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定位问题研究

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机关的行为应代表公共利益,但是违法行政行为的出现却屡见不鲜,有关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制度在我国仍属空白。因此需要有一个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代表公众对此类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进行起诉,以确保公共利益不受行政行为的侵害。在我国,能代表全体社会公众利益的只能是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其应有的职责,这样能有效地抑制违法行政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检行共治”视角下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理论检视与实践机制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是我国公益诉讼的特色制度,其运行的质效保障有赖于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形成共治机制。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历经萌芽、起步和发展的变迁过程,蕴含着追求公益与效益的统一、达致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平衡、形成外部监督与自主纠错的秩序等功能性要求。从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实践来看,虽然诉前程序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呈逐年上升趋势,检察建议的回复整改率也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然存在被建议行政机关对公益矛盾应对消极、对诉前检察建议回应怠惰,以及检察机关的诉前检察建议刚性不足等机制缺陷。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被建议行政机关调处公益侵害的驱动乏力、对诉前检察建议的判定和反馈机制单一、围绕诉前检察建议的运行机制不实等。鉴于此,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机制完善应从优化调处公益侵害的驱动机制、补强公益侵害的共治机制、夯实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质效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推进。     

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有其法理基础,国外普遍建立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我国法律应该赋予公民、公益组织和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改进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现在的中国仍有部分地区的发展遵循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不正确思想,因此,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随着环境污染现象的愈发严重以及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诉讼方式——环境公益诉讼。这种诉讼方式的出现,不仅代表着人类对环境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对环境污染者的一种威慑,让更多的人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而不再是以自己的利益至上。相比于我国还不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英美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此项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因此,我国在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时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进行完善,以便尽快改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对我国消法解决消费争议的机制思考

现阶段,消费争议解决在国际上的做法虽然各异,但是其理念都是趋同：首先,以调节为主。从着重对抗性质的诉讼改为以行政或司法机关调解为主,由此就可以看出事先的约定以及合同效果重于事后的裁决;其次,法律经济学思想逐渐成熟。从手续齐全、常规的高消耗诉讼转向低成本小额诉讼、公益诉讼或者集体诉讼,进而加强非诉方式解决从而降低诉讼成本。     

论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确立与规则建构

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确立的法理基础是预防性行政诉讼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指法定的机关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具有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法律关系、行政行为无效、事实行为违法,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行政行为,或者判令禁止或停止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实施的诉...     

论行业协会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行业协会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有其法理基础和现实需要,应该在制度构建上确立行业协会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确定

2012年8月31日通过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虽然在我国的立法中已明确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但却并未明确规定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范围。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探索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各种可能类型,对检察机关、国家政府机关和环保社团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类型化研究,可以使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理论研究逐步走向制度构建。     

环境公益诉讼模式比较及立法构想

从保护环境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利益出发,摒弃“无利益即无诉权”传统法的思维模式影响,扩大公民和社团作为法益主体的被告资格,突破保护私人利益的狭隘性,构筑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模式,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     

教育行政公益诉讼探析

随着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不断发展,受案范围的扩展是必然的趋势.教育作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业,但目前而言,教育事业存在司法保障体系不完备的问题,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明显存在缺位.有必要建立教育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以实现教育公平和正义.同时,需要在现有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讨...     

论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

在总结我国现有法律对不作为救济规定,介绍了一些比较典型的国外制度。提出应将侵害公共利益的不作为、抽象的不作为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救济,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借鉴德国课以义务诉讼模式,构建我国行政不作为救济制度。     

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思考

概括国内公益诉讼的现状,分析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并阐明其发生的理由。通过比较不同学者的观点,归纳实践经验,对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诉讼地位、诉讼范围和取证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肯定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地位的重要性,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总结出若干具有可行性的办法,建议检察机关加强自身建设,国家利用立法手段,建立相应的配套机制,以减小检察机关在诉讼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从而促使其更好地履行职能,维护公共利益。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和解机制的构筑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侵权人在诉前达成和解的现象较为普遍,这对节约诉讼资源、促进纠纷多元化解决、及时保护公共利益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面临理论依据不足、启动程序缺失及和解协议缺乏监督等问题,制约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构筑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和解机制,不仅要完善案件审查、听证程序及司法确认程序,也要明确其适用范围、启动方式及鉴定方法,从而提高环境侵权纠纷解决的整体效率,进一步健全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若干问题思考

面对逐渐增多的损害公共利益而又得不到正确处理的案件,笔者认为,在我国法律中,应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因为检察权的权力内容就应当包括法律监督权和公诉权。同时,解决纠纷要有相应的诉讼理念和诉讼形式与之配套,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程序设计也是关键一环。从提起的案件范围、提起的方式以及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论“新时期”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问题与完善

近些年来我国环境问题越发严重,老百姓对蓝天白云的美好向往越发强烈,为了保护美好的生态环境,我国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因此本文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入手,探析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立法、司法等多方入手破解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受案范围界定模糊,提起诉讼的主体的责任不明晰,诉讼费用的承担不明确,诉讼周期较长,胜诉过后执行难等问题。从而为保卫祖国的绿水青山提供制度上的支持与保障。     

论公益诉讼是支持起诉和督促起诉的发展方向

在现代各国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得到普遍确立。但在我国由于相关制度的缺失,致使检察机关不能依法代表国家或社会公众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近年来,我国各地检察机关根据现实需要,进行了支持起诉和督促起诉的实践探索。有人认为,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督促起诉是检察职能的有益延伸和制度创新。也有人认为,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督促起诉存在公权干预私权之嫌。笔者认为,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督促起诉是在我国现有立法关于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缺失情况下的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一种"曲线救国",这种制度的价值在于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是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深入和司法实践的不断丰富,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规范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以满足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切实需要。     

旅游资源保护公益诉讼立法的必然逻辑及制度完善研究

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侵害旅游资源的现象时有发生,亟需通过公益诉讼加大对旅游资源在开发、经营及传承中的保护。文章通过细化旅游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的类型、明晰提起旅游资源保护公益诉讼的主体、厘清旅游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之间的关系等,从而完善了旅游资源保护的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及其立法构想

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种在公众参与下的实现公民环境权,并维护公共环境利益的诉讼方式,也是对环境权的一种公益性质的司法救济。目前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我国的立法还未充分做到有很明确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来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论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

现代社会中,对公益利益造成侵害的公共事件不断增加,遗憾的是,这些损失不能通过公益诉讼来进行弥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缺失。检察机关在承担民事公益诉讼职能方面具有天然的优越性,理应在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在此情况下,应明确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从而有效地维护公益。     

现代行政法理念下的公共利益

作为公权力的主要作用对象的“公共利益”,其内涵和外延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发展中的过程。因此研究的落脚点应是如何塑造我们的行政法理念,如何以行政法对行政权力加以控制中的难点或关键——涉及公益行政的控制的问题。对公益的制度制约是建设行政法治社会的需要,协调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更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程度和宪政态势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