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常”而“变”：新诗作为一种“流浪文体”的命运

提到新诗的“常”与“变”,人们很容易想到一个老问题：新诗与古代诗歌传统的关系。有论者指出：“新诗的‘常’是指中国诗歌传统,它是恒定不变的诗歌元素;‘变’则指新诗创作对诗歌传统规范的不断突围、超越与改写,     

由新诗发展史谈诗的“变”与“常”

佛家认为世间一切无常。用变与常估量世间万物,“变”显而易见,“常”难以指认。要辨析新诗的“变”与“常”,不妨将其置于新诗发展史中考量。     

我看新诗的“变”与“常”

随着新诗创作中各种问题的积压,以及新诗创作本身所面临的整体性困境,新诗理论研究界的回应之声日益自觉与迫切。近年,西南大学吕进先生连续发起举办三届华文诗学名家论坛,对新诗创作所暴露的各种弊端及时予以理论上的清算与探讨,其理论建构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此次,由吕进先生所设计的探讨新诗“变”与“常”关系的诗学命题,     

新诗的“变”与“常”笔谈（之二）——从三首旧题新咏的现代诗谈传统的转化

本期我们推出《新诗的‘变’与‘常’笔谈》之二。笔谈仍处在无“常”的状态，这是一种正常的学术状态。浙江大学的江弱水标举了几位现代诗人在1930年代通过古典意境来表达现代诗情的事例，肯定了他们使中国古典诗学获得新生的努力。他认为，这些诗人当年对传统与现代的兼容与有机转化是值得我们今天注意的。     

新诗的“变”与“常”笔谈（之四）--或“变”或“常”：流动的概念

本期推出《新诗的＂变＂与＂常＂》笔谈（之四）,共四篇文章。我们很高兴的是,这个笔谈正在引起学术界同仁的兴趣和关注。李怡教授和张传敏、段从学、熊辉诸博士都对笔谈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的确,如段从学所讲,新诗的＂变＂与＂常＂,实际上是审视新诗的＂变＂的问题。永远的对美的新向往,也就是＂变＂,是诗的美学本质。＂变＂就是活力,＂变＂就是生命。     

“变”中守“常”：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一种建构

中国新诗自发端起,就在“变”与“常”的碰撞和纠缠中探索进路。时至今日,众声喧哗之下的诗坛积弊丛生,处境尴尬。如何处理“变”与“常”的关系,困扰着新诗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让这一历久弥新的话题再次出场,将其纳入现代诗学理论建构的高端视野,     

[中国现代诗学]：也谈诗的“常”与“变”

本期我们推出《新诗的＂变＂与＂常＂笔谈》（之三）,发表张炯、王珂、张中宇三位先生的文章。他们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各自的观点,可以帮助对这一话题感到兴趣的读者思考。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永恒是不美的,问题是新诗应该怎么变。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     

新诗之“变”与“常”的若干阐释维度

本刊＂中国现代诗学＂专栏在2009年举办了＂中国现代诗学学科建设笔谈＂。原计划3辑,但欲罢不能,最后共推出4辑,朱德发、李怡、古远清、袁忠岳、周晓风、子张、曹万生、向天渊等诸多先生都参与其中,《新华文摘》等也有所转载。在今年,从第2期开始,由澳门大学朱寿桐教授打头,我们又举办了＂新诗的‘变’与‘常’笔谈＂,到本期已是第5辑,张炯、王珂、江弱水、张中宇、张全之和许多新锐都发表了不少精彩之见。我们以为,笔谈是一个活跃原创性思维、让更多人有发表意见机会的好方式。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在体制内生存,不可能游离于现有的学术评价体制、学术管理体制、学术发表出版体制、人才选拔体制之外。这些以行政思维和理科思维为基础的体制的力量往往限制了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原创性的发挥。一些人为职称、为学位、为获奖、为当官＂做＂学问,形成浮躁、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一说到学术失范,有人就爱拿抄袭剽窃说事。这当然也是问题。但在我们看来,原创性是学术的最高规范。丧失原创性、丧失净化和提升自己的努力,这才是人文学科的最大失范。我们必须善于跳出庸人思路而提出新问题,打破习惯定势而提出新见解,避免炒陈饭而运用新材料,摒弃学术八股而提供新表达。＂通中求变＂地＂发前人之未发＂,＂接着讲＂地＂发前人之已发＂,把学科推向前进,这就是我们喜爱笔谈的原因。本期我们推出向天渊、张全之、李祖德、童龙超、王强的文章,这也是＂变常＂笔谈的＂闭幕式＂了。     

一片尚待开发的诗歌森林——“十七年”新诗选本研究综述

中国当代文学对“十七年”新诗选本的研究,有一条“马鞍形”轨迹：“十七年”时人评论的高潮、1980-1990年代的冷清以及21世纪以来的回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些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赋魅”与“祛魅”批评、相关著述研究中的“冷热不均”现象以及对一些重要新诗选本研究的不足。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对“十七年”新诗选本的研究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总结与思考。     

新诗的求“真”与求“诚”——废名新诗理论阐释

在废名的诗论中,新诗质体现为“当下性”和“诗的情绪”,由此衍生出新诗的“切实”、“质直”以及见之“性情”。这与废名所倡导的“文艺复兴”有着内在一致性。而这些正暗合了新诗的“真”、“诚”要求,并且这一要求逐渐鲜明地呈现出来。     

导向一种风险诗学

视新诗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在中国诗歌这个特定的话语空间中来讨论《新诗的“变”与“常”》,在肯定“‘变’是新诗的根本”的前提下,来讨论新诗的“变”与“常”之间的互动关系,涉及的虽同样是新诗与古典诗歌精神、艺术传统等似乎已经被多次重复过的问题。然而,同样的事,并不等于同样的问题。事,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     

“动态诗学”与“现代汉诗”——再谈“新诗标准问题”

新诗先脱“古典”之身而成幽灵,再得“现代”之体而寻典律——“现代汉诗”的确立,为新诗的诗体建设,提供了可能的平台。只有先行将有关“新诗”之“新”的言说,适时导入“现代汉诗”之“现代”的言说,并重新梳理“新”与“动”以及“自由”的正负价值在性之后,有关“如何新才好”亦即“新诗标准问题”的讨论,才不至于再次成为一本说不清还得说的糊涂账。论文依据这一思路,在对从“新诗”到“现代汉诗”的诗学嬗变的梳理基础上,提出“动态诗学”的理念,进而提交“诗美三层次”、“诗性与非诗”、“汉诗语言的‘守常求变”’及诗歌本质的“四象”原则等诗歌标准观念。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五四”新诗现实主义美学观的确立

本文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理论,创作现象,语言革新等方面的论述,论证了“五四”新诗现实主义美学观的确立。这种美学观,是一种功利性的观念,它根植于“五四”时代的社会、政治、历史土壤中,并与之有着血肉关联。也是诗人们探求强国富民之路的“救亡”意识的必然结果。     

散论闻一多新诗中“丑的字句”

<正>1 伴随着新诗革命的“诗体解放”,“丑的字句”就开始进入新诗。到20年代初,由梁实秋发难并由此在《晨报副刊》上展开了一场关于“丑的字句”是否可入诗的讨论。以后,闻一多倡导“以丑为美”,“丑”恶”字句大量入诗,又引起时人争论。最近出版的《中国新诗鉴赏辞典》还说:“《死水》里面有些诗,是流露了作者的悲观思想的。歌咏‘断不是美的所在’的‘绝望的死水’,……‘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可能就是这一类的悲观思想吧。”看来,讨论闻一多新诗中“丑的字句”,至今仍有必要。     

变“故”鼎“新”，减负增效

减负．就是减轻学生不必要的、不合理的、过重的课业负担。减“负”并不是不要“质”,要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进行。那么,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语文学习既“减负”又“增效”呢？笔者以为：我们应该立足课堂教学,“变‘故’鼎‘新…——逐步改变、优化教学方式、学习方式,才能逐渐改变以往“少、慢、费、差”学习现状,才能保证在“减负”的同时“有效”“增效”。一、减少课堂教学的“枝蔓”。变“老师讲课”为“师生聊课”     

新诗主体论笔谈（之一）——从“新诗主体论”到“新诗二次革命论”

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了“新诗主体论”,目前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说什么“‘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邱雪松认为,对毛泽东所说的“新诗”要有清晰的理解,要明白诗歌发展至今的困境由来以及可取的应对态度。罗文军认为,新诗主体论表达了对新诗未来发展的思考和预期,今天吕进先生的“三大重建”与此形成了良好的契合,正是时代所需。肖显惠认为,从吕进先生“三大重建”中的传播方式重建角度来思考新诗的主体地位,可以对“新诗主体论”获得更明确的认识。     

《陈情表》：以“孝”为本 以“情”纬文

千百年来,人们常说“忠则‘出师’,孝则‘陈情’”,将《出师表》和《陈情表》相提并论,可见诸葛孔明的《出师表》与李密的《陈情表》都具有相当强烈的感人力量。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常”与“变”

沈从文在他的湘西系列小说、都市题材小说以及湘西本土文化与都市文化两相比照的过程中．基本肯定了湘西本土历经数千年不变的恒定文化因素(“常”)，而对湘西在朝现代转型过程中．自外而来并传染侵蚀的异质文化因素加以否定(“变”)。从而让人感受到沈从文小说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