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史官”争论始末辨析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之职产生争论,实际是柳宗元对韩愈产生误会所致,韩愈回信说明原委,柳宗元理解并心悦诚服。二人均是心怀坦荡,坚持正义之君子。韩愈终于完成《顺宗实录》之编撰,对于客观记载那段轰轰烈烈之历史原貌起了关键作用。     

柳宗元接受史上的重要传承者黄庭坚

黄庭坚承传了柳开、苏轼等关于柳宗元与韩愈、陶渊明同流的观点,进一部巩固了柳宗元的地位;他在“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理论的指导下,表现出对柳宗元诗歌的全面接受;儒学复兴和文学复古的时代大环境及其相似的人生经历和平淡的审美趣味是黄庭坚接受柳宗元的主要原因。     

韩愈与柳宗元师道观之比较

韩愈、柳宗元都强调从师求学，但韩愈抗颜为师，柳宗元则拒师之名，只愿尽为师之实；韩愈排挤佛老，力主以儒家经典教育学生，而柳宗元强调学习儒家经典，但不株守儒家经典，主张兼习包括佛道在内的百家之言；韩愈要求加强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柳宗元则师友并提，强调挺立学生的主体性。     

韩愈《柳州罗池庙碑》写作心态考论

柳宗元与韩愈友善。柳宗元死后,韩愈为其撰写了祭文和墓志铭后,又写了《柳州罗池庙碑》一文。由于此文包含大量荒诞不经的内容,后人因此或者指责韩愈或者为其辩解。这些评论大都是错误的,都不是韩愈写作此文的真正心态,其实质是对韩愈思想的误解。     

人生几许伤心事 向散文何处销——比较韩愈《祭十二郎文》和柳宗元的《钴姆谭西小丘记》的抒情特点

本文从抒情特点出发,比较韩愈《祭十二郎文》和柳宗元的《钴姆谭西小丘记》,得出两位散文大家在行文方面的异同。韩愈、柳宗元情郁于中,必泻于外。韩愈写人世亲交私情,触目成悲。柳宗元怀才不遇,寓情于景。韩文强烈,柳文内敛。韩文创新,柳文修辞富有形象性。     

论柳宗元女性墓志文对儒家妇德文化的超越

在唐朝,韩愈、柳宗元都是人们公认的善于撰写墓志的人,而柳宗元似乎更是注重给女性撰写墓志。在这些墓志文中,柳宗元不仅继承了儒家传统妇德文化,而且还有所超越：柳宗元一反儒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进而提倡和赞美那些聪慧有才的女子。这表现了柳宗元进步的妇女观。     

韩柳诗论差异性述论

在唐代诗学理论史上,韩愈、柳宗元都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两人的诗学思想有一些相似、相通之处,然而更多的却是分歧和差异。在诗的功用问题上,韩愈重诗的缘情功能,而柳宗元则首先强调了诗的“导扬讽谕”的一面,同时也不忽视诗“舒泄幽郁”的缘情作用。在诗人的品行修养问题上,韩愈突出强调了诗人的道德修养,柳宗元则认为,诗人要达到“和气”与“正性”的统一,应做到内外相称,文质相符。关于诗歌形式,韩愈追求雄奇豪猛之风,而柳宗元更重“丽则清越”之格     

韩愈柳宗元散文风格差异

本文着重从情感、文势、结构、语言方面分析比较韩愈、柳宗元散文风格的差异,并探讨了形成其差异性的原因     

金元柳宗元文章接受史

金元两代对柳宗元文章的评论不多,但也有王若虚、辛文房和刘谧等人的重要评论。此时期虽部分延续了前代的韩愈优于柳宗元的主流说法,但也出现了柳宗元胜于韩愈的新论。由于特殊的时代性,两朝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小,他们对柳宗元文章的评价,大多是从文章本身出发,较为开放、宽松,从某个侧面折射了金元文人特殊的愿望和追求。     

论韩愈、柳宗元创作对记体文发展的意义

记体文在唐代兴盛起来,韩愈、柳宗元的创作对记体文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他们对记体文的题材加以扩展,多种题材都成为所记对象;立意方面表现出作者对社会政治或生活情趣、人生遭际等方面的看法;写作角度与结构安排也避免较为平直的叙述,选取最能表现作者观点的角度,注意到行文的变化;在写作技巧方面,多采取人、事、物、景交叉表现的方法,表达上多用议论.韩愈、柳宗元在记体文创作上还注意到文学的审美功能,记述作者的生活情趣,细致地描写景物,使之可以娱情悦性.     

智对佛教忏法的贡献

在中国佛教史上,天台智是第一个把忏法理论化、系统化的人。他的思路历程是：先依中土儒家文化的强势背景,把忏悔概念的处延和内涵加以扩充;再在天台宗理论特色的层面上,依《梵网经》把《大智度论》中的十戒和天台宗的藏通别圆判教、三谛圆融和一心三观理论相融通;最后在佛教一般的层面上,把三种忏悔与戒、定、慧相匹配,显示所有的忏法都是佛法。这样,使忏法既保留佛教的共性,又具有天台宗特色的个性,又符合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     

佛教和中国戏曲

佛教作为中国几大重要宗教之一。源远流长,影响深广,早已和中国文化浑然一体,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部分,国人的思想意识,文化生活领域,无一不被佛教的熏染。尽管部分国民"神"佛"不分,佛道合一,但丝毫也不影响佛教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戏曲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形式,不管内容、题材形式,却不能不受其深刻的影响。     

浅析传统服饰与佛教服饰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

从服饰文化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儒家服饰礼制、佛教人体美学和佛教造像服饰的中国化特征以及传统儒家服饰制度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等方面,深入论述了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与佛教的服饰制度在人体美学思维观念和服饰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并以此探究中国服饰文化的深厚内涵。     

佛教入华早期对本土神学依附的传播策略初探

佛教入华传播是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为主,儒、释、道三家既冲突又互相融合格局的形成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恒河文明与黄河文明的巨大差异,佛教在入华传播之初即与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冲突。佛教传播者明智地将佛教教义与中华大地上盛行的神学思想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佛教在中国立足的问题,为其后的佛教中国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近两千年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章中的佛教早期是指魏晋南北朝佛教大规模入华以前。     

萨都剌与僧道的交游酬唱述论

元代统治者采取优容的宗教政策,使诸宗教得以广泛地传播与发展。在那浓郁的宗教文化氛围中,出身于答失蛮（穆斯林）之家的萨都剌,与佛教的禅宗、律宗和藏传佛教等名僧及道教的正一派、茅山派等名道士频繁交游酬唱,其中不乏富有诗名的释道名流。其倡和诗章不仅是宗教人士与文士阶层之间交往互动结成密切友谊的颂歌,也是释道二教历史和文化的艺术反映。与此同时,萨都剌在亲密接触僧道的过程中不免受到浸染,其人生志趣和诗歌创作也表现出禅思和道趣。     

论牟子《理惑论》的老子观

牟子《理惑论》是佛教典籍,但文中大量引用道家《老子》之语来解释佛教教义,并为佛教辩护,从侧面体现了早期佛教信仰者的老子观。牟子在佛教和中国传统道家文化中寻找异同点,从而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廓清障碍,这有利于揭示早期佛教对老子其人其书的认识特点及其意义。     

宋夏金时期佛教的走势

学术界大都认为中国佛教发展到宋代就开始转向衰落了,事实并非如此,随着社会经济化的发展,宋代佛教经过自我调适,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有其自身的标志和特点。“衰落”论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     

茶与佛道及东传日本

在佛道精神的浇灌下,茶从一种自在灌木变成了文化植物,饮茶也自然成了佛道文化。道教重于炼形,佛教主于修神,这就导致了茶与道教形似,茶与佛教神合。随着佛教东传日本,茶文化也随之东传。     

苏轼与佛禅

苏轼是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宋代特有的社会氛围培育出来的民族文化精英。本文着重探讨苏轼与佛禅的关系,即苏轼学禅的原因、历史,佛禅对苏轼的影响以及在其作品中的反映。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探讨民族文化是怎样影响和造就文化名人的,而文化名人又是怎样发展民族文化,从而显示民族文化承传的。     

解读方立天先生的佛教文化内涵——以因果报应思想为例

方立天先生在多种场合提到了佛教文化内涵。先生认为,佛教文化内涵包括信仰、哲学理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民风习俗等五个方面。以因果报应思想为例,对先生佛教文化内涵的解释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