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企业实验室是促进创新不可或缺的部分

正我们今天的快捷便利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得益于工业实验室特别是美国贝尔实验室。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1956年三位诺奖获得者巴丁、布拉顿和肖克利来自贝尔实验室,1964年诺奖获得者汤斯曾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1998年三位诺奖获得者劳夫林、施特默、崔琦来自贝尔实验室,2009年诺奖获得者泊伊尔、史密斯来自贝尔实验室。20世纪80年代以来,贝尔实验室被分拆,其研究领域和重点发生巨大变化,成为美国众多企业实验室研发转型的一个典型缩影。美国学者阿希什·阿罗拉等人的一项研究更详细揭示了美国企业实验室的变化。     

中美两国研发经费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综合分析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近年来发表和公开的数据及资料，与我国研发经费的总量和强度、来源和支出、结构以及产学合作进行比较，不仅有助于了解美国研发经费的状况，对于进一步加大我国研发经费的投入和有效配置也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十五”期间，企业应真正成为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部分的投入比重应用进行调整，政府应不断增加对研发经费，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投入。     

大科学项目的国际科学合作模式及特点探究——以斯隆数字巡天(SDSS)项目为例

国际科学合作已经成为当今大科学时代开展大科学项目研究的主流科学生产方式。研究大科学项目的国际科学合作的运行模式及其特征,对我国开展大科学项目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由美国牵头发起的斯隆数字巡天（SDSS）项目是21世纪以来典型的大科学项目,在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依托这一项目的科学论文,利用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系统对这一项目的国家和机构两个层面的科学合作情况进行分析,揭示了该项目的国际科学合作中以多边交叉型合作模式、双边交互性合作模式和补充型合作模式为核心的“外、中、内”3层合作体系,总结了大科学项目国际科学合作的基本特征,为我国参与和主导国际大科学合作提供参考借鉴。     

诺贝尔奖得主排序情况探微

诺贝尔奖因其悠久的历史、崇高的声誉、丰厚的奖金和强大的影响力而备受全球瞩目,在2～3人(含诺和奖得主中的组织机构或社团)分享单项诺奖时,诺奖揭晓时诺奖得主的排序问题就显得极为敏感,处置不当容易引发各方争执和非议。对诺奖得主排序问题的探讨应属诺学研究范畴,依据诺奖官网中的相关资料,全面、系统而精细地阐述了诺奖得主的排序问题,重点介绍排序情况中与当时惯例不符的例外或特殊案例。1/2诺奖奖金得主的出现更多地是缘于该奖项细分领域只能遴选出1人而往往并非是其科学贡献大。     

政府对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科研资助的第三条道路

机构资助与项目资助是目前政府对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科研资助的两种主要途径。为了提高政府科研资助的效率与效果,各国政府都在不断探索政府科研资助的最佳模式。OECD提出了一种促进研究卓越的新的资助方式,"研究卓越计划"(Research Excellence Initiative,REI),可视为政府科研资助的第三条道路。从政府与科学关系的视角分析了第三条道路产生的背景;通过对机构资助、项目资助及REI资助的对比分析,提出第三条道路的内涵;基于国际案例,分析该资助模式在资助与管理方面的特点;在分析我国现状的基础之上,针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需求,提出对政府科研资助改革的政策建议。     

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后广东省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情况分析

对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后广东省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数量、等级、获奖率和领域分布等情况进行详细数据分析,并与近年来广东省研发经费支出、基础研究投入、企业和高校研发经费支出、省级重大科技成果等方面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得出广东省国家科技奖励工作主要存在提名和获奖项目数量和等级不高、获奖项目奖种和领域分布不均衡、提名和获奖项目来源不广等问题.同时针对这些问题,为广东省进一步做好国家科技奖励工作,提出加强项目挖掘和培育、强化与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对接和激励服务、建立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工作后评估制度、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等对策建议.     

基于DEA模型的产学研合作研发效率研究——以不同所有制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研发项目为例

以广东省省部产学研合作研发项目为例,采用三阶段DEA方法,在剔除了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外部知识获取、政府资助强度和地理距离等外部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由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研发项目的研发效率.研究结果表明： 产学研合作研发项目的平均效率较投入变量调整之前有所提升,由国有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研发效率最低,由港澳台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研发效率最高,内资企业中由混合所有制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研发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申请办法

第一条为了组织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申请,提高申请项目质量,特制订本办法。第二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向全国,资助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的科技工作者均可按规定提出申请。第三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学基金委)采取同行评议、择优支持的办法,资助具备下列条件的研究项目:     

基于专利数据的中国区域智能芯片技术创新图谱研究

通过智能芯片技术创新聚类图谱分析，识别中国智能芯片技术创新路径；从区域层面分析和比较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台湾、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中国智能芯片技术创新关键主体分布，及其研发合作关系特征，为中国智能芯片创新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研究发现：（1）中国智能芯片技术创新路径可分为延续传统计算架构、打造量子芯片、研发类脑芯片3条路径；（2）中国智能芯片技术创新主体分布呈现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聚焦智能芯片技术创新全赛道，粤港澳地区聚焦传统赛道，中西部地区多为高校与科研院所，聚焦智能芯片的实验室研发；（3）中国智能芯片技术创新主体的研发合作关系演化呈现关键创新主体的研发合作规模逐渐缩小，合作关系逐渐稳健，合作网络时空发展向“地缘性+业缘性”演化，研发合作方向逐渐呈现两极化的态势。     

三重螺旋模式下的中小企业国际创新支持体系研究——以兰卡斯特中国企业催化项目计划为例

应用三重螺旋理论对该项目进行研究,分析英国在项目中促进中小企业国际科技合作的运作机制,总结其成功经验,进而为我国促进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创新合作提出建议,设立专门促进中小企业的合作研发项目,开展国际政产学研合作;以科研机构的智力资源支撑中小企业开展国际联合研发;组建专业的项目执行团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基础研究合作、应用研究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础研究合作和应用研究合作能够为企业带来丰富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是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基于关系嵌入性视角,本文对基础研究合作和应用研究合作的关系广度与强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考察合作伙伴重叠度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运用1998-2015年中国有机化学行业的15367篇合著发表论文和15295条联合发明专利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基础研究合作广度和应用研究合作广度均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并且基础研究合作广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低于应用研究合作广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2)在基础研究合作网络中,弱关系更有利于企业创新;而在应用研究合作网络中,强关系更有利于企业创新。(3)合作伙伴重叠度削弱基础研究合作广度和应用研究合作广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丰富了研发合作的研究框架,也为企业进行基础研究合作和应用研究合作提供方向和策略指导。     

异质知识基础导向下提升技术创新效率的研发模式分析

突破以往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研究大多考虑单一研发模式和单一知识广度或深度的影响,基于企业实际,从异质知识基础视角,将合作创新和自主创新两种研发模式进行对比、结合知识基础的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探究企业在异质知识基础导向下不同研发模式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为企业选择研发模式提供参考。以2015—2020年中国88家医药制药行业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DEA）和T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合作创新更能提升医药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在异质知识基础导向下,对于大宽度低深度类和小宽度低深度类企业而言,相比于自主创新模式,合作创新更能提升技术创新效率,而对于小宽度高深度类企业而言,自主创新更能提升技术创新效率,但对于大宽度高深度类企业,两种研发模式都并没有显著性优势。由此得到启示：企业需注意提升知识基础水平,选择合适的研发模式持续创新。     

跨组织研发项目多主体合作有限理性下的治理机制

探讨跨组织项目相关多主体合作问题,基于有限理性视角,从管理运作、关系协调等协同治理机制来分析影响协同治理效果的因素,建立跨组织研发项目多主体合作协同治理框架.理论研究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跨组织研发项目相关多主体合作之前所具备的基础收益对项目生成期没有影响,外部诱惑变大、企业信誉下降会降低整个寿命周期项目合作联盟系统的稳定性,将合作收益分配比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才能达到促进多主体合作的效果;项目多主体需控制合作成本和协同成本,防止协同关系破裂.企业信誉贯穿跨组织合作整个项目周期,因此合作多主体维持信誉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微分博弈的产业共性技术产学研合作研发契约研究

根据产学研合作的紧密程度,将共性技术合作研发划分为半固定契约、非固定契约及一体化契约三种。运用微分博弈理论,本文探讨共性技术产学研合作研发契约选择及考虑政府支持策略的一体化契约实现问题。研究发现:半固定契约与非固定契约下,企业的商业开发努力水平相同,非固定契约下学研方的基础研究努力水平、技术知识量期望和方差及研发总利润较高;当产学研合作研发协同度足够大时,一体化契约为占优选择,提升产学研协同度是一体化契约实现的前提,而政府非补贴支持策略是提升协同度的重要切入点;产学研合作研发契约受到共性和个性两类因素影响,需区分不同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进行选择。     

什么样的男人能成为富翁

通向财富的道路有千万条，但条条道路都惊人地相似。而且令人诧异的是，拼命积累财富的男人也惊人地相似，他们在心理特征上就像是同一个模子压出来的一样。     

研发模式、企业基础研究与产业发展

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是提升企业原创能力、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基础研究与研发模式、产业发展的相互影响出发,以2007-2017年的我国企业相关数据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合作研发对企业基础研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独立研发、技术引进与技术改造影响不显著;我国企业基础研究对产业发展阶段中的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阶段具有正向的作用效果;独立研发对基础研究促进企业技术开发、成果转化阶段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合作研发对基础研究促进技术开发阶段具有负向影响,对成果转化阶段影响不显著,技术引进与技术改造对基础研究促进产业化的两个阶段影响都不显著。本研究将研发模式、企业基础研究、产业发展阶段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全面的探讨了三种研发方式对企业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阶段的作用机理,为企业在不同阶段的研发模式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浅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业科学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的组织

引言 农业科学基础研究是农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技术进步的源泉,是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基础研究发展的时代特征,国际合作与交流对于发展我国农业科学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对农业科学基础研究的投入还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依托,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合作研究,对于促进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广泛、深入、实质性的国际合作可以使我国农业科学基础研究从选题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视野中重大科技项目选题机制研究

“选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选题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创新的质量。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承载着国家科技创新的使命，是科技创新活动的核心载体，优化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管理是新时代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文章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视角出发，论述了国家科技计划和重大科技项目的构成、不同类型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选题模型，分析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重大科技项目选题的经验；提出了根据重大科技项目的研究性质采取差异化选题机制、探索性技术研发和战略性技术研发类项目选题引入“查需”机制、战略性基础研究和战略性技术研发选题“三看”等建议。     

杨振宁和李政道教授获诺贝尔奖提名情况探微——纪念中国人首次荣膺诺贝尔奖60周年(上)

中国留美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博士因首先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荣膺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根据诺奖官网截至1966年现有的诺物奖提名数据库检索发现,杨李是历史上已知的唯一一次"未获诺奖提名"便荣膺诺奖者。笔者试图对这种极为特殊的现象成因进行探讨,在推测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得出了合理结论:诺奖提名情况保密50年的规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杨李在诺奖提名数据库中的信息缺失是因为当事人仍健在或出于某些个人原因而引起的,他俩并非真正是"未获诺奖提名"而荣膺诺奖者。在对吴健雄女士未能与杨李共享诺物奖的原因予以探究的同时,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人早期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以及详细阐述了科学大师杨振宁教授三大科学成就与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关联关系。     

杨振宁和李政道教授获诺贝尔奖提名情况探微——纪念中国人首次荣膺诺贝尔奖60周年(中)

中国留美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博士因首先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荣膺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根据诺奖官网截至1966年现有的诺物奖提名数据库检索发现,杨李是历史上已知的唯一一次"未获诺奖提名"便荣膺诺奖者。笔者试图对这种极为特殊的现象成因进行探讨,在推测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得出了合理结论:诺奖提名情况保密50年的规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杨李在诺奖提名数据库中的信息缺失是因为当事人仍健在或出于某些个人原因而引起的,他俩并非真正是"未获诺奖提名"而荣膺诺奖者。在对吴健雄女士未能与杨李共享诺物奖的原因予以探究的同时,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人早期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以及详细阐述了科学大师杨振宁教授三大科学成就与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关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