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朱熹的义利思想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思想家之一。他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尽管朱熹也强调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气”不可相离，认为“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无元气之理”，但实际上，朱熹还是把理看作是宇宙的主体，认为理在气先、天地万物是沿着理──气──物的顺序演变而成的：“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①，“才有此理，便有此气；天下万物万化，何者不出于此理”②。也就是说，“理”不是万物的抽象，而是存在于万物之前的…     

程颢程颐哲学异同论

一、“二程”不是一个同一体学术界有“二程学说的核心是一套封建的伦理道德学说,其哲学基础是客观唯心主义”(《二程集·出版说明》)的说法。我认为,这段话的前一句说得很对,后一句值得商榷。其实,大程和小程是两个血肉之躯,在世界观上有着明显差异。肖(?)夫、李锦全称“程颢倾向主观唯心主义,程颐倾向客观唯心主义,但他们的思想基本一致。”(《中国哲学史》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理欲观的评析

理欲观是戴震义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戴震义理学区别于程、朱正统理学的关键 所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大力阐扬戴氏义理学,力图恢复戴震的完整形 象,促使戴学成为显学。他们所共同关注者即为戴震的理欲观。由于阐释角度不一,所作的评析 差异较大。章太炎从政治视角理解戴震理欲观,认为戴震与程、朱并无根本冲突,双方是在政治 和伦理的不同层面上阐发各自观念。刘师培则分别用中、西学两种标准衡量戴震理欲观,既赞赏 其义理基于训诂,从而能超越宋儒的长处,又点明其不及西学严密的瑕疵所在。梁启超以哲学概 念评判戴震义理学,认为戴氏之理欲观是用“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本 质上“绝相类”。这些评析,皆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规范戴震研究 的某种“范式”。     

王阳明教育方法论刍议

王阳明的教育方法论的产生与其哲学思想体系、教育本质论、教育目标论有着密切的联系。“致良知”是王阳明的哲学体系的核心,它大致由三大部分构成,即:心即理说、知行合一论、万物一体论。其中,“心即理”说是王阳明教育本质论的哲学基础;万物一体论是其教育目标论的哲学基础。“心即理说”,它强调客观真理和事物都存于心中,即所谓“虚灵不昧,众理聚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同时,它认为客观真理与事物的存在都依赖于我心的存在,即“天地鬼神万物都离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论_万物皆备于我_

“万物皆备于我”,是孟子性善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十分朴素的天道自然色彩,它上与天道相关,下与万物相联.“天”乃自然之天,它客观存在,运动变化,生生不息.此之所谓“善”.人与物是天道自然之一体,而受日趋于善之大道所制约,故人与物之性不能背离天道自然之性,即趋善之性.如是,则人与物固有相通之理,人性之善必通过与具体物之交往而表现,而充盈;离开具体物则其善性不显,更无善性可言.故“万物皆备于我”者,谓我与万物之情理本皆相通,据此情理则可得进退、行藏之宜.孟子并由此而引申其王道教化的主张,于是始带有政治、道德的倾向性.     

程颢程颐的法律思想

程颢、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尽管二程在哲学思想上的倾向有所不同。或偏重于主观的“心”,或偏重于客观的“理”,但他们的政治法律思想基本一致。本文主要论述二程的法律思想。一、以“理”为本的国家法律起源思想二程的思想以“理”或“天理”为核心。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天理是宇宙的本体,“万事皆出于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来源于天理。来源于天理的事物,不仅包括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也包括封建的社会关系、法律和国家等等。     

论《老子》之“道”之为气

<正> 关于《老子》之“道”的含义,国内外已有多篇论文讨论和争论,歧见颇多,难衷一是。我认为“道”的主要含义是气,又兼指世界万物的总规律,而这两者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现代学者的研究,自张岱年先生于三十年代提出“中国哲学中所谓气,可以说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中国哲学中之气论,则谓一切固体皆是气之凝结”①。又于八十年代前期重申“作为哲学范畴,气指构成万物的原始材料”②后,近年我国连续出版了几种气论的专著,都论及《老子》中关于气的言论,作了有益的探讨。有些论者认为《老子》和其他众多哲学名著都与气功有关,我也持同感。我认为老子既是中国“古代无与伦比的伟大哲学家”③,也是具有非凡的特异功能的气功大师④。他用多年修炼成就的气功手段和特异功能,在世界上首先观察到地     

尽人性与尽物性——基于朱熹《中庸》诠释的考察

关于尽人性和尽物性,朱熹有着细致且深刻的论述。朱熹认为人性和物性的关系展现出双重向度：理同气异、理异气同。参赞天地化育以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为进路。其中,尽己性的前提是知性与尽心;尽人性是尽己性在政治哲学向度上的延伸;尽物性则既是融通人与万物的哲学命题,也是人按照自身需要而合理利用万物的实践纲领。朱熹对人性和物性的解读综合了孟子性善论和告子“生之谓性”,且在与禅宗“作用是性”的斗争中进一步确证自身理论。     

朱熹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比较研究（上）

本文对朱熹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他们都把精神作为世界本原，朱熹称之“理”，黑格尔称之“绝对理念”，他们都认为可以抛弃历史事实而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显示出浓厚的唯心色彩。朱熹认为历史运行是循环无穷的，而黑格尔则认为是趋于完善的，两者在具体论述上虽有一些合理因素，但他们又有很大局限。朱熹与黑格尔都持英雄史观，朱熹夸大了圣贤帝王的力量，黑格尔则夸大了世界历史个人的作用，但又认为世界历史个人仅仅是世界精神的不自觉的体现者；他们都对人民群众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他们不了解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便难以正确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便难以摆脱“天命”、“上帝”的神秘主义论调的束缚。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之比较

苏轼和程颐都是北宋易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比较二人易学动静观,显示出理学和庄玄之学这两种解《周易》思路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程颐、苏轼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而苏轼的“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于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     

二程天理世界之证成与佛学之关系

与传统儒学的“理”相比,二程之理颇具独创性,以谦恭名世的明道也自豪地宣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二程集·第二册·河南程氏外书·1,下称外书).但任何一个哲人的思想创造都是以前人的思想资料为基础的,二程天理世界之证成,其思想来源有先秦之理.秦汉以来儒家文献中,“理”含有事理的意思.如“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天理”(《解蔽》),“判     

理性的哲学与哲学的理性

对于哲学的性质和功能,可从理性同哲学的关系中,透过哲学在人类理性中的位置和作用来理解。概而言之,哲学的性质从根本上讲乃是理性的哲学,而哲学的功能则在于提供一种哲学的理性。一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理这个概念既有对象属性的含义,也有主体活动的含义。一方面,如《庄子·天下篇》所谓“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王夫之所谓“理者,天所昭著之     

西方哲学史中关于质变和量变的思想——从米利都学派到黑格尔

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一方面对自然图景作出唯物主义的说明;一方面又对万物提出皆动、皆变、皆生、皆灭的辩证认识。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利斯,第一个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万物来自水,又复归于水。这已经是一种最原始的自发的变化观。他的继承者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分别用“无限者”和气作为万物的本原,并对事物的变化过程作了进一步具体的描述。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的变化是由于“无限者”本身包含着热和冷、干和湿的对立物,由于它们的分离,因而产生出一切事物。阿那克西米尼把事物的变化过程说得更详细些,他认为作为万物本原的气,借稀薄和     

“六经皆史”究原

清代史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开宗明义提出“六经皆史”，在当时学术界普遍厚经薄史的环境下，这无疑是一重大创举。但是这种说法究竟能否成立？在它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思想动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章学诚看来，“六经皆史”最根本“点就在于它们是三代帝王的政教典章，也即当时社会的制度典籍。章氏认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①夏商周三代的“政典”都出自专掌文献典制的“史”之手。同时以六经分别来说，则“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     

二程哲学与玄学的内在联系

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哲学史上颇具影响的哲学思想,与二程哲学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密切联系:二程哲学不仅继承了魏晋玄学的本体论思路,其哲学本体“天理”观的提出也受到魏晋玄学名教自然观的影响;二程哲学以“气”论性的思想,以及通过圣人教化“涵养”来培养人格的思路也来源于王充之后的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天人合一”、“诚”和“情”的思想也对二程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他们提出了“圣贤气象”的精神境界作为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     

试论二程“诚”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诚”是二程思想的核心,不仅是他们哲学的最高范畴,还是伦理道德的核心和修身养性的方法。发掘、继承、改造、提升二程“诚”思想,不仅有助于理解二程的思想,而且对于充实和丰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简论老庄哲学“道”的审美意义

道”是老庄哲学及其美学体系的核心概念,对于以后的道家哲学及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哲学意义为基础对“道”进行简要的分析论述,并试图揭示“道”是如何具有审美意义的。“道”首先是一个先验的终极概念。。道”产生了万物,是最高实体,万物皆以“道”为指引。认知主体在常态下无法感知“道”,唯有通过主体的自静自清,才能与“道”融合,进而认知“道”,并在认知过程中产生审美意义。“道”与柏拉图的“理念”相似,皆为最高实体。柏拉图同样认为主体无法认知“理念”,只有通过静观才能认识“理念”,主体才能认识审美的本质。     

理学与释“理”——试论戴震对朱熹学说的继承与扬弃

朱熹之学与戴震之学最大的分歧在于对“理”的哲学阐释上。朱熹将“理”绝对化从而产生“理”的本体哲学，戴震将“理”纳入生活则形成了“理”的伦理哲学。戴震在对善、义、理、道等作阐释时态度谨慎，并无意指责程朱。     

“六经皆史”究原

清代史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开宗明义提出“六经皆史”,在当时学术界普遍厚经薄史的环境下,这无疑是一重大创举。但是这种说法究竟能否成立?在它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思想动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章学诚看来,“六经皆史”最根本一点就在于它们是三代帝王的政教典章,也即当时社会的制度典籍。章氏认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夏商周三代的“政典”都出自专掌文献典制的“史”之手。同时以六经分别来说,则“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太师,“春…     

泰戈尔与老子之“和谐论”哲学美学观的阐释与比较

和谐是泰戈尔与老子哲学美学观的思想基石、终极价值和最高境界。泰戈尔“梵我一如”的宗教哲学思想尊崇至高无上的梵性精神,认为梵与人、梵与万物以及人与万物之间体现了一种梵性的和谐,美是梵性的和谐,美在韵律之中。老子的和谐美论以“道法自然”为理论基础,理悟道的自然美与精神美,以道性精神的“自然无为”来把握、体察“万物齐一”“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和谐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