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陈寅恪的“政治觉悟”

号称"清华四教授"之一的陈寅恪,是近些年来被学界和媒体频频关注的当代学人.西安某都市报不久前刊发文章,谈及陈寅恪的两件往事,一件是被"热炒"多次的"剩饭":1953年,陈寅恪以"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为条件,婉拒中国史研究所所长一职;另一件是二战期间,陈寅恪赴英国讲学途中曾在香港停留,日伪机关请他留下服务,亦被陈拒绝.     

联大翘楚陈寅恪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散原老人忧愤绝食而死。陈寅恪在匆忙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携带家眷仓皇逃离北平。对于当时的情境,陈寅恪夫人唐癸在《避寇拾零》里有所记录:"我和寅恪各抓紧一个大小孩(流求9     

陈寅恪的档案学思想

<正>陈寅恪生于中西思想碰撞的年代,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在治史中主张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对于思想史,认为"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其治学和思想对于档案领域都可借鉴。一、文化本位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寅恪主张"文化本位论",即中国文化本位为体,吸取西方文明与文化为我所用。     

文化神州去一身——读汪荣祖《陈寅恪评传》

近两年来,因国学研究的兴起,振废起衰,有关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与思想,已经是很隆重的话题。评介与讨论的文章,一时难于偻指。但到目前为止,长篇的专著和评传,只有汪荣祖先生这一本。 这是本旧著。原名《史家陈寅恪》,1976年由香港波文书局初版。后台湾经联出版公司又出了新写本,在初版本上增加了八万字。这次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辑《国学大师丛书》,该书又列入其中,更名作《陈寅恪评传》。     

微记录

正@六根李辉:陈寅恪去世于1969年10月,时隔三十四年才在庐山入土为安。参加培土的庐山植物园的员工们,没有一位见过陈寅恪,甚至过去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听到过。可是,他们倾注了旁人没有的热忱、细致、敬重。从这一天开始,他们每天都轮流来到这里拜祭,浇灌花木。@凤凰网历史:郑振铎一叹:"我每天都去市场,看到股票价格上上下下,心里的变化如天气一般忐忑不安。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那么在意过一件事情,为此甚至茶饭不思。"老舍听后说:     

钱大昕与陈寅恪治史方法之比较——从一个侧面看乾嘉学派的深远影响

陈寅恪学术成就的取得、学术地位的确立与乾嘉考据学家钱大昕之影响关系至密.陈寅恪治史始终坚持的无征不信之学风、宁详毋略之态度、以史料为基点之方法,正是遵循了"竹汀学派"的路数.但陈寅恪治史又表现出不同于钱大昕的时代特色.本文拟从治史态度、治史方法、学术规范方面探讨陈寅恪对钱大昕的"接受";从家学渊源、致用目的、"宋学"接纳方面探讨二人的不同及陈寅恪对钱大昕的超越.     

诗坛泰斗陈三立

《陈寅恪家世》立体、全面地描绘了陈寅恪家族诸多先贤悲壮而又色彩斑斓的人生传奇。本刊讲述的是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陈三立为清末著名的"维新四公子"之一,他襄助父亲擘画新政,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袖手神州",以诗文自娱。他的诗奇诡雄浑,卓然大家,开一代诗风,为后人所景仰。     

昆明大观楼长联研究综述

<正>昆明大观楼一百八十字长联传扬四海,被誉为"天下第一长联"、"古今第一长联"。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滇池旁始建二层楼宇。乾隆年间孙髯翁为其撰写长联,由陆树堂书写刊刻。道光八年(1828)大观楼增建为三层。咸丰七年(1857)长联与楼毁于兵燹。同治五年(1866)重建,复遭大水,光绪九年(1883)再修。光绪十四年(1888)赵藩重以楷书刊刻长联。改革开放后,楹联文化复兴,楹联学研究逐渐深入。2001年召开的大观楼长联暨少数民族     

且为中华哭斯文——读《陈寅恪与傅斯年》

1964年,陈寅恪75岁,此时距他辞世的1969年,还有5年时间。这一年,他的学生蒋天枢(秉南)前来看望病中的老师,陈寅恪遂向他托付后事,并写下诗三首及《赠蒋秉南序》,其中写道:"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     

陈垣著《敦煌劫余录》出版及其他

敦煌文献屡遭劫难,陈垣将劫余部分进行整理,完成了《敦煌劫余录》,经傅斯年襄助出版,陈寅恪在序言中高度评价该书的史学价值,并借此提出"敦煌学"这一命题,有力地促进了敦煌研究的深入发展。围绕该书出版链接了陈垣、傅斯年、陈寅恪等史学大师,他们"联袂"谱写了出版史上一段有些沉重的佳话,彰显了大师们强烈的民族意识、非凡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学人情谊。     

不是考证——关于陈寅恪和鲁迅的一件逸事

首先声明,笔者不是鲁迅和陈寅恪的研究者,只是出于对两位大师的敬仰,有兴趣关注他们的逸事,缘起是在《学林散叶》一书中看到这样一则记载: “鲁迅1915年4月6日日记有:‘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但陈向来不谈及此事。他说,鲁迅名气大,谈这些会有攀附之嫌。” 寥寥数语,使我恨不知之详,遂生考证一番之念。然而我既缺考据之学问,也乏考究之资料,所以又不是考证,随笔而已—— 首先翻《鲁迅全集·日记》,以求验证,见“乙卯日记”1915年4月6日果记有此事,但鲁迅赠陈寅恪的书不是两本,而是三本,原文是:“赠陈寅恪《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按:古汉语“或,邦也。”即“域”,不是鲁迅笔误)。于是,问题来了,鲁迅与陈寅恪有多大交情,同是赠书,为什么赠齐寿山一册,却一次赠陈寅恪三册(《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用文言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炭画》则为周作人译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鲁迅何以如此厚待陈寅恪?     

《桃花源记》的"草本"与"定本"问题——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补说

1936年,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提出,陶渊明的经典名文<桃花源记>有<搜神后记>本和<陶渊明集>本两种差异很大的文本,认为前者是"陶公草创未定之本",后者是"增修写定之本","二者俱出陶公之手".本文依据我国当代的古小说研究成果,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充分肯定陈寅恪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及其对陶渊明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本文还纠正了陈寅恪关于<搜神后记>本桃花源故事"渔人姓黄,名道真"的七字夹注出自陶渊明本人之手的错误观点,指出此处夹注可能出自南宋道士之手,其来源乃是刘宋元嘉时代黄闵所著地志<武陵记>.     

“鄂湘联中”在南华的日子

<正>抗日战争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搬迁来到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大",使云南一下子成了人文荟萃的地方。西南联大累计走出了200多个院士,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而在同一时期,由湖北武昌文华中学、希理达女子中学、汉口圣保罗中学,湖南益智中学四所学校搬迁到镇南(今南华县)组成的"鄂湘教区联合中学",简称"鄂湘联中"(本地老百姓则称"镇南联中"),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中学,与"西南联大"齐名,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学府之一,被誉为我国中等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但由于"鄂湘联中"是几所原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学校,她在镇南办学的这段历史少有人提     

潘振平:出版的理想格局

潘振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编审,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组长。著有《道光帝·宁》。曾任《中国历史学年鉴》主编、《读书》杂志主编。编辑有三联书店"黄仁宇作品系列"、《陈寅恪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以下为记者对潘振平的专访: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看来,出版的本质是什么?潘振平: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清楚的,不管什么社会,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宗教特点和民族特性,出版的出现从道理上讲都是人们把自己的经验,包括观念和知识记录下来,进行传播。     

如椽巨笔铸华章——孙髯与昆明大观楼长联

昆明城西南部,滇池北滨,矗立着一座三层飞檐、金漆彩画的楼阁,是为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五年,重建于光绪九年的"大观楼".大观楼正面临水的大门西侧,悬挂着蓝底金字的一百八十字楹联,这就是二百多年来脍炙人口,饮誉海内外的大观楼长联.     

昆明大观楼长联与大理历史

在清乾隆年间昆明寒士孙髯(字髯翁,号颐庵)所撰的大观楼长联中,"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四个典故均与大理的历史有关.     

季羡林感恩陈寅恪

季羡林多次以崇敬的心情提到恩师陈寅恪，先后写了《回忆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先生》等章，表示对陈寅恪的敬仰和怀念。季羡林为何念念不忘学界大师陈寅恪呢？     

新书推荐

《陈寅恪与傅斯年》岳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定价:38元陈寅恪与傅斯年成长、留学以及在动荡岁月中颠沛流离,执着学术事业的艰难历程,正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体现。     

首都86家出版社在昆明举办京版书交易会

由北京社科十联、文艺九联、经济联、中央部委联、北京出版社共同发起组织的“首届京版社科图书交易会”,9月5日至8日在昆明举行。参加交易会的共86家北京地区出版社,邀请全国各     

对昆明《扫荡报》的回忆

(一)1945年3月初,我经刘尊棋同志介绍,从重庆到昆明,担任昆明《扫荡报》的总编辑。决定之前,我和一些同志商量,大家都认为昆明民主运动形势较好,蒋介石和云南地方势力龙云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有利条件,在那里可以为抗日民主运动做些事情。我到了昆明,先同扫荡报社长李诚毅见了面,然后就去找昆明地下党的刘浩同志。他给我分析了昆明民主运动和蒋、龙之间矛盾的发展,介绍了昆明新闻界和一些进步朋友的情况,从此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他在解放后告诉我说,我到昆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