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瑞恰慈与中西文化交流

英国现代文论家、诗人、教育家瑞恰慈倾心于东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文化思想情有独钟。他试图建立一种以儒家中庸思想为基础的文学观念,提出了“包容诗”的观念。瑞恰慈在华讲学期间撰著《孟子论心：多义性实验》,中国文化成为其思想结构的重要因素,他认为西方的清晰逻辑,正需要“语法范畴不明”的中国思想方式加以平衡。其所积极推进的基本英语运动在中国的最终失败,源自于这一运动理念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身份追求的根本矛盾。作为一个典范的实践批评家,其批评理念及操作方法,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体系的建构。     

走近“中国的比尔·盖茨”

他担任着"全民奥运数字体育活动"荣誉顾问;他被评为"2007中国最具影响的天使投资人";他是"中国IT业实力企业家100人"之一;他当选"2006—2007中国互联网市场年度先锋人物";他荣膺"中国十大新锐传媒人物":……他与美国同行比尔·盖茨有着相似的经历:辍学、投身互联网、创业成功,他遂有绰号"张尔·盖茨"——     

中国梦视域下对教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省思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时代强音,教师则是中国梦的倾听者、诠释者、实践者,和创造者;他有"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反思精神和文化自觉,从而彰显新时期的中国精神;他也有海德格尔般文化自警的自我反思态度,直面过往的是非对错,确认当下的存在;他有文化自信的气象,在开辟中国道路的征程中求索。     

再论“‘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及其方法论意义 ——古典中国哲学“形神之辨”的文化哲学精义

“形”、“神”和“形神之辨”是古典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和一个重要论题。其原义是用来对人体生命结构的哲学概括,同时也推衍于艺术、文学、建筑以及医学、武术等领域。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学界对绘画、中医、养生、武术等领域的形神关系多有论述,但似乎尚未提升到文化哲学的高度。“‘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这一概念的提出和论证,意在从哲学的视角揭示古典中国哲学“形神之辨”的文化哲学精义,对于当今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解读《简·爱》中的两位他者人物——简·爱与伯莎·梅森

在《简·爱》这部作品中存在两位他者,一位是显性的他者伯莎·梅森,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克里奥尔人;另一位是隐性的他者简·爱,一个殖民地宗主国的公民,一个英国姑娘。本文将在赛义德东方主义理论框架内对两位他者进行解读,以此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并倡导各种文化和平共存,从而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     

梁漱溟文化思想述评

梁漱溟的文化观是建立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佛教的唯识学以及中国儒家哲学基础上的。他的文化观是中西印三个路向的文化观。即认为,人类文化分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的文化观是多元化的文化观。他强调传统文化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但忽视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和发展性     

路易·艾黎与民办教育

邓小平说：“路易·艾黎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是理所当然的”。江泽民说：“艾黎是新中友好关系的象征，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在中国北方的土地上，从甘肃西部的小县城张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在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和建设征程中，五十多年中，到外留下过一位国际友人的足迹，他现在虽然早都离开了我们，但是只要说到他的名字，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特别是他办教育的事，教育界的老先辈们更是无人不知。他就是路易·艾黎。     

儒学·启蒙思想·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文化,文化比意识形态的生命更久远。我们似乎需要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既然它是近代中西文化精华相融合的思想成果,那么它在中国的传播也需要与中国文化有新一轮的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证明,凡是两者结合的适当,事业就会健康发展,一旦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尚需时日,但是,只要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精华、中华民族智慧的新结合,这一目标终将会实现。     

寻找·漂泊·回归——浅论张元电影的审美文化内涵

作为中国第六代电影人代表的张元，在转型期文化、全球化语境，以及对西方电影的借鉴与学习所构成的文化环境中，努力探求着自我的突围以及电影的发展。他的电影，在寻找中凸显出个人的主体性；在漂泊中体现出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在回归后致力于于主流与商业化的再探索。寻找、漂泊、回归，也就成为张元电影的文化内核，这种思考和追寻也使他的电影蕴涵了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     

遭遇解放——论《东风·西风》（上篇）的女性叙事

《东风·西风》是赛珍珠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以一个年轻中国女子独白的形式讲述的故事,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社会传统与现代的交锋、新旧势力的冲突,强调了现代化的力量是如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妇女的命运。从社会学和叙事学两种视角深入分析上篇的女性叙事,可以看出,中国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解放必须面对传统文化早已内化的压抑和西方化的自我镜像的挑战,还有男性他者的强权。赛珍珠让沉默的中国女性发出了声音,这也使得《东风·西风》成为一部备受忽视但却颇有价值的作品和文献。     

孙中山文化思想研究

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任何一个时代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影响。如今,互联网、多媒体已经发展成熟,"多元化"成为最大的文化特色。中国人应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中国人应持有怎样的文化观念,是关乎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孙中山的传统文化观和西方文化观都有一定的独到之处。对中国传统文化,他能革故鼎新,破立共存;对西方文化,他能实事求是,兼收众长。孙中山一直理性地对待中外文化,积极探索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     

文化定向与范式人格——论孔子在中国文化定向中的特殊作用

孔子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很多看法都认为与他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有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多从经济和政治方面着眼。即使从文化方面着眼探讨,对于他在中国文化定向方面的特殊作用也是注意得不够。孔子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范式人格,是因为：他顺应历史的选择,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点上,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整理、弘扬西周文化的精华,并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同时．孔子的人格特质非常适合中国文化模式和民族心理的需求。     

专业知识·教育者·人文学科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 ,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 ,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 ,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 ,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 ,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为了获得对别人和对集体的适当关系 ,他必须学习去了解人们的动机、他们的幻想和他们的疾苦。这些宝贵的东西 ,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 ,而不是———至少主要的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青一代的。本来构成文化和保存文化的正是这个。当我把“人文学科”(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作为重要的东西推荐给大家的时候 ,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个 ,而不是历史和哲学领域里十分枯燥的专门知识。过分强调竞争制度 ,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门化 ,这就会扼杀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种精神。使青年人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 ,对于有价值的教育也是生命攸关的 ,由于太多和太杂的学科 (学分制 )造成的青年人的过重负担 ,大大地危害了这种独立思考的发展。负担过重必导致肤浅。教育应当使所提供的东西让学生作为一种宝贵的礼物来领受 ,而不是作为一种艰苦...     

天·地·人

北京2008年残奥会的会徽,由“天”、“地”、“人”三部分组成。乍一看,像个中文的“之”字;仔细瞧,又如一个运动的人形。标志采用红、蓝、绿三种颜色,分别寓意太阳、蓝天和大地。“之”字有生生不息和到达目的之意,也表示经历曲折才能获得成功。而“天”、“地”、“人”把中国的文字、书法和残奥精神融为一体,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和谐统一。     

论维·苏·奈保尔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品格

维·苏·奈保尔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整个文学创作呈现出后殖民时代的独特文化景观。奈保尔本人既是后殖民时代的生存者,又是书写者,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种既独特又典型的文化品格。奈保尔作为后殖民时代的个案能较为突出地反映后殖民时代移民群体的生存共性。     

《在中国屏风上》的三种中国形象

毛姆是一位对中国文化颇感兴趣的作家,《在中国屏风上》是1919年他在中国旅游时所见所闻所感的记录,他以深邃的观察力和优美而犀利的文笔,描写了在中国接触到的人物、风景和某些偶然事件,构筑了一个别样的中国形象。毛姆在《中国屏风上》描绘了三种美学意义上的中国形象：古老、辉煌和华美的中国;黯淡、破败和落后的中国;宁静、平和与恬淡的中国。毛姆笔下的中国形象是他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做出的认同与否定,体现了他所属群体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范式,同时也是他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撞击的结果。     

论尤金·奥尼尔对传统母性形象的颠覆

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母性意味着“无私奉献”、“忘我牺牲”和“仁慈宽厚”,尤金·奥尼尔却在他的悲剧中向世人展示了母性中的另一面,颠覆了传统文化中关于母性的神话。     

赫尔曼·黑塞在当代世界的意义

赫尔曼·黑塞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也是一位有特色的思想家,他对中国与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感情.在他长寿的一生中,始终秉持和平主义、人道主义精神,追求、捍卫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继承、发扬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重温他的思想和作品,对于我们解决当代世界和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明清以来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述评

地方研究已是学界显学,本次研讨会则旨在从国家建构的维度,考察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着力从历史人类学、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研究等方向展开跨领域对话,试图透过迥异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议题,共同探讨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之历史过程。与会学者主要探讨了何处是“地方”、谁之“地方”、何种“中国”、何以“中国”等议题。首先,“地方”的意涵和所指是多样化的,不仅指行政区域,也指地理和文化空间,是从乡村、县、省到南方、北方、东北、西北等地域的动态概念。其次,参与并建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历史主体是多元的,故国家的知识精英和制度文化、地方的宗教专家和社团组织,以及中国边缘和外部世界所想象的“中国”也是多元的。最后,与会学者从地方与国家关系、种族/民族、赋役制度、礼仪宗教、战争、工业资本主义等多重视角,热烈地讨论了多样化“地方”背后的同一性,以及中国何时、如何成为民族国家等问题。这些多元性非但不会妨碍我们理解“中国”,而且是理解的前提和开端。     

论邓小平的文化观

邓小平同志的文化观主要包括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体现在他对文化概念的界定和文化工作的论述两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在他的讲话中,对文化发表了一系列的意见和看法,内容涉及到文化的阶级性、文化创造、文化控制、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构建了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