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转变与建设和谐社会

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结构调整与政府职能转变具有内在联系和互动发展的规律,社会结构变迁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动因,而政府职能转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动力性资源。因此,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模式与途径分析

一、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和应坚持的两　大原则1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最终目标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最终目标 ,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职能体系。这一职能体系应体现精简、统一、效能的要求。结合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目标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就政府职能的内容及转变方向而言 ,由于人民不仅是权力归属主体 ,而且将逐渐扮演起权力行使主体的角色 ,因此政府的主导性职能不再是控制和管制 ,而是转向服务和为服务创设条件 ,社会中的组织和个人也就不再是单纯的被管理对象 ,而成为具有主体资格和独…     

论研究生教育之政府职能的"越位"与"缺位"

转变政府职能、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重要议题。但当前的研究生教育管理中,政府职能的“越位”与“缺位”现象仍然明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要完善政府职能结构,减少越位,弥补缺位,就必须正确把握政府与大学、市场和中介组织等第三部门之间的关系。善治理论对政府角色的审视逻辑,为我们理解研究生教育管理中政府职能的转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治理理论语境下政府与高校关系的"善治"

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公共管理,而高等学校作为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由政府承担起管理者的角色.但政府管理者的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公共管理中政府角色的改变,政府对高校的管理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处于社会大转型期的高校,在政府职能变革中运用治理理论下的"善治"模式,必将对高校与政府关系的变革提供现实依据,为高等教育的自治提供发展机遇,从而实现权力的多中心化以及权力在不同主体间的转移.     

关于构建教育评估中介体系的理性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日臻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中介组织纷至沓来，已显示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国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时空背景下，构建教育中介体系的外部社会条件和内部发展动力，已初步形成。本仅对教育评估中介体系作一定的理性思考，让其从政府、学校的职能中分离出来，回归社会评价体系，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下，开拓中介服务功能。     

管窥服务型政府的三个维度：有限政府、善治、法治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职能变迁的必然结果.这一愿景的追求可以从建立有限政府、追求善治、实现法治三个维度加以审视.有限政府的构建是现代社会的明智选择,要在有限政府的框架内实现善治,法治是不可或缺的制度之维.     

善治视阈下我国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

加快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制保障。善治是一种立足于公民社会,探究治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建构一个什么样组织、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以及如何最大效能地提供最好公共产品和最优公共服务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行政模式。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正是为了实现我国的善治,而我国的善治在当今必须通过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来实现。     

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推进政府改革的重要环节

调整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当前政府改革的重要方面。社会中介组织作为两者的“中介”，一方面可以提高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水平，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增强政府的能力和效能，另一方面可以强化社会的自我管理，使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真正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     

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机构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必然引起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要求政府机构改革和对权力在不同部门进行调整。政府机构的改革和权力的调整只有按照政府职能的要求进行,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民本思想与政府善治的建立

政府善治是政府运用公共权力管理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作为当今我国政治发展的一种目标选择,其实现的基础是公民社会的形成,民本思想的确立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源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适应新形势所提出的执政理念,而且它还强有力地转变了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手段,使善政的实现有了更为坚实的政治基础。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执政党必须担负起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历史重担,只有在公民社会的形成和良好的政府二者都具备的情况下,善治才能最终实现。     

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     

新时期创新社会治理思路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用“治理”冶统领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目标。其现实依据是社会多元化背景下公民社会崛起,社会矛盾凸显的客观形势。创新社会治理是新时期党和政府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基本职责。现阶段,党和政府创新社会治理应围绕“激发社会活力”破题,节点在于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基本思路要求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坚持走中国式治理道路;要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上体现其实质内容;培育公民主体意识,不断发掘创新社会治理的力量源泉。创新社会治理思路要求具有内在的逻辑性遥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政府与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合作治理,这是一种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回归社会,让社会和公民实现自我管理,也即社会自治。政府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机制,创新社会自治方式,实现政府与公民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最终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掠夺”与“对抗”：上海公共租界审判权的变迁

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审判机关是中国所有租界中数量最多,变迁最为复杂的。而这些建立在租界内的审判机关大多与领事裁判权息息相关。无论是租界当局还是中国政府对于设立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审判机关都非常关注,因为这不仅仅是国家独立主权的一种体现,更是在独立法权与治权之上的“掠夺”与“对抗”。从在租界内设立的各国领事法庭,到以工部局为主要对象的领事公堂。从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到上海公共租界特区地方法院,从租界初期清政府在租界内拥有的完全的审判权到一步步被租界洋人所蚕食掠夺．再到中国官民不懈的对抗,一点点收回审判权,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审判权力变化纷繁复杂,租界内中外势力通过对审判权力的争夺,以扩展出各势力当局的行政权在租界中的博弈。     

我国第三社会部门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随着第三社会部门在我国的蓬勃兴起,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具有了各自相对的独立性。执政环境的变化使得以有限理性为逻辑前提的参与—回应型政府已显露雏形。为推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的成熟与完善,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应高度重视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应做到信息公开、自身职权界限明晰,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实现其社会整合功能。     

从权力下移到多元交换：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大学“去行政化”分析

在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中,基于权力角度的分析遭遇到政府下放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理论与实践困境,并忽视了“社会”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作用。事实上,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与扩大应当立足于政府与大学问互利的交换关系,而非对立的权力关系。借鉴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公共领域的交换的思想,构建政府与大学问三类交换关系模型,由此表明我国大学“去行政化”的实质,在于整个高等教育体制由政府单方垄断走向政府、大学、社会共同参与的平等竞争格局的结构性变革。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与自然人等行动者对高等教育管理领域的参与,是政府与大学间权力结构与交换关系变革的重要推动力,政府则是这一变革过程的主导者与竞争格局的管理者。     

公民社会与政府善治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是政府行政理念和模式变革的强大动力，极大地影响着政府行政范式的变革，政府善治便应运而生。     

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论社区参与

我国社区居民的参与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将其置于“社会控制——社会自主”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考察，可清楚显示中国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关系的失衡；由此，也可明确突破社区参与“瓶颈”的方向与路径：通过公民社会的建立与社区建设的双向建构，在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中，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达“善治”。     

浅析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理性路径——基于中美社会转型时期的比较

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治理与中国转型时期的国家治理面临着诸多共性的问题,如在市场经济方面都在探索政府与市场合适的关系;政治方面都面临政治腐败的风险;城市化中的“城市病”突显、社会矛盾尖锐。通过比较鉴别,有选择地借鉴美国转型时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有助于形成中国特色的转型时期国家治理路径,实现市场-国家-社会三维国家治理结构的良性互动。     

道德治理:中国政府治理的结构性趋势及其双重影响

中国当代的道德治理主要不是政治价值层面的选择和历史经验层面的结论,它是化解上下分治的治理结构的"合法性难题"的现实路径,也是为缓释国家与底层社会之间冲突而重建的"互惠原则"的实际体现,从而是一种结构性趋势。与国家治理难题交织在一起,道德治理对政治发展同时具有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