悟社",在他家里催生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和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     

笔底寒潮撼星斗──陈独秀与中国新诗

今人但知白话诗的尝试者为胡适,却未必知道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掌旗人,也是白话诗的有力倡导者与写作者,更重要的是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实为中国白话诗最早的试验园地。陈独秀始终关注中国新诗的发展,直至晚年于狱中还对此发表过重要意见。然近年兴起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对之却多存偏见。不矫正这偏见,不仅难以公正评价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也难以公正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     

缱绻与决绝：启蒙视域与戏曲改良的激情表述之途

中国近代以来的＂戏曲改良＂,从梁启超＂曲界革命＂到＂五四新青年＂的＂戏曲改良＂,走了一条日趋激进的道路。爆发于《新青年》的戏曲论争,是一场自居于戏曲＂门外汉＂的启蒙者和旧戏维护者之间＂针锋不接＂的论战。从实际效应上看,新青年的激烈批判更限于话语层面的激情表述,西洋话剧虽因此获得了登陆的历史空间,但并没有就此赢得民众,而旧戏虽遭痛击却依旧走向繁盛。因此,对于五四新青年的戏剧论争应阐释适度,夸大其对于话剧的成功效用抑或指责其要为中国戏曲衰微的命运负责,都有过度阐释历史之嫌。     

新世纪以来《新青年》研究述评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青年》研究工作进展迅速。专题论文大量发表,所涉及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新青年》与妇女解放、《新青年》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新青年》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新青年》同人的分化及《新青年》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等方面。这些文章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与遗憾。     

沈尹默新诗浅析

本文辑录评析了沈尹默先生1918年1月至1920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上全部18首白话诗,并指出沈尹默新诗注重继承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借鉴西洋诗歌象征取意、散文诗行的优点,锐意探索创新,是我国散文诗和象征主义新诗的源头.     

《新青年》的经营与传播策略

《新青年》成为一代名刊,与陈独秀等人的经营、策划密不可分。上海亚东图书馆为《新青年》的创办提供了最初的支持;办刊主旨的标新立异与作者群体的新进赢得了读者的青睐,丰富的稿源保证了《新青年》内容的充实;营销广告的刺激和广大销售网络的构建极大地增加了《新青年》的销售量;国家对社会的弱势控制为《新青年》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