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一部力作——高明峰《北宋经学与文学》评介

高明峰撰著的《北宋经学与文学》是一部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最新力作。作者学术视野开阔,文献功底扎实,论述严谨,持论公允,具体而微地展示了北宋经学与文学的互动演进,揭示出北宋文学特质背后的学术动因,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方面都不无启发意义。     

论欧阳修的经学与文学

在欧阳修的身上,学者、文人、官僚是三位一体的,因而欧阳修的学术、文学与政事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和复杂。讨论欧阳修的经学与文学,有助于较好地把握欧阳修的文学面貌和学术成就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考察,作者指出,欧阳修的经学成就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疑传惑经以尊经崇道;二是弃章句重义理与推人情、重人事。欧阳修的尊经崇道的经学观念和重义理、推人情、切人事的解经方法,深层地影响到了他的文学观念及创作,主要是在以下3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关于文与道,欧阳修既强烈要求文以明道经世,也注意到了文学自身的特性;二是关于平易畅达和怪癖生涩,欧阳修倡导并维护了平易畅达的文风,而对怪癖生涩之风严加贬斥,这与他解经注重人情、关切人事紧密相关;三是“简而有法”与“穷而后工”,欧阳修提出的这两种主张,分别与他对《春秋》和《诗经》的看法有着深层的关联。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的宏观考察

经学,是作为汉代主流思想形态而存在的,崇经、尊圣、明道三位一体,直接影响了一个时代文学家的认知模式与心理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崇经、尊圣本质上是经生士大夫们的自我肯定与彰显,同时成为他们的某种思想武器以及文学创作的指南。一方面,经学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发出认同性召唤;另一方面,文学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对经学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与经学构成了一种立体性的张力关系。     

魏晋南北朝文论与经学关系之探析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的发展流变状况进行宏观考察，围绕文论与经学之间既有疏离又有牵合、既有逃逸又趋复归的变动关系进行探析，可以见出，魏晋南北朝这一“文学自觉的时代”，乃是整个文学与经学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整合阶段。     

汉代经学视域与文学空间——兼论汉代文学的“独立性”

汉代经学与文学的观照往往投向共同的对象,可作实证的考辨和类聚的阐述.汉赋继承《诗》之“窈窕”并《诗》、《骚》玉女、宓妃的审美观照,经学的解释则取伦理评价.《诗》、《骚》山水表现俱以个体情感的投射表现审美精神,汉代骚体如之,大赋以之为审美的对象而形成宏阔的铺陈;经学则承仁、智的观念进行比德的说教.经学对虹蜺的解释与道德相系,但《楚辞》却以楚人图腾的关联而视之为美好之象,并延及汉赋的描写.这说明汉代经学视域与文学空间的并存及其相互关联,说明汉代文学得于往代继承和具有审美的相对独立性.     

两汉经学博士的政治性与学术性

两汉博士兼具学术性与政治性,并在两汉有不同的表现。西汉时博士征任是学术向政治靠拢,东汉时则是政治向学术靠拢。对于经学博士们来说,其看重的也是博士的政治性。东汉经学大师往往远离政治,在学术上,经学博士不再具权威性。此外,两汉博士的为官情况表明,即使单就政治性来说,经学博士的政治影响力也并不高,始终受皇权的支配。     

欧阳修的经学与文学

欧阳修于六经最深于《易》、《诗》、《春秋》。其解经的突出特点,是本之人情常理,自成一家,尤其是疑《周易》之《系辞》《文言》非孔子所作、《春秋》"三传"不可尽信、《诗》毛郑所注多有讹误、《周礼》亦不完之书等,对北宋疑经风气的形成和后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实与其家世不显,贫寒无所师,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少无所师,故能学出己见,无所束缚,大胆疑经。这为我们解释疑经风气何以会在北宋出现,提供了一个切实的参证。欧阳修的经学对其文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其师经需求其意和事信言文观念的提出、对言简意深和简而有法的崇尚,还是对纡徐婉转、平易畅达的美学风格的追求,都可以从其经学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汉赋、经学与文学自觉

文学自觉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时代究竟起于何时,学术界至今尚无一个一致的意见。文章认为,由于经学的强制的规范,汉赋不是自觉的文学,以汉赋为"一代文学"的汉代也不是文学自觉的时代。     

经学思维与汉大赋的模仿

传统经学思维方式是围绕圣人之言和儒家经典发展而生成出来的一种模式化的思维习惯,这使得两汉经学思维显现出狭隘、封闭的特点。经学的狭隘性思维导致了汉赋文体摹拟成风,因循守旧的特点。汉代经学一方面是与政治结缘,受其约束,虽成为官方学术但没有自由言语的权力,经学的生机开始被扼杀;另一方面重承袭,好"引经据典",     

西汉帝王与经学及文学

给西汉文学和经学带来深远影响的帝王当推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刘邦是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彻是汉王朝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革时期的皇帝,他们对文学的态度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西汉文学的走向。     

论经学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最权威的学术，对古代文论的生成、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积极的促进作用方面，也体现在负面的制约作用方面。其积极影响，一是表现为经学元典构成了古代文论的重要思想源头。并从思想原理和话语表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是表现为后世经学家对经学的阐释、解读及理论著述促进了古代文论的发展。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宗经”意识的形成和“依经立论”文论建构模式的确立。经学对文论的影响主要通过对文论家的影响而体现出来，这种影响关系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经学元典创始人的思想与文学观的关系；二是经学家的经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三是文学家的经学思想与文论思想的关系。古代文论对经学也有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了经学在文论领域的普及；二是文论家对经学进行一定程度的利用或改造，从而为文论和文学服务。经学与古代文论的密切关系表明，从经学角度对古代文论进行研究，或许能更清晰准确地把握古代文论的思想精髓及生成、发展演变的真正原因。探索经学与古代文论的关系，是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诗经》“二南”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兼论明末清初经学与文学之互动

明末清初是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时期,在经学文学化过程中,文学不断从传统经学中汲取养料,直接影响着文学创作;经学通过文学的生动表达,拓展了经学本身发展的文化空间。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大量引用《诗经》＂二南＂的诗句,直接影响着小说的主题思想、语言艺术以及小说伦理的特殊指涉等,使小说在创作上呈现出强烈的经学化倾向。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经学化的原因复杂,一方面,时代变革过程中经学裂变对文化进行自我选择;另一方面,人们用文学的心态观照经学,在文学召唤中对经学做出了应答。     

经学视野中的两汉赋论

两汉是赋论的发轫期。由于受经学这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两汉赋论必然会打上经学的烙印。春特点是：一、赋、《诗》结缘，为赋体注入“经学”血统。二、从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赋的“讽谏”功能。三“站在经学立场上，评价赋家和赋体。四、受墨守成规的经学思想左右，扬雄提出摹似赋论。     

略论两汉私学中的经学传授

两汉是中国封建教育和学术迅速崛起，并蓬勃发展的阶段。教育上，不仅官方学校正式确立和发展起来，民间私学也承前启后，迅速恢复进而兴盛。学术上，随着“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以研究、诠释儒家经典为内容的经学取得了主导地位。“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①，天下人纷纷学经，经学遂于散布在民间的私学中传播开来。私学，是指由私人或私家团体兴办，且不靠官府费用维持其发展的教学组织形式。最早产生于春秋末期的孔、墨两家；战国时期盛极一时；秦代虽禁而未绝，但发展受挫；到了汉代，又逐渐恢复和发展，达…     

柳宗元与韩愈经学思想之比较

柳宗元与韩愈作为中唐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不仅在文学领域称雄,而且在经学方面也有特殊的贡献。他们在经学方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对经书的态度;二、批判怀疑传统经学;三、经学与现实的关系;四、经学与子学的关系。     

经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结合——评刘越峰《庆历学术与欧阳修散文》

在刘越峰副教授的新著《庆历学术与欧阳修散文》中展现了其细致入微的经学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了经学对文学的具体作用,同时对欧阳修的散文特点进行了反思和分析。打破了经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真正体现出二者的密切结合。     

经学浸染下的两汉赋论

随着两汉经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经典也成为一切言说的标准。受其影响与规范,两汉赋论也显现出鲜明的经学色彩。由于各赋论家在对经学的接受程度、对大赋的创作以及对屈骚的评价等方面存有差异,各人的赋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部分赋论家论赋关注到赋作的语言艺术,并给予肯定,具有早期朦胧的文体自觉意识。     

论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联

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论话语构建的运思方式与表达方式，二是文学创作动机上的致用观念、文学创作模式上的模拟观念、文学诠释上的人格观念。其结果是虽然经学整合的力量更为强大，汉代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是经学的而非文学的，但在此经学阐释框架里对文学特质的容纳却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研究的进展。     

经学是文献学中最基本的部分

经学与文献学从来就是一对联系密切，互为依存、发展的学科。可以说，文献学是经学发展的基础，而经学发展的需要又促进、带动了文献学的不断进步。周予同先生曾经指出：“经学与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关系较大，不懂经学而要研究这两门学问，往往会出问题。目前有些著作存在问题，往往因为中国文献学的底子不厚，而经学是文献学中的最基本的部分。”(《中国经学史讲义》)这段话既说明了经学对研究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性，也说明了经学与文献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汉代经学教育师法与家法辨析

汉代官方经学教育恪守师法家法的传授体系,师法家法主要指由官方确立为正统地位的五经博士的学说。师法的称呼起于西汉中后期;家法的称呼起于东汉中后期,或与两汉经学发展的不同状况,经学家族的兴起及范晔受所处时代的影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