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的“干校之诗”与“诗中干校”

1969年11月至1971年1月,著名红学家俞平伯被下放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困顿辛劳中的俞老先生写下了38首古体诗。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见证文学",这些诗歌是特定时空诗人心灵世界的诗意呈现,充分彰显了他"自爱、平和、前进、闲适"的生命哲学,也是"文革"时期豫南农村社会生活和民俗风情的审美观照,于患难中更见人性的真醇与美好,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历史价值。     

作家如何“读史”——刍议新时期作家对“文革”历史的文学叙述

“文革”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面对的最近也最压抑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不同作家的叙述与书写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形态。论文考察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作家,面对文革这段历史时,这些读史者是如何去“读”和“叙”,对文革的历史叙述存在哪些历史误区与困境,如何建立关于文革的历史叙述的有效而丰富的生态。     

以文学为中介传播中国文化

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三位流散作家具有独特的文化身份,他们的英文作品在西方得到赞誉,其作品中众多的文化符号有效地传播了中国文化。本文以跨文化传播特点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为基础,分析文学作品、流散作家对于文化传播的重要性,经典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形象具有传承性,英文原创作品的传播效应优于翻译作品,上述流散作家与英文文学作品的优势,有利于我们看到文学对于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中介作用。     

试论“以文本为中心”的英美文学教学观

"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教学观是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和全国语文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本文所建构的"以文本为中心"的英美文学教学观认为文学教学的基础是正确把握文学教学的本质,关键在于文本的选择,核心是微观解码、由文本之"内"转向文本之"外"以及师生互动交流,具体措施有借鉴文学理论、文学教学与生活、创作和现代技术相结合,最后的归宿是道德教诲。     

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以《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为例

周作人认为文学应该重新发现“人”,倡导“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并主张以“时代”审视古今中外之文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学观的提出其意义重大：一是体现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热潮;二是对周作人日后创作有着指导意义,并推进了新文学的发展进程;三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汇与撞击.同时,随着对“人的文学”观的日益重视,人们开始反思“为人生”与“为艺术”、借鉴与自我殖民化的问题.     

试论宋词中“男子而作闺间”的文学现象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就是男子作者从女子角度进行创作，抒发情感，这种现象的始作俑者应是从屈原的《离骚》开始。到了宋代，由于经济的发展，长期专制统治下文心态的影响的宋代多元化的文化思想，特别是禅宗的影响，使得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大行其道，成为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文革”后文学现代性话语的历史起源研究

作为“革”后学现代性话语的历史起源之一,“伤痕”、“反思”小说中的“反封建”话语,在对20世纪初的启蒙主义话语进行历史性继承的基础上,具有了新的特点：一方面,其所批判的“封建伦理”和“国民劣根性”,往往具有现代性的制度依托与伦理支持;另一方面,却又往往将“革”时期的“血统论”、“个人迷信”、“官僚主义”和“社会特权”等一些现代性症候,“误指”为“封建性遗存”进行错位性的批判,这便造成了它的历史讲述与现实书写,既有对真正属于封建性问题的自觉批判,却又遮蔽了复杂的现代性问题,限制了其历史反思的深度。     

“文心”即“人心”——论士人心态对魏晋六朝文学之影响

魏晋六朝是中国美学思想发展历程上最富艺术精神的转折点,在此阶段内,文学艺术各领域都取得了空前繁荣的艺术创作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与魏晋士人生存境遇的变迁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六朝美学思想发展历程的细致梳理,进一步厘清士人心态对于文学审美趋向的导向作用。     

伤痕-反思文学与当代历史书写——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伤痕-反思文学是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主要潮流。它以个人记忆的方式书写了国族的艰难与创伤,开创了当代制度性反思和批判的先河,建立了新时期文学的悲剧格局。复刊后的《人民文学》是这股思潮的发源地和最主要的推手,编辑群体的胆识与观念的转变,既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又走在时代的前面,自主性地探索文艺的发展,作家群体和文学编辑群体成为这段文学史的共同的创造者。     

文学如何“虚无”历史?

2014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组笔谈,就当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之后,《文学评论》在2014年第2期再次发起了"文学不能‘虚无’历史"的笔谈,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对于当前的某些文学创作现象进行剖析,在我看来,这样的讨论无异于一个伪命题,文学虽然与历史相关,但无论如何,文学毕竟不是历史,而历史也不是文学。     

再论“伤痕”、“反思“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从新时期“伤痕”、“反思”小说中所塑造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看出,政治话语对主体意识的剥夺,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以及西方文化参照的缺失,都使得在粉碎“四人帮”后相当长的一段创作时期内,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并非人们所认为的是社会批判者和反思者,也即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士”的精神的体现者,他们更多地表现为“道德受难者”的形象。     

中国主流文学与“弘扬主旋律”文学问题论略

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种文学现象，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可以深入揭示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弘扬主旋律”文学的历史必然与政治优势，从而，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     

似是而非：两个“为工农兵”时期的文学

分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至建国前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文学和＂文革＂前17年文学的特点,认为两者虽然都是＂为工农兵＂的,但是前者突出的是政策意识,后者突出的是历史意识;前者着意表现阶级关系,后者着意表现＂社会＂意义;前者一般地写出人物性格,后者有意识地塑造典型形象。因而前者显得浅薄,后者显得厚重。从总体看,后者的成就远远超于前者。     

论文学“明星化”的表现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随着文学时尚化、流行化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文学＂明星化＂现象出现于文坛。它一方面使文学与大众日益密切,促进了文学的丰富与繁荣;另一方面却使文学过分的与商业结合,造成了文学内在性缺乏和作家自主创作个性的丧失。     

乐府文学中的“都市书写”——以《长安道》《洛阳道》为中心

乐府文学中的"都市书写"是中国古代都市文学的重要内容。乐府文学中的"都市书写"包括都市物质景观、文化景观和都市心态三方面内容。都市物质景观集中于道路、建筑、市民生活区域,文化景观主要反映为游侠文化和青楼文化。南朝《长安道》、《洛阳道》或突出帝都的恢弘,或描写都市的繁华奢靡,唐人同题之作更融入种种都市心态的抒发。这与南朝、唐代乐府文学中不同的都市构筑方式有关。南朝"都市书写"是历史想象与现实环境结合的产物,其都市景观呈现出模式化特点;唐代"都市书写"植根于真实的都市,显示出由地理、文化空间转向情感空间的特点。     

论以文学鉴赏为中心的中职语文课堂教学机制

鉴赏中要立足于文本,在注重学生的个性化阅读的基础上,通过平等、互动的对话,对文本进行多元解读。在鉴赏中,教师要进行适当的引导,充分发挥学生的联想、想象,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解读。倡导＂主动参与、努力探究、积极合作＂的课堂机制,让课堂成为充满灵气的师、生、本交往互动的舞台,同时,在注重求同思维的基础上,加强求异思维的引导,打造生成性的课堂。     

当代“抗战文学”历史叙事中的主题位移——以小说《生存》的流变为中心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在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历史”的呼声甚嚣尘上的当下，怎样更为有效地把“拒绝遗忘，铭记历史”这一现实诉求建构于当代国人的主体意识中，是时下至关重要的课题。20世纪中国学作为中华民族近百年以来的“心灵史”，在其发展流变中为“抗战”这段历史的书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对这类书写的重新检视与挖掘，将使我们在另一重意义上触摸历史的质感，领略现场的氛围。     

关于华文文学学科命名的一种反思——以“华语语系文学”“汉语新文学”为中心

华文文学学科命名争论的焦点,始终未曾脱离学科自身的定位问题,并指涉海内外华人文化心理归属的多种纠葛。由英文词Sinophone literature翻译而来的“华语语系文学”一名不仅在语言学概念上难以成立,更有意回避并模糊了汉语的“同一性”和“普遍性”,其文化心理逻辑值得警惕。“汉语新文学”的提出,意在以理论建构的方式,对“华语语系文学”作出了迄今为止最有力的反驳和“抗争”,同时又强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传统的文化历史意义和价值表述。尽管“汉语新文学”这一概念开辟了海内外汉语批评界走向理论对话的新途径,但仍难以取代“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名称,标举“世界性”特征的“世界华文文学”与稍嫌冗长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之名称也将长期并存。纷繁复杂的学科命名背后,孕育着学术创新和学界“百花齐放”的勃勃生机。     

质疑“文学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其理论内涵一直无法界定。学术界对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有着很大的盲目性与时尚性     

以“决战长篇”形成文学桂军新崛起的突破口

广西文学桂军崛起形成文坛冲击波。针对广西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趋向提出＂决战长篇＂的战略和策略,无疑会推动广西文学桂军新崛起和新突破,这需要在反思、反省和重建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现问题、找准对策,形成创作与批评的合力,在＂持久战＂与＂攻坚战＂结合的基础上进行＂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