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瓦厢改道后的河政之争

历史上的黄河曾多次改道。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是距今最近的一次。这次改道!奠定了今天黄河的流势,同时也引发了晚清历史上咸、同、光三朝三十余年的河政之争。本文认为频仍的黄河水患是河政之争的主因,黄河流向是河政之争的焦点;河运兼治是河政之争的目的,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社会的动及治河方法的不当,终使河政之争争不决。     

《治河论》浅谈

同治十年(1871年)黄河在侯家林南岸决口,河东河道总督乔松年奏言堵铜瓦厢决口,复归清江浦故道,主张借黄济运,让河水北流。赫慎修上书一篇《治河论上乔鹤侪河督》,阐述了自己的治河观点,回顾黄河改道的历史,总结了清朝治理黄河的经验教训,驳斥了乔松年等人"堵铜瓦厢决口,复归清江浦故道"的治河主张,提出治理黄河的理念和治河方法。     

铜瓦厢改道后清廷的施政及其得失

铜瓦厢黄河改道后,清廷在荒政与治黄的施政中付出了巨大努力,大体维持了社会经济政治稳定。然而,其施政进程中暴露的各种问题也显现出国家控制能力的衰退,清王朝的中央集权在遇到突发事件时面临严峻考验,改弦更张势在必行。     

黄河濮阳河段河道变迁考

黄河濮阳河段是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最重的地区之一。周定王五年,宿胥口河决,黄河下游发生有历史记载的首次大改道,黄河始穿濮阳境;宋代,因频繁决口,导致濮阳河段变化剧烈;清末铜瓦厢改道后,黄河再穿濮阳境。究其原因,除社会因素和落后的生产力制约外,主要是该河段为泥沙堆积的主要部位所致。     

黄河山东河段河道变迁考

黄河山东河段位处黄河下游,是黄河防洪的重要地区之一。周定王五年（前602）宿胥口河徙后,流经鲁西北,黄河穿行山东千余年。现行河道是清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决口改道后形成的,具有堤距上宽下窄、纵比降上陡下缓、输沙能力上大下小、泥沙淤积严重、地上悬河突出等特点,造成防凌及河口治理任务繁重。     

清代河政官员的沿革、职能、权力博弈与河弊——以江南河道总督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清代江南河道总督的设立,对江南地区的水道治理、工程修建、漕运事务具有重要的意义.江南河道总督不仅与两江总督存在着事务上的合作与协商,更有权力与利益上的冲突与博弈,其位置是否稳固与中央权力及地方权力是否保持平衡有很大的关系.清政府虽专注于保漕,但缺乏对黄淮运进行系统与长期的规划与治理,加之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与河政官员的贪赃枉法,最终也没能改变河政走向衰败的命运.     

黄河下游利津滩区社会经济现状及加快发展建议

1利津滩区现状 1.1河道（滩区）概况 利津黄河河道是1855年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由利津入海后逐渐形成的，河道的流向为西南至东北方向。自上界利津县北宋镇董王村入境，主要流经北宋、利津、盐窝、北岭及陈庄等五个乡（镇），由利津县陈庄镇爱国村流出境外，全长74km，现河道的滩区内有堤防工程77.865km、险工工程8.346km及控导（护滩）工程长15.922km、引黄涵闸工程4座，防洪标准均为防御利津站11000m3／s以下的洪水，滩区内有三处避水村台，安全避洪标准为8000-10000m3／s。     

论北宋河政管理中的责任追究

在北宋河政管理中,针对治河过程中所出现的官员贪污、渎职等现象,宋廷相应制定了一套较为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以行政貶黜、经济制裁等多种手段对其严惩.从责任追究的内容来看,涉及治河官员征集使用物料、河工等诸多方面的失职.在北宋河政管理中,责任追究及时,惩处严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河政的良好运行.     

清廷平台方略与万正色的平台思想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前,清廷对台实施了一系列政治、军事行动,其方略或剿或抚,摇摆不定,最终清廷以寓抚于剿的方式平定了台湾。如此。则在清廷平台前期作出巨大贡献但主张以寓剿于抚方式平台的万正色及其思想就变得好像一文不值了。然而,回顾并审视清廷平台过程与万正色平台思想的发展历程时．应对清廷的平台方略进行全面认识,对万正色的平台思想进行重新思考。     

唐文治办学主张浅谈

唐文治,字颖候,号慰芝,江苏太仓人。1865年10月出生于一个清寒的书香门第。幼年时发奋读书,18岁中举人,28岁中进士,任户部江西司主事;1898年6月调任总理衙门(外交部)任章京(秘书);1901年任外交部榷算司主事,管理通商、关税等事务;1906年任农工商部尚书。唐文治在十年的仕途生涯中,看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掠夺和宰割的惨痛事实,激发了他朴素的爱国热情。他多次呈奏清廷,希望整饬政纪,从政治、人事等方面进行一次改革,以挽危局。但均未被清廷采纳。于是他对清廷的幻想破灭了。1906年唐文治乘母亲病逝回家奔     

清代河道总督建置考论

河道总督是清代河政实施的中心枢纽,也是清代治河行政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政府环节。清代河道总督一职的设置变更频繁,因此,对其历史沿革进行详细梳理非常必要。同时,频繁的制度变更状况说明清政府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即河道总督的设置面临着通筹全河与分区治理的两难。     

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

一明初,黄河下游的河道,大致维持着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道后的原样,在今河南、封邱、兰考间分成两大支流:南流往兰考、商邱,流向今江苏砀山东南,侵夺泗淮水道,由徐州、宿迁、淮阳、涟水转向东北入海。这是黄河的主流。北流会合北清河(济水故道,亦即今黄河),经今山东濮县、济南,在利津东北入海。黄河北流的地势比较平衍,河水在封邱东南的铜瓦厢形成一大弯曲,趋势很自然地奔向     

清中期京城轿夫聚赌之治理

清中期京城轿夫以获利为主要目的猖狂聚赌,形成群体效应,许多轿夫与旗民合伙开场聚赌,成为大型赌场的掌控者。轿夫聚赌对京城社会治安和旗人生计等造成巨大冲击。清廷因之对王公大臣的乘轿礼制进行调整,对京城轿夫管理及聚赌订立新法并制度化,体现了清中期禁赌制度向精细化发展的趋势。在司法实践中,清廷以常规性和突击性相结合的方式对轿夫聚赌进行巡查,缉捕审办由步军统领衙门、都察院和刑部分工分步实施。清廷治理京城轿夫聚赌的成效有限,主要系基层吏治腐败、立法缺陷、轿夫狡猾应对等阻力所致。这些阻力严重妨碍了禁赌制度的落实,也折射出清代官方禁赌在制度设计与实际成效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     

政局、派系与制度:首届庚款留美学生选派过程中的保守与激进之争

1909年9月,清廷考选出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47人。此次考选活动以外务部为主管部门,且在1908年底便已开始筹划。后国内政局变化,学部不断地积极介入选派活动,清廷更作出外务部、学部"共管"的决定。此后部门间分歧,对整个派遣活动产生影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部门主事者的教育理念引发争端,导致庚款留美细则的难产。最终,外务部与学部不得不以"均分"的方式解决矛盾。考生按年龄分两格录取的机制也由此而来。游美学务处的成立则标志着留学事务制度化进程的开始。     

乾隆年间蒙古准噶尔部第一次进藏熬茶考

清乾隆六年,蒙古准噶尔部禀报清廷拟派使团进藏熬茶（藏区外喇嘛教信徒表达虔诚的方式）,乾隆帝虽应承,但鉴于准部尚与清廷分庭抗礼,藏区藏王与宗教势力正盛,而途中又要经过青海蒙古诸部,故对此进行了顾及多方的周详准备与应对。结果,准部使臣恰入藏而折返,虽出人意料,结果却耐人寻味。本文根据入手档案等,希冀对此事予以深究。     

梁溪诗派成员的心路历程——以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为例

清朝定鼎之后,士人中存在“迎清”和“拒清”两种常见的人生取向。江南梁溪诗派的核心成员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均走上了与清廷合作的道路,并承担了相应的朝廷事务。他们时常与朝廷要员、皇家权贵交游宴集,不仅仅为了诗文激赏,更有现实的功利目的。但是,或因性格原因,或因心理落差,他们最终回归乡里,悠游山林,埋首典籍,诗风转向冲融澹逸。他们所呈现的阶段性人生特征,既是个人心路历程的展示,又是清廷最终被天下士人接纳的印证。     

宋代厢兵生活考述

厢军是在赵宋政权建立过程中产生的。尽管对宋代的繁荣昌盛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厢兵在宋代军队中地位低下、劳役繁重、生活凄惨,这也成为厢军制度消亡的重要原因。     

清道光二十一年河南祥符黄河决口堵筑工程述略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黄河水涨,河南祥符三十一堡段漫口,水灾殃及河南及周边省份。虽时值清朝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清政府仍采取了诸多措施积极修治决口。通过对此次祥符堵筑决口的全过程的了解与研究,并总结其抢筑决口经验,可对现代的抢险救灾有所借鉴。     

清对喀尔喀政策的演变与库伦办事大臣的设置

对于喀尔喀的统治,自降附之始,清朝一直采取以喀治喀、以喀制喀的政策。清廷一直在努力加强对喀尔喀的统治。然而这一政策在乾隆年间因清廷怀疑喀尔喀与准噶尔有勾结而改变。阿睦尔萨纳叛乱、青衮杂布撤驿之变,既给清廷很大的压力,同时也给了清廷镇压和拢络喀尔喀蒙古的机会,此事件所成局势让清廷乘机设置了库伦办事大臣,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的统治。     

我国高校学生事务工作的现状与企盼——基于SWOT分析的实践差异研究

依据战略管理的SWOT态势分析法对我国高校学生事务工作的特点和现状的分析表明：我国高校学生事务工作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但也存在不足和压力。S0、WO、SW、WT四种战略选择是有效应对压力,提高学生事务工作水平的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