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不为时流宗尚”原因分析

章学诚虽“生乾嘉极盛时代”却被埋没了120年,文章分析了个中原因:(1)与当时“汉学家”在治学方法观念上的分歧;(2)学术界“求同于己而非欲取济于人”的学术风气;(3)自身性格因素。总之,章学诚没有“用其学术之学术”的技巧,即使是在盛世也只能沉寂无声。章学诚的遭遇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普遍境遇。     

试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自刻本

嘉庆元年,清王朝已现颓败之象,但考据学家仍囿于烦琐的训诂考据,纷争门户而不思救挽。为扭转学术风气之偏,章学诚刊刻《文史通义》,并借此构建新的史学体系,一方面倡言史学,为史学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提倡“学术固期于经世”的治学宗旨。     

简论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体系

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目录学家,他倡导的目录学要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的思想,是对我国古代目录学的总结和发挥,在我国古代目录学学术史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往人们在评价章学诚目录学思想时.大都集中在对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本义上的释发,往往忽略了它内在逻辑体系的特征。本文认为,对时代学风的校正是章学诚确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目录学宗旨(目的)的现实依据,他的哲学观、历     

论章学诚以“文”济史的治学之道

乾嘉时期，章学诚以“文”济史，提倡性情与功力合而为一的个性学术，倡导学术创新“成一家言”，使其治学方向和治学方法与当时的考据派有了显著的不同；但另一方面，其史学家的思维特性渗透到文学观念中来，使得他的思想呈现出复杂的落后性。     

文道关系与文辞义例——《文史通义·诗教》意旨辨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篇中,并不从传统的以风俗教化和温柔敦厚为主要内容的诗教观进行论述,而是从文辞义例方面来梳理诗教在文辞流变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章学诚在治学上敢于、善于跳出前人成见和时代风气,而用探索文史的源流义例的方式来明道的追求的具体表现。在《诗教》上下两篇的论述过程中,章学诚从“离文而见道,奉道而折文”的原则出发,从古今文辞著述的具体事理上揭示出诗、战国之文与后世之文“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的关系,明辨由诗教起源而流变于后世的文辞义例,将对文道关系的分析与对文章流变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并且论证了义例与形貌的区别。《诗教》篇的论述意旨和论述方式,值得仔细分析,这对理解中国的文体发展和诗文传统,以及章学诚在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都具有启迪作用。     

章学诚论治学

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有多篇专论治学 ,他在博取与约收上采用了辩证思维的方法 ,在治学途径上主张对传统方法进行扬弃 ,同时主张学术贵专精 ,创立独断之学。     

章学诚的文原观:《文史通义》中的文章学思想研究之一

章学诚的“文原观”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的“道器观”基础之上,比较正确地揭示了文章与客观事物、社会生活及其发展规律的本质联系,从而建立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文原理论。本文对其源流与发展作了分析。     

以约驭博——论章学诚治学的博约思想

章学诚所主张的博约关系是一种以约驭博的治学思想。其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和学术背景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治学思想对其后学术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目录分类看章学诚以史为本的文学观

l章学诚对目录学上“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看法有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转变过程，尤其是对集部态度的前后变化，与章学诚的以史为本的文学观密切相关。     

章学诚的思想与学术（笔谈）

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屡有新的研究成果推出。日本学者山口久和教授的《章学诚的知识论》以其严整的考据与解释学的新视角，尤其引人注目，该书中译本最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以此为契机，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了“章学诚的思想与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3月）。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章学诚的思想与学术进行了多向度的深入阐发。本刊从与会学者的发言中，编发了这组笔谈。高瑞泉认为，章学诚虽然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的学术异数，但在不同于道统论的哲学视野中，章学诚的思想却提示着可能通达真理的道路。许苏民将章学诚的道论思想置于16-18世纪中国哲学启蒙思潮的背号下考察，通过与笛卡尔论“我思故我在”的比较，指出章学诚哲学的第一原理“随其思之所至，即为我之所在”，为其进行道统论批判提供了理论前提，具有深刻的思想启蒙意义。与许文相辉映，董平从历史哲学的纬度阐释了章学诚的“道论”，从“道”的现实性与历史性、“道”与六经的关系等方面追溯了章学诚与南宋浙东学派之间深刻的学术渊源与思想传承，同时对余英时有关此问题的论述做了积极回应。付长珍进一步收缩研究的视域，通过对“宋学”内涵的解析和清理，指出章学诚所提倡、所坚守的是一种义理和知识并举的儒学发展路向，揭示了章学诚儒学之道的宋学向度及其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针对戴震与章学诚这段学术公案，吴根友发前人之未发，主要从学术方面和伦理道德方面重新审视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山口久和则从现代人文科学的角度，着力挖掘章学诚历史思想中蕴含的语言理论和文本理论。通过解构语言学家王力的训诂学理论和章学诚的语言理论，探讨了新考证学的可能性。章益国试图接着山口教授提出的话题，对“章学诚的言意观”作出进一步延伸和论证。他对章学诚的“史意”做了独到的诠释，认为史意作为一种默会知识，是没有具体实指的“意味”，是一种“非传递性理解”，类同于传统哲学诗文论中的意韵、意境等范畴。本刊希望这场讨论能够进一步唤起学界对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关注，旨在共同拓展章学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编者按]     

章学诚文气观简论

文气观是中国古代文章学中一个极其重要而又颇为复杂的命题。历代才人慧士对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清乾嘉时期文史大家章学诚杂取诸家学说,兼融己意,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气观：气贵于昌;文非气不立;集义养气;临文检其心气。章学诚的“文气’’观袭古创新．见解辩证而深刻,对今人亦有许多启迪和借镜意义。     

浙东史学派简介

在我国学术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浙东学派。一是南宋时与程朱理学相对立的一个哲学学派,包括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派(亦称金华学派),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及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一是明末清间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郑梁、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派。后者提出“六经皆史”(章学诚)、“先穷经而后求证于史”(黄宗羲)等观点,倡导经史贯通、通经致用的治学方法,重视历史文献、地方史料的     

章学诚论"虚构"和"奇"

章学诚从“文以明道”的观点出发,认为文章必须明理、经世致用,同时他对文学创作本身及其规律诸如虚构和奇特等都有着较深刻的认识。他的虚构和奇特观既有时代的特点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论章学诚对宋明理学与乾嘉考据学的批评

理学作为宋元明清四朝的官方意识形态,章学诚能以较为客观的辩证观点视之。一方面对理学末流大加挞伐,认为其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空言天性义理,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对通经服古的程朱之学持肯定态度,指出宋儒的“躬行实践”,仍是值得后人效仿和借鉴的正确方法。考据学为乾嘉学术之主流,章氏指出考据学的弊病在于注重征实,而忽视对义理的掘发,未能真正领会古人删修考订的用意和治学的要领。为此,章学诚倡言“六经皆史”说,强调经世致用,这既是对理学空谈性命义理的猛烈抨击,也是对考据学严重脱离人事的有力针砭。     

朱陆治学思想比较分析

南宋理学家朱熹、陆九渊分别代表不同的理学学派，哲学观点不同导致其治学理论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治学宗旨，“明天理灭人欲”(朱)与“明理”、“立心”、“做人”(陆)相对立；为学路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对立于“道不外索”、“明复本心”：治学之道，“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与“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的分歧；读书方法上，“解字”与“求血脉”的差异。     

也谈章学诚的“言意”观

西方"批判的历史哲学"在晚近曾经经历了一个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在史学思想中的基础地位越来越受到关注.实际上,中国传统史学的语言观念有很多独特的地方,章学诚的"言意"观就十分有代表性.但这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就笔者阅读所见,除山口久和、王晴佳等人有所涉及外,似乎再没有其他人谈到过这个问题.以至看到山口那句话:"对于迄今为止的章学诚研究为什么对实斋如此显著的语言观等闲视之,笔者感到十分不解",觉得颇使章学诚母国的学术从业者汗颜.     

论章学诚与刘知幾、郑樵--读张舜徽先生《文史通义平议》有得

章学诚与刘知幾、郑樵,吾国传统史学之三大评论家,《文史通义》与《史通》、《通志总序》亦相应为传统史评之三大名著.三人中,刘知幾首开此义,郑樵踵继之,章学诚则殿末总结.各有不朽,皆得名家,同为吾国史学史前、中、后期卓越之代表.其治学、性情及时代境遇亦有绝大之相似处,本文但就此粗略举例,以见三人史评伟业之主客观因素.     

论章学诚目录学体系构建之缘由及内在之理

章学诚对现实流弊的思考、批判和对刘向父子目录学精神的总结弘扬 ,确立起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的目的论 ;然后以特有的哲学观、历史观来判定目录内涵 ,使目录服务于著录的目的 ,由此建立起自己目录学的认识论 ;从以上认识出发 ,章学诚提出了加强叙录和使用互著、别裁的方法 ,期以充分发挥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 ,从而充实和完善了其目录学体系的方法论。     

六经的意义与史学变革--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再认识

研究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六经皆史”论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不少史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歧见迭出。实际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学说是与他的史学变革理论官切相联的。“六经皆史”论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章学诚融通经史,探讨了经与史在精神本上的一致性;其次,章学诚从《春秋》中引发出“史义”的理论,从《周易》中引发出“变通”的思想,作为变革史学的理论核心和依据,并考察了《周礼》《尚书》所蕴涵的史学价值;第三,在史书体裁上,章学诚提出效法《尚书》“体圆用神”的撰述形式,打破后世史体僵化的局面,对新的综合体裁进行了探索。     

章学诚的文质观

文质问题主要是讨论文章形式与文章内容的关系。历代文章学家对此都有不同层次的论述，但相对来说，却没有章学诚说得明确，论述得全面、深刻、辩证。他认为，“文”生于“质”，“质”是起主导作用的，是第一性的，“文”是居于从属地位的，是第二性的；但是强调“质”对“文”的决定作用，并不是不要文章形式不讲文章辞采，恰恰相反，他又十分重视文章的审美愉悦作用和文章本身的特殊规律。章氏辩证的文质观是建立在他朴素唯物主义的“道器观”尤其是“名实观”的理论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