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气为主”与“气盛言宜”之比较

曹丕的＂文以气为主＂与韩愈的＂气盛言宜＂是古代文气论的两个重要理论。由于提出角度不同,所以在理论内涵、功能作用及意义价值方面有很大差异,应准确把握。     

谈"主"气论与"次"气论

气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历代文论家对它的论述可以分为两派，“主”气论和“次”气论。产生的根源在于古代汉语含义的朦胧多义和古代的文论家使用术语的不规范以及各自的立足点不同，它们在内容上并不是针锋相对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它们都是可以并存互济的。     

说"×声×气"

“×声×气”这种格式具有较强的能产性。“×”是同一个语素的很多,有名词性、动词性、象声词性、副词性语素,形容词性语素更常见;前后两个“×”虽是同一词性但不是同一语素的也有不少,还有前后两个“×”不属同一词性的语素的;同“×里×气”格式一样,“×声×气”绝大多数表贬义,表中性的很少,表褒义的更少,因此它多为形容词。“×声×气”可用作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而以作状语的为最常见,作定语的次之。     

"言"与"意"的统一--浅论语文教育的根本

古人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将语文学科界定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而易见，“交际工具”是就其手段功能属性而言，人文性是就其意义内容属性而言。工具作为载体，是表现方式和承传的基本途径；人文作为灵魂和内容，是工具的蕴涵物。工具作为“表”的成分，是基础和凭借；人文作为“里”的成分，     

"养气"说新探--气:文艺作品的生命力

艺术主体所养之“气”包括生理之气，心理之气，道德品质、精神人格之气，还包括艺术家创作前的精神状态。艺术主体所养之“气”的不同，转化为作品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讲，“养气”就是人对自我本能、自我生命的体察，从而以自我生命去体合宇宙生气流行的大生命节奏。从文艺创作和批评的角度看，艺术家“养气”就是一种积极的审美活动，他在力求把握和艺术地表现生命之美。     

冯友兰"境界说"和冯契"智慧说"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觉解”与“智慧”、“内圣外王之道”与“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天地境界”与“真善美的统一”等二位冯先生基本哲学范畴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在后经学时代,冯友兰先生和冯契先生对理想人格的论述指明了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是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一个轨迹,因而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说”尤其是冯契先生的“智慧说”注重理论和德性的统一,哲学思维和人的德性的有机结合,最终达到了真善美、知情意的统一,重新恢复了哲学的理性感染力。     

要准确把握教材的"语言"

前两天听了一节"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的公开课,关于教师对教材"语言"的把握方面觉得有话要说. 在本节课中,教师注意到了长方体体积计算公式推导的重要性,因为这是在学生的知识体系中第一次建构体积计算的方法,除了需要对体积概念的形成作复习,还要使学生参与到计算方法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来,实际上最理想的、最高效的莫过于教师要引领学生进入关于长方体体积计算方法这一要点的"再创造"的过程中来,实现了学生的"再创造",也即实现了完美的建构.课堂上,教师作好了相关准备,在进入学生实验前,教师安排了5个实验步骤:①摆一摆:用棱长1厘米的小正方体摆一些长方体.②说一说:一排摆几个,长是几厘米?一层摆几排,宽是几厘米?一共摆几层,高是几厘米?③填一填:在下表中填出每个长方体的长、宽、高和体积.     

语文教师的"力"与"气"

语言：多一些黏着力，少一些匠气 著名语文特级教师于漪说：“教师的语言要锤炼、准确生动、流畅优美．像磁石吸铁一样，牢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常常通过风趣幽默的表述、鞭辟人里的分析、入木三分的概括、恰到好处的点拨．在给人以莫大的愉悦感：美的享受和诗意的熏陶的同时．把学生带进知识殿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的再认识

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正确把握其内涵为前提，我们应当基于党的严格表述，结合党的领导的基本规定性来正确把握这一思想的内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发展要求”、“前进方向”、“根本利益”才是核心概念，其本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要求”或原则，是党在新时期的指导思想。     

《修行本起经》与其异译本《过去现在因果经》词语比较举隅

对汉译佛经《修行本起经》与其异译本《过去现在因果经》的某几组词语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某些词语在词汇史上的活跃期及其发展演变,同时可以看出,汉译佛经也促进了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     

韩愈“气”说和他散文的气势美

韩愈散文最为人称道的就是流转于字里行间的浩然之气,而这浩然之气的形成,和他"文以明道"、"气盛言宜"的创作主张有关。韩愈认为只有"气盛"才能"言宜",并自觉把儒学作为"养气"的内容,把儒家之道变为自己内在的修养之气,从而由修养之气转化为作品的浩然之气。     

汉语数词“四”“、七”的历史流变及其文化底蕴探微

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和标志,数字伴随着人类从混沌走向睿智,从蒙昧走向昌明。这些数字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蕴。在汉语中,数词的表示方法,谐音与象形的妙用,深深地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并导致人们对某些数词的特殊偏爱或反感、认知或运用,从而使其在哲理思想、归纳方式、审美观念、宗教迷信及语言文字等方面打下了深刻地民族文化的烙印。数词"四"和"七"在汉语发展中的起起落落就印证了这个问题。     

选择连词"其"与语气副词"其"

选择连词"其"和语气副词"其",是古代汉语中极易混淆的两种虚词用法,在某些具体文献用例中,"其"字到底用作选择连词还是语气副词往往难以识别.作者试从二者的源流关系和它们的现代汉语译文等角度,分析造成二者难以识别的原因,并由此探求在具体文献用例中怎样进行识别的方法.     

“气”在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意义与价值

“气”作为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范畴,对于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有着原创性意义。“气”是体验的世界,生命的本真,它不仅是人生命的元素,也是人精神的原生性形态,是思想感情获取本原性力量的源泉,这些特性,使“气”具有成为创生文学艺术母体的意义。再者“气”也决定着人的个性、气质,而一个作家独特的个性和气质,则决定着他作品的独特风格,并使其获得独立的存在价值。     

“目的论”与“功能对等论”比较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奠基理论———“目的论”和美国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奈达的核心理论“功能对等论”有其相似之处,也有其不同之处。本文试从两者的“同”入手,着重谈二者的“异”。通过对这两种翻译理论的比较研究,旨在说明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后者的缺陷,拓宽了翻译研究视角,是对后者的重大突破和重要补充。     

"凭情"与"负气"的悖结与和解——论刘勰文学创作论的"通变"观

刘勰文学创作论的"通变"观与他的文学发展论的"通变"观密切相关,又不尽相同。由"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熔铸而成的辩证和解的"通变"观,显示了刘勰对文学创作必然涉及的客观与主观、理智与情感、"他律"与"自律"等矛盾悖结而又统一和解的辩证关系的体认。重新考量这个命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实践的启发意义。     

论《乐记》"气"范畴的美学内涵

“气”作为完全意义上的文艺美学范畴首次出现于《乐记》。“气”被用来解释乐的生成、乐的政治工具性、乐的功能性，其美学内涵的形成涉及到中国古代哲学、巫术活动及“乐”的理念等各个方面。《乐记》中乐“气”范畴的理论成型对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     

《辞海》、《辞源》黍稷释义考辨

古代黍、稷的现代名称,辞书界至今未能定论。本文综合建国以来国内历史、考古、文字、农史、农学界的主要研究成果,对新版《辞海》、《辞源》中黍、稷不分或以黍为粟、为稷、为高粱,以稷为糜、为(禾祭)、为高粱等诸种说法提出质疑,对黍、稷的现代名称做出新的论证,认为黍即糜子,稷即谷子。     

唐代“启”类文体的演变与文章的历史内涵

“启”作为古代的一种文体,在唐代受到“文章盛世”的影响,不仅在作品的数量方面超越了前人,而且内容涉及的范围也很广阔,已与魏晋之时这一文体的用途有很多不同。通过对《文苑英华》等文献资料的考察,论述了唐启的分类,分析了唐启在唐代历史中的大致面貌,通过援引一些唐启的代表文本,归纳了它具有的文学特征和社会功能。唐代以后,“启”类文体的创作呈衰退趋势,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应归结于历史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