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闻史料档案整理出版探究

从2007年起,我国不少学者开始着手研究“民国新闻史”。新闻史研究属于历史学研究范畴,需要大量史料的支撑,而档案史料就是研究的一手资料。然而,由于民国时期特殊的历史原因,民国新闻史料分布区域较为分散,集中整理难度较大;新闻史料基本融合在其他史料文献资料中,难以翻阅查找;近些年,档案修复技术的突破,档案数字化的出版趋势,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出版社与档案馆的业务合作,为“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提供了可能性。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的整理出版是研究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事实依据,是“隔代修史”的现实需求,对于研究民国新闻史意义重大。     

近现代报刊的史料价值及其保护和整理

现存中国近现代报刊数量庞大,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应进一步加强报刊文献脱酸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以提高报刊文献原生性保护的水平.同时,加强近现代报刊的影印出版、缩微复制、数字化加工,以及相关检索工具的编辑、出版,以提高近现代报刊文献的利用率.     

《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序

回顾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出版科学理论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在我国出版科研史上是有光彩成绩的重要时期。应该说这也反映了我国出版史研究的新面貌和新成就。出版史要叙述出版发展的历史，阐明出版工作和出版物，以及出版家（他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及其贡献等）在社会经济变化、     

从保存国粹、整理国故到国学新生——谈国学经典出版的生命力

国学乃国之思想源泉,不同时代的媒体环境和印制技术赋予国学经典出版迥异的活力.诉诸国学出版史可以发现,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更新迭代中,国学经典出版先后经历了保存国粹、整理国故和国学新生三个阶段,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思想线索和国家盛衰状况.     

宋原放和他的《出版史料》情怀

宋原放的名字与“伯乐奖”连在一起,与“中国韬奋出版奖”连在一起,与《出版史料》连在一起……虽然他已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对出版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先进文化不懈追求的精神和谦虚谨慎、无私奉献的品格,特别是他钟情于《出版史料》的编辑出版工作,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应重视满文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

1599年也就是明朝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蒙古族文人额尔德尼和噶盖,根据回鹘文创制的蒙古文字母,创制了所谓"无圈点"满文,史称为"老满文";1632年皇太极又命儒士达海,将使用不太方便的"老满文"改革成"有圈点"满文,后来人们所称之"新满文"。随后清政府将满语、     

做一名优秀的"拾贝者"和垦荒人——口述史料征集、整理工作的心得体会

<纵横>杂志是国内重要的文史类期刊之一,肩负着口述史料征集、整理和刊发的重任.作为<纵横>的一名编辑.作者从征集和整理口述史料的重要性、口述史料征集需要编辑慧眼识珠的能力、口述史料整理中编辑需要把好三关、提高口述史料编辑职业素养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其心得体会可供同行借鉴.     

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条件下的出版市场分析

在一个特定产业内部,可能会有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并存的情况.但就中外出版业的总体情况来看,出版市场主要分属于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两种市场形态.本文分别考察了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条件下出版市场的特征.     

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史料价值和出版意义

藏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建立于中古时期的吐蕃王朝以其创建的古藏文文字,记述了当时藏族的历史,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本文通过对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史料价值的分析,综述了国际藏学界对吐蕃早期文字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而全面研究、整理、出版现存于英国、法国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必将对我国古藏文研究、敦煌学研究、吐蕃社会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刀下留书与笔下存史——吁请重视当代出版史料的征集与研究

《出版史料》自2001年7月出版以来,在各方面支持和努力下,至2008年3月已出版二十五期,累计刊发七百余篇文章,怀古论今,令人有沧桑之感,真可谓“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自居易：《访陶公旧宅》）。这些出版史料对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弘扬出版界优秀传统很有借鉴作用,但比之浩如烟海的未刊的出版史料,只能算是沧海一粟。     

“大数据时代新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合肥举行北大核心

2023年4月14日至16日,安徽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料学研究室、近代通史研究室和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中心,在合肥联合主办“大数据时代新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苏州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单位的20余位专家学者,与主办单位的科研人员、安徽大学师生一起,围绕数字技术与史料的开发和整理、专题数据库建设、史料解读与史学研究、专题史料的编辑与整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立足于史料基础的出版文化研究--读《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

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成了近年出版史研究领域一种可贵的探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出版史研究坠入了一个相对的低落期,但以现代文学研究为主的其他学科在跨学科研究的推动下向出版史领域多有介入,众多的学院派学者开始超越传统的以文本分析为主的界阈,而对文学所赖以存在的大学、出版社等制度性空间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这种从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切入的做法,落脚点多在于揭示、凸显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价值取向等,由此而取得的可喜进展,使得出版史研究大大超越此前多满足于史料整理与罗列这一层面,而获致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论视野与学科品格.但毋可讳言的是,因为这些以学院派为主的研究者对出版行业的相对隔膜,谈出版文化往往偏重于阐释推演,难免失于史实空疏与不确.与此相比,一些出版中人尤其是老出版家因为长年注重史料爬梳,且有亲身的出版经历,对史料运用慎审,结论精当,一旦从出版文化的角度观照史料,往往豁然开朗,别开生面.     

重视发挥出版的精神力量和作用

2015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讲话》深刻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和重大使命,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文艺工作作出了重要部署,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出版工作同样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这个重要讲话. 细读《讲话》,感受很深的一点是,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和强调文艺的精神力量和作用.他认为,"没有中华文艺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还原历史的天空——《区位儿童福利个案工作》整理出版纪实

《区位儿童福利个案工作》所揭示的社会工作过程,对今天的社会工作实务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我们目前所缺乏的就是个性化、精致化的社会工作服务,《区位儿童福利个案工作》在这方面给我们的重要启示,这也是将其整理重印的最大理由所在。     

出版品牌的创建与维护

1书业市场进入品牌竞争时代 当前,我国书业由卖方市场转入了买方市场.出版业正在经历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从数量增长型向优质高效型的阶段性战略转移.     

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出版的发展策略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少数民族加快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出版,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传承和发扬少数民族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和数字化时代的大环境下,民族图书出版事业的生存和发展亦面临巨大的挑战.笔者作为热爱民族图书出版事业的少数民族编辑,结合近30年的工作实际和体会,将在本文浅谈对我国民族文字图书出版事业面临的挑战和今后发展的思考.     

英美日出版产业发展的三维对比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经济、技术和社会的整合框架北大核心CSSCI

英国、美国和日本出版业的发展轨迹在世界出版史上最具代表性,能为我国出版业的转型发展提供借鉴。英国是世界老牌出版强国,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出版强国,日本是与我国历史文化背景相似的出版强国。根据出版业的特性,文章将3个国家出版业的成功经验归纳出经济、技术和社会3个维度的特征,以及基于三维特征分析每个国家出版业的典型运营模式,从而为我国出版业的改革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加速提升出版产业集聚度

曾有过辉煌历史的上海出版界目前正热烈地探讨着如何重振雄风.诚然,上海处在改革开放的前列,经济地位日益提升,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上海早已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并将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在如此强劲的总体发展态势下,上海必将成为全国人才的集聚中心,也必将有可能、有条件成为全国第二个出版中心.但是,要想使上海真正成为第二个出版中心,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障碍需要破除.在各地传统行政管理方式、地方保护主义依然盛行但终将被逐渐削弱的现实情况与有利条件下,切实可行能获取成功、追求卓越的方法之一应该是不断提高出版业在上海的集聚度,其关键在于改变观念,调整心态;改革开放,海纳百川.     

要给出版人才的发展提供更为灵活的机制

"人才"常常被我们挂在嘴边,但在实际工作却又常常被我们遗忘.我们大家知道,人才至关事业的兴衰,至关国家的发展.没有人才,事业就不可能兴旺,国家就不可能发展进步.对于出版社来说,人才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因素.一个出版社生机勃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俱佳,那么它必定是个人才济济的地方;一个出版社困顿畏缩、违规违纪、经济困难,那么它必定是个人才匮乏或者不重视人才培养的地方.为什么有的出版社能聚集人才发展事业,而有的出版社却忽视人才培养只想走捷径呢?这与目前我国出版社的人才管理机制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有关.没有灵活的管理机制,没有人才决定事业兴衰的强烈意识,就不能在"人才"上做足文章,也就没有事业的发展.具体地说,在出版社人才管理机制及人才培养模式上,我觉得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