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魏前期宗室在禁军中的地位及作用

禁军是北魏强力军事机关,它集天下之重兵,具有卫戍京师、征伐四方、参与枢机等职能。禁军的人员结构是其发挥功效的关键,拓跋宗室身为天潢贵胄,在禁卫武官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可以担任的职位上至殿中尚书、司卫监,中到小统、幢将,下至郎卫、内侍内行等,在北魏前期政局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宗室供职禁军是北魏独有的政治现象,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意义,据此可管窥当时的宗室政策及统治形势。     

北朝魏、齐、周宗室女性的通婚关系研究

北朝魏、齐、周各代宗室女性的通婚均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北魏太武以前,宗室女性与北方其他少数族政权或部落通婚频繁。太武以后,北魏宗室女性与南北士族的通婚逐渐频繁。东、西魏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采取了和亲政策,同时将相子弟亦是东、西魏公主重要的通婚对象。北齐、北周宗室女性的婚姻主要是与北镇军功集团、武川系军功集团之间进行的,与汉姓高门通婚的很少     

论北魏京兆王元愉冀州叛乱

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八月,皇弟征东将军、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举兵反叛,震动朝野。朝廷迅即出兵弹压,历经41天苦战,终于攻克信都,俘获元愉。冀州事变是北魏历史上罕见的宗王叛乱,乃宣武帝压制宗室,巩固皇权,致使矛盾激化的结果。元愉势单力孤,在方镇监控体制和皇帝狡诈权谋的联合作用下战败身死,近属宗王与河北士族则广受株连,加速了统治集团的分化整合。元愉的悲惨命运是洛阳复杂政局和宗室生存境遇的客观写照,验证了集权专制泯灭人性的事实。     

北魏统治者与汉姓士族在汉化改革过程中的两我选择

北魏作为一个由拓跋鲜卑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中国中古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北魏政权能够形成这样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也是根本性的一点,是北魏统治者能够根据统治形势的变化,适时的进行了汉化改革。在北魏具体推行汉化改革的过程中,拓跋鲜卑统治者与汉姓士族的互相选择,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本文即从拓跋统治者和汉姓士族两个方面,分别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论北宋“六军”

自北宋三衙制度正式确立之后,六军已完全失去其禁军的职能,其长官也用于宗室的除授与武臣的责降,沦为虚职,就连《宋史》"职官志"中也不对六军有所记载。但纵观北宋史料可以发现,北宋时设立了"六军仪仗司",并承担着朝会仪卫与大驾卤簿的职能。再者,六军与三衙的演变也伴随着宋代皇权的发展,故对于北宋六军的存在问题不应被忽视。     

北魏对宗室罪案的刑事处罚

北魏宗室特指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他们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也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权阶层。宗室犯罪是困扰皇朝国家的难题,一方面必须使用刑罚,依法惩治,以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碍于皇族的情面,在量刑及执行过程中刻意保留回旋余地,妨害了司法公正。皇帝试图寻求二者的平衡,却在不经意间亲手敲开制度的漏洞,这是一切专制政体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由《洛阳伽蓝记》看北魏宗室的婚姻

北魏杨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如实记录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婚姻关系,对北魏宗室的婚姻记载尤多,有元氏与少数民族内部的婚姻,有与汉化的胡族的婚姻,也有与江南世家大族的婚姻。展示了北魏中后期北魏宗室的婚姻关系的演变轨迹。而北魏宗室的婚姻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均以皇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造成夫妻感情的不稳定。     

北魏时期之南朝流亡人士行迹考述--从一个侧面看南北朝之间的文化交流

北魏时期存在着一个南朝流亡士人群体，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即东晋南朝宗室亡命人物；南朝世族流亡人物；叛逃入魏的南朝军将及其僚佐；南北战争中被俘的南朝人士。北魏对南朝亡人虽多加提携和利用，但暗中却加以歧视和提防。从其客观作用看，南朝亡人在转输江左文化、典制诸方面贡献颇大，促进了北魏的汉化。     

北魏统治集团民族界限的淡化及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动荡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大融合的重新组合过程,南下中原汉地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则是这个过程中历史意义最为深远伟大的一环.这次融合继承并总结了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成果,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推向了高潮.中国南北的再统一格局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空前盛世,皆因这次鲜汉民族融合所带来的充满朝气的力量勃兴而透露最早的曙光.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南迁洛阳的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为主旋律,汉化是融合的基本特征;第二阶段的融合是随着北魏末年的六镇起兵而开始的,即六镇鲜卑与汉族的融合,经过胡化和汉化的反复扭缠达到统一是融合的基本特征.本文所论仅限于拓跋鲜卑与汉族融合的第一     

论北魏地方官吏考课制度的演变

论北魏地方官吏考课制度的演变杨钰侠关于北魏时期的官吏考课制度，不少文章有所论及，但对于北魏地方官吏考课制度的前后演变过程，却尚无专论。本文试就这个问题略述己见。一、从道武帝拓跋到文成帝拓跋时期，为制度的草创阶段这个时期，对地方官吏的考课主要是通过二个...     

北魏宗室属籍制度探析

北魏初期,宗室的界定沿袭着拓跋部的直勤传统,凡是神元帝拓跋力微的子孙都属于宗室的范畴。孝文帝时采用五服制改革宗室结构,只有"五属"和"四庙"子孙才能成为宗室。但是,并非每个宗室成员都有宗室属籍,疏属或谋反都会导致宗室属籍的丧失。北魏宗室属籍的管理机构是宗正卿。北魏宗室属籍者享有许多政治、经济和司法特权。     

北魏宗室元桢、元英、元熙三代的文化渐变

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对鲜卑贵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这次变革中．凡是配合改革的宗室贵族,基本都改变态度,接受汉文化,这加速了与中原本土汉人的融合。作为此期北魏宗室的重要一支,元桢、元英、元熙祖孙三代在变革中的不同心态及表现,反映了北魏宗室贵族文化转变的轨迹。     

论北魏宗室与汉族士人的文化交往

公元4世纪末,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作为政权基石的宗室阶层便开始与汉族士人进行广泛的往来。随着北方社会发展与民族融合,这种交往日益密切,并逐渐打破固有偏见和隔阂,使宗室成功跻身汉族精英社交圈。宗室接触的对象主要是保守务实的北方学者,频繁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宗室群体文士化、贵族化的进程,也使北方文化格局为之一变。     

洛阳时期的汉化与北魏文学的繁荣

北魏文学自拓跋鲜卑族建国之后就在缓慢之中发展,迁都洛阳之后文学突显繁荣的局面。究其原因在于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使学习汉族文化与文学成为社会时尚。在全面接受汉族文化的过程中,拓跋鲜卑族也向汉族文学学习。若从洛阳时期拓跋鲜卑族、北漂南人、本土士人的文学创作来看,他们并非全盘南朝化,而是吸取南朝文学之长,融合北魏文学固有传统,形成独具特色的北魏文学风格,表现出明显承袭汉魏文风的倾向。     

北魏制度转型论析

北魏政治制度由原先胡汉杂糅的二元政治体制向魏晋以来的汉族政体转换,并通过三次较大变革使北魏政治体制逐渐南朝化,政治制度的转型推动拓跋鲜卑由部落联盟走向家国一体的帝制时代。经济体制主要由军事掠夺和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化,农业税收占据北魏财政收入的比重居于主导地位标志着经济转型的完成,而经济体制的转型又引发诸多新矛盾产生。北魏文化的转型就是拓跋鲜卑抛弃本民族旧有的语言、宗教信仰、服饰、发式、丧葬习俗等而全面向汉文化靠拢,对周礼的吸收与运用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北魏文化转型的彻底性。     

北魏宗室阶层研究综述

北魏宗室是特殊的社会阶层,其上限可追溯至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出身天潢贵胄的他们构成统治集团的骨干,对北魏社会的发展和政局走势产生深刻影响.北魏宗室有“虏姓”头号高门之尊,又是中古北方内徙胡人家族的典型代表.北魏宗室阶层以极高的学术价值备受学界瞩目,经过前辈学者的不懈耕耘,业已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在某些具体问题和总体特征的把握上尚有欠缺,亟需努力弥补.     

唐宣武镇辖区变动及其原因探析

宣武镇置于唐建中二年,治宋州,辖宋州、亳州和颍州。兴元元年,宣武镇增领并徙治汴州。至唐朝灭亡,宣武镇主要发生了割出、复领颍州的辖区变动。其原因主要是唐中央为了控制宣武镇及确保流经其境内的漕运通畅。安史之乱后,唐中央调整方镇辖区是控制方镇的主要举措,也是其存续近一百五十年的重要因素。     

论北魏国家贱民制度之演变

北魏拓跋政权在处理国家贱民问题上循序渐进地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统领方式:代政权时期,是贱民产生的萌芽期,部落制是这一时期的唯一统民方式;拓跋复国后,是国家贱民的形成和大发展时期,营户制方式(即军营体制管理方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拓跋焘始光四年后,落籍官府的杂户制逐渐定型,成为贱民统治的主要方式。北魏贱民制度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拓跋政权在管理上的不断完善和成熟。     

关于明代宁夏镇建镇时间的新认识

宁夏镇是明九边之一,在明代的北部边防中起着重要作用.关于它的建置时间有很多种说法,本文在综合各家说法的基础上认为:一个完整军镇的形成,既要有常设的军镇长官,又要有固定的文武官员系统和军事防区.以此为标准,考证出宁夏镇在永乐至宣德间开始形成,正德年间最终确立.     

北魏中后期的皇室阶层崇佛动机新论

北魏中后期（文成帝即位起）的后妃与宗室诸王多与佛教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积极参与佛事活动,促进了佛教在北魏的兴盛。本文分析了皇室阶层的崇佛活动、崇佛动机以及信仰的程度问题,以有助于加深了解佛教在北魏皇室阶层的发展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