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经籍志》增补《古今书录》考

《旧唐书·经籍志》历来被认为是《古今书录》的节本,这种认识也影响了对其的研究与利用。对《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之部、卷数作深入细致的统计,并参照《新唐书·艺文志》等目录学典籍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旧唐书·经籍志》的编撰者在《古今书录》原著录书的基础上,增补了二十九部开元以前的唐人著作。利用《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与“不著录”的区别,可以确切考出《大唐新礼》、《紫宸礼要》等十八部《旧唐书·经籍志》增补的著作及其卷数。     

清代刻书大家张海鹏

简要介绍了清代刻书大家张海鹏的生平、刻书思想、过程、数量、特点、阶段及其影响。揭示了他对我国文化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王先谦与刻书

王先谦为近代著名学者，是“湖南四王”之一，著述五十余种，刻书也极其丰富，清末湖南思贤书局刻书即多由其主持，本文介绍了他的刻书活动。     

明代官府的刻书

袁恬《书隐丛说》谓:“官刻之书,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此外“官司至任,数卷新书与土仪并充馈品”。这说明明代官府刻书的兴盛和普遍。以中央而言,沿历代建置有国子监刻书,明朝国子监有南北两处:一为南京国子监,一为北京国子监。南京国子监,称为南监或南雍。史称“太祖洪武元年八月,大将军徐达入元都收图籍”。(《明史·太祖本纪》)把所藏宋元雕版尽入南监,故梅《南雍志·经籍考》说:“本监所藏诸梓,多自旧国子监而来。”南监就是根据这些版片,加以修补印行,即后世所称的“三朝本”,其中以《十七史》最为有名…     

《旧唐书·经籍志》“增补《古今书录》”说辨误

<旧唐书·经籍志>为<古今书录>之节本这一学界定说,有<旧唐志>总序及大序的相关说明作为坚实的依据.牛继清先生对此却以"编者的疏漏"为由轻率地加以否定,而提出了<旧唐志>对<古今书录>有所"增补"的新说.其依据是<旧唐志>今本各小序所载著录图书的部、卷数目大于总序及大序所载之数目,以及<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大序所称"著录"部分为"八百五十七部"正好与<旧唐志>史部各小序所载著录数目之总和相符.但牛氏前一个依据是建立在小序所载著录之数目必须正确无误的假设基础上的,后一个依据只是一个无关的巧合,因此这个"增补"说,实际上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牛氏进而在此基础上考察出的<旧唐志>所增补的十八部著作,也只是怪异逻辑推导下产生的错误结论.     

湖南思贤书局刻书纪略

湖南思贤书局是我国清末著名的雕板印刷书局,其前身为湖南思贤讲舍,它始建于清光绪五至七年(1879—81),至光绪十六年(1890)王先谦致仕回湘后,与郭嵩焘等商议,就思贤讲舍刻书处设局刻书,十七年(1891)在王先谦等人的倡议下,湖南思贤讲舍刻书处与长沙黎家坡的湖南传忠书局合并,正式组建湖南思贤书局。延至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时,思贤书局一直是湖南官家刻书中心;入民国,浏阳刘人熙因书局地址创办湖南船山书社,时至今日,几度春秋,世道沧桑,数经变故,长沙人多只知有船山学社,而不知思贤学局历史了。     

明代藩府刻书

明代藩府刻本，历为世人所重视，被藏书家视为明代刻书之善本。明代藩府刻书究竟有几家，刻了多少书？现在无法有个明确的回答。先辈叶德辉先生《书林清话》中有明代藩府刻书一节，但所列藩府家数不多，所录刊书数量少且错误较多，故撰此文以补校之。     

论清代武英殿的刻书活动

本文就清代各朝武英殿刻书沿革情况及殿本的价值进行论述，从一个侧面揭示清代图书事业发展的历史规律。     

朱熹与刻书

朱熹是宋代杰出的出版家,本文论述了朱熹的刻书目的、所刻书及刻书特点。     

从《十竹斋书画谱》看晚明徽派刻书之进步

《十竹斋书画谱》是我国古代刻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同时也是晚明时期徽派刻书的代表作之一。《十竹斋书画谱》的刊刻成功,正是晚明徽派刻书进步的体现。本文以《十竹斋书画谱》为例,从刊刻题材、表现形式、刊刻技艺以及创作团队四个方面,对晚明时期徽派刻书的进步性加以总结和分析。     

唐仲友刻书今存

本文回顾唐仲友研究概况,并调查现今仍存世之唐仲友台州任职期间所刻书遗存,即辽宁省图书馆存《扬子法言》和原存日本金泽文库《荀子》,以及婺州唐宅刻《周礼》一部又半部,唐仲友去世后其门生刻唐仲友著《帝王经世图谱》之宋刻本一部.希望通过实物认识唐仲友所刻书在书籍流传中的意义.     

略论宋代泉州刻书

通过雕刻技术、造纸业及刻工三个方面考证泉州刻书业的渊源,并对宋代泉州主要刊刻书籍进行简要的梳理和考证,总结出宋代泉州刻书业的四个特点:官刻发达,坊刻薄弱;内容多为经史名著及诗文集,兼涉子部,不乏精品;刻本大多无堂号;运销海外,影响深远。     

元代安徽刻书考

元代安徽刻书地区分布广,刻书数量多,质量好,内容丰富,更出现了王祯的木活字印书,是当时全国刻书印书最活跃的出版中心之一。前人研究安徽刻书,多集中于研究徽州一地之刻书,难以反映安徽刻书的全貌。本文采取考证的方法,就元代安徽的刻书机构、刻书概况、发展特点等进行考述,以全面反映元代安徽刻书的成就。     

北宋汴梁刻书及其贡献

汴梁是北宋最大的刻书中心之一,对雕版印刷的发展、普及、创新以及外传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汴粱作为刻书中心仅存于北宋一代,然而它的成就和光辉仍然可以使其立于宋代四大刻书中心之列.     

从引书看《广韵》的文献学价值

《广韵》是一部重要的韵书,是隋陆法言《切韵》经过唐五代及宋初诸家增字加训而成。在加训的过程中,《广韵》增引了很多典籍。《广韵》有着非常丰富的引书,因而在目录、版本、校勘、辑佚等方面,无论是对已亡佚书还是现存典籍,都有不容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