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战

辛亥革命时期,最富号召力的口号是革命“排满”,最先揭橥的战斗旗帜是孙中山创导的民族主义。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主要有两个。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以及有关人士进行论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其一,种族与民族的涵义以及民族同化问题。康有为认为满汉“同种”,梁启超认为满洲人“已同化于汉人”,其目的是为其“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改良主义政纲标立证据。革命派认为满汉并非“同族”,汉人已沦入被满人征服同化的地位等观点,是其进行革命“排满”的理论基础。其二,朝廷与国家的区别以及中国是否“亡国”的问题。其三,民族革命与“排满”。其四,民族革命与反帝。其五,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这场论战的重要意义。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主要内容,一般认为有三个（即暴力革命问题,建国问题和土地制度问题）,本文认为民族问题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这是对此内容的重要补充。     

论杨度早年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

杨度是清末民初君主立宪派的骨干力量,曾竭力拥护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长期坚持君主立宪思想。杨度的这一思想是有深厚根源的,他早年学习"帝王之学",两次东渡日本求学,深信只有实行君主立宪才能保全当时的中国,才符合中国国情。加上杨度强烈的爱国救国之心,使他认为只有坚持君主立宪才能挽救中国。     

另类视野中的满与汉——以满族留日学生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初，统治中国的满清王朝已是日暮途穷，革命派大兴。作为革命者的一个重要口号——“反满”，亦是喧嚣一时。与之相对应，满清统治者也提出了“排汉”主义。而在此二者之外，以满族留学生为首的满人新知识分子，站在立宪的政治立场上，却认为满汉已经没有明显的民族问题，极力倡导“融合满汉”，认为只有“融合满汉”才能使中国自立于世界。     

评杨度民国初年的君主立宪主张

杨度是民国初年政坛上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力倡君主立宪政体，组织筹安会，效劳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活动，一直为学术界所诟病。通过重新考察杨度提出君主立宪主张的动机，我们认为：虽然杨度提出并企图推行的是救不了国的救国方案——“君主立宪”政体，但他从研究中国国俗民情出发，探索何种资产阶级政体符合中国实际，这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不应该因其救不了国的主张而一笔抹杀他的救国之志。     

从《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看康有为的民族主义话语

《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是康有为于1898年6月上书光绪帝,反映其民族国家话语的代表性奏折.该折集中体现了康有为关于近代中国政体转型的设计、君主立宪体制下的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设想、以及近代民族关系认同符号等思想,即“君民合治、满汉不分、合为中华”.康有为的民族主义话语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杨度的金铁主义说

杨度是清末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的金铁主叉说是他君主立宪思想的集中体现,从中反映了杨度爱国救世的热忱,他对宪政思想的理解,他对责任内阁制的孜孜追求,以及他对清政府寄予的幻想,其金铁主义思想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从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来看,其思想之不足又是很显见的.     

被误解的革命女杰--论《六月霜》里的秋瑾形象及其它

由于秋瑾是清末著名的革命者，所以描写秋瑾的晚清小说《六月霜》常常被人们误解为革命派小说，产生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是《六月霜》的作者对秋瑾所作的“歪曲性”描写。作者是站在君主立宪主义立场来写秋瑾的，他赞赏秋瑾的女权主义思想和主张，但反对她的革命主张，所以，他对秋瑾的革命主张革命的一面采取了尽量淡化、回避、甚至曲解的做法，而大力张扬其女权主义。作者虽然是君主立宪主义者，但在小说里并没有进一步发挥其君主立宪思想和主张，因此，《六月霜》就其基本思想旨趣来说，是一部表达女权主义的小说，而且是君主立宪派的女权主义。     

论杨度铁路思想的理性特征

杨度作为清末那个激越时代的理性之人、清末君主立宪派的中坚,其铁路思想中具有鲜明的理性特征,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法理赎路。主要体现为依据合同,据理力争。二、节制式借债。他反对利权回收运动中的盲目拒债,因此而有性命之忧;同时,又反对盛宣怀的大借外债行为,主张将其革职;最后落脚到散借外债、注重社债的主张。三、官商合办。先是力主商办,而假以官力,后来明确了自己的官商合办主张。四、力斥省界。杨度对省界现象十分不满,他指出此中有“二弊一害”。由于清朱乃非理性的时代,杨度作为理性之人,尽管提出了理性的主张,但结果只能在激越的声浪之中,付诸东流。     

青年杨度的爱国思想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是杨度的自挽诗。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生于1875年,1931年9月在上海逝世。在上述自挽诗里,他对自己曾经奉行过的帝制主张和以佛救世思想表示了最后的否定。杨度在近代之所以闻名,一是他曾经大肆鼓吹君主立宪,在辛亥革命前后扮演过一段不光彩的角色;二是他晚年转变立场,加     

官僚立宪派与清末政争

清末“预备立宪”,起于1904年日俄战争前后立宪派和部分官僚的吁请,经过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至1906年9月正式宣布。在整个“预备立宪”期间,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关于立宪问题的争论始终存在,并形成清末政争的主体。对于清末政争,史学界歧见颇多,而笔者认为:清末“预备立宪”前后的清廷政争既不是立宪与不立宪之争,更不是满汉之争、权利之争,或新旧之     

《祝福》反映了哪一个时代

对这个问题比较流行的回答是认为《祝福》描写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其主要根据是,清末民初之际维新派与革命派往往都被称为“新党”,鲁迅的文例亦复如此(如《坟·论照象之类》中的“新党”泛指一般新派人物,《两地书》中鲁迅1925年7月29日致许广平信里的“新党”指孙中山一派革命党,而《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     

评杨度的“君宪三败”——兼评杨度入党“投机”说

杨度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致力于君主立宪.鼓吹之,辨论之,笃行之.然而,由于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而且碰得头破血流.一九一七年的张勋复辟昙花一现后,他在《江亭词序》中承认:“予仍坚主君宪主义不变,一败于前清,再败于洪宪,三败于(张勋)复辟…………予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可以已矣!”虽然他还在亏本(面见)颜地     

改良派关于国民性及通过开明专制实现自由的争论——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新民丛报》学人关于国民性及通过实行开明专制以实现自由的思想并不统一。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国民性较低,只能通过开明专制得以提高,然后再进行君主立宪,从而实现中国人的自由。杨度、康有为、张君劢、黄与之则认为国民性问题并不是能否实行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根本问题,若清政府藉口国民性较低而不能立宪,则中国人永无立宪之期。     

回归君主立宪

梁启超在清末中国宪政道路的探索上历经艰辛，从主张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以及开明专制又回归到君主立宪。此间，他又对君主立宪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并结合实际提出了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的一些具体、独到的主张和见解。有力地推动了清末立宪运动的开展。     

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对拿破仑的评价

我国对拿破仑的评价始于晚清。随着闭关自守大门的被打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当时对拿破仑的评价也有所不同:改良派贬低拿破仑,是为了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目的;革命派赞扬拿破仑是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研究清末有关对拿破仑的评价,不仅能看出当时学术界的动向和水平,还能很好地把握住辛亥革命前我国政治思想界的时代脉搏。     

论纳兰性德词的满汉文化交融特征

清代满族杰出词人纳兰性德是一颗灿烂夺目的明星,给清代词坛增添了奇光异彩;他更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一个使者,在中华民族满汉发展史上唱出了一曲民族友谊和文化交流之歌。这可以从其词题材内容的满汉民族交融和艺术表达的满汉民族交融两个方面来说明。题材内容的满汉民族交融主要表现在热情讴歌满汉士大夫间的诚挚友谊、深情礼赞满汉儿女的纯真爱情和深刻表达对明朝这个汉族政权的感情等三个方面;艺术表达的满汉民族交融主要表现在情感真挚、感伤基调和比喻等三个方面。从民族交融的角度研究纳兰词,也是我们认识、研究纳兰词的另外一个重要视角。     

会党与辛亥革命

会党是自清代开始存在的一种民间秘密社会团体，以天地会为主体(取“指天为父，指地为母”之意为名)。它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拉拢、联络的对象，其原因有三：一是会党的反清思想与革命派殊途同归。天地会产生于满汉民族矛盾之中，由明朝遗老在康熙、雍正年问初创，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至乾隆时势力大盛。随着历史的发展，“复明”观念逐渐淡薄，“反清”成为辛亥革命前会党的主要思想。     

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中华民族”观念——以杨度《金铁主义说》为核心

“中华民族”观念是近代中华民族认同的核心环节。在梁启超论述“中华民族”的基础上,杨度从中国固有的文化民族观念出发,在《金铁主义说》中明确地将“中华民族”界定为文化民族。杨度的民族主张与持反满革命立场的章太炎、刘师培截然不同,但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完善颇为有利。在今日全球化语境下,这一建立在中华文化认同基础上的中华民族观念,显示出了强劲的生命力。     

话语吴三桂的多重面相

吴三桂,一个在明清之际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仅因其生平的曲折经历留与后人回味,更因其反复无常,背叛成性的性格特点在中国历史上罕有其匹,备受史家关注.正因如此,对于吴三桂人物形象的建构常常颇受争议而又至关重要.不同的利益团体因各自需要和所处背景的差异对吴三桂的评价也往往侧重不同.而我们对于其“不忠不孝”、“不子不臣”等形象脸谱式的简单化处理也正是因为受到当时历史条件下两大阵营——满汉民族对话语控制的影响而逐渐定格.然这“定格”背后诸多历史因素却值得我们去仔细研究.本文试图从满汉两民族的视角出发,分析不同话语情景下对其评价形成的原因,进一步深化对吴三桂的认识.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新论

革命派对于民主问题的理解显得较为简单，他们在论战中更多地关注“排满”，将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视作“排满”的必然结果，因而对民主问题准备不足。立宪派对于民主问题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新之间关系的认识上虽然也不尽完整，但关注国民素质在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又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尽管双方在论战中多有差异，但对于以政治制度民主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的强烈诉求又在深层次上显示出了较大的同一性。两派的政治理想在某种程度上都没有能得到实现，说明胜利并非革命派所独有，而失败也并非只属于立宪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