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甘肃循化厅乡约职能探析

清代甘肃循化厅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社会的边缘性、族群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元性,造成其乡约制度具有与内地社会迥异的特色。随着乡约制度的推广以及循化厅的设立,国家的权力逐渐下移至循化厅这一多族群地区,由此形成国家权力、部落权力与宗教权力的三元权力结构。循化厅乡约的职能与具体实践表明,虽然乡约并非官府的正式差役,但已然履行并分担了县级行政在基层社会的部分职责与权力。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的延伸触角,并非只到县一级,而是突破了"国权不下县"的传统。     

留住乡约的一份执照

<正>乡约是宝贵的中华文化遗产。现存于九寨沟档案馆的一份《执照》,是中国乡约制度的历史鉴证,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档案。该《执照》是中华民国3年(1944年)2月"委任松潘直隶厅南坪理番分厅知事李——为右照仰玉瓦桥乡约张正福执照",其内容保存完整,不仅说明了乡约产生过程,而且规定了乡约的职责,履职的要求,为乡约制度发展提供了历史见证。     

国民政府“融保甲于自治”的历史逻辑

国民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不再是中国传统保甲之翻版,而是当中国被卷入国际化的巨潮之后,面对西方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强烈冲击而产生的一种自觉式的反应:即试图将西方基层民主模式之自治与中国传统基层控制模式之保甲融为一炉。然而,国民政府的这种理想却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化为泡影,因为中国四分五裂的政局、凋敝的国民经济、拮据的人才资源和严酷的战争环境,不可能为国民政府这种政治制度改革的尝试提供起码的条件。但国民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深入中国腹地,延展至偏僻闭塞的中国农村,将代表国家权力符号的乡镇公所设立于大大小小的乡镇集市,使得千百年来乡村社会绅权自治的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家权力开始由传统的县一级下移至乡镇村庄,中国基层政治制度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中开始朝着近代化的方向缓慢前行。     

融媒时代新加坡传媒规制探微

在现代与传统融合、多种族文化融合的社会面貌下,传媒在新加坡构建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新加坡践行"发展新闻"制度,即传媒理应成为政府发展国民经济与维护社会稳定的伙伴,享有"节制的权利和约束的自由".近年来,伴随信息与传播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新加坡逐步形成了"轻触式"传媒规制模式,即传媒业在不需要政府直接监管的情况下"自动规制"以有效运行.     

清代循化厅藏事档案的保存、整理与研究

清代甘肃循化厅藏事档案，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史、宗教史、边疆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等方面的信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宗教性、边疆性特征，是十分珍贵的藏事原始文献资料。对之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整理与研究，探讨清朝在循化厅地区的社会治理状况，有助于丰富与发展西北区域史的研究，有助于为新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从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清代州县钱粮交代的文书运作—以钱粮交代册为中心

清代州县钱粮交代体系比起前代更加完备和规范,制度运行达到传统社会的顶峰,其突出的便是钱粮交代册的程式化、规范化、程序化。钱粮交代册基本囊括了一州县所有事务的收支情况,为上级核查本地财政和新官上任开展事务都提供了重要依据。行政权力依靠文书为凭证,而文书又代表着国家的行政力量,清朝依赖“文书治国”,可以说州县钱粮交代的文书运作规范与严密正是国家权力下县的一个重要体现。     

档案二元权力的主体构成及其合作

当前档案领域存在"国家—社会"的二元权力格局,国家权力主体是档案机构,社会权力主体是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力主体发展合作关系有助于推进档案事业向前发展.针对档案二元权力的主体构成,分析发现当前的国家体制、行业规划都利于合作关系的发展、权力主体各自身份优势和已有的合作先例都可以作为双方合作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从健全法律制度、加强公众监督、建设信任情景三个角度提出建议以加固合作关系.     

权力的“微观实践”与话语想象——对某少数民族自治县电视台的考察

在中国电视业结构系统中县级电视台居于"神经末端"。本文以云南省L民族自治县电视台为个案,通过"故事系列"的呈现与解读,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电视在实际运作中成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介等诸多权力实现和强化的博弈场,并成为社会权力系统的连结点和转换点。在此背景下,文章认为对基层电视台不能仅从一般意义和功能层面理解,更要看到其作为国家权力抵达的一种方式,还是地方社会权力实现和博弈的场所。基于此,文章提出县级电视台可以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并成为地方社会文化的一种象征符号。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冒赈案”

清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甘肃查获了一起地方官员以赈灾济民的名义上下勾结，折收监粮,肆意侵贪的大案,时称“甘肃冒赈案”。此案牵连布政使及以下各道、州、府、县官员１１３人,追缴赃银２８１万余两,震动全国,连乾隆皇帝也惊呼,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这桩重大的冒赈案,发生于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年）,从发生起隐匿了７年,是循化厅撒拉族人苏四十三反清起义引发了这桩大案的败露。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属甘肃河州管辖的循化厅（今青海省循化县）撒拉族人苏四十三,因不满清朝政府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率众起义,杀死领兵…     

自成体系的社会权力研究——读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

传统的制约国家权力的方式,即＂人民主权＂,＂权力分立、互相制衡＂和＂用权利制约权力＂,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要增加对国家权力的制约,用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是一个可行的有效的方法。口有助于保障人权、促进民主、推动社会进步和提高社会福利的社会权力,才是我们要极力发展的正当的社会权力,而这种社会权力的形成与发展,其基础在公民社会。     

唐代德政类碑刻:民间社会与王朝国家互动的鲜活证明

唐代德政类碑刻牵动各方,从民间社会到王朝国家,各个阶层都关涉其中。利用德政类碑刻,民间社会与地方官相互配合,作出符合国家政治风向的迅捷行动。“吏民”作为“配角”,常见于德政类碑刻史料中,关于他们的描述和赞誉并非是无意义的虚辞,而是具有迎合并利用相关国家制度的意义。德政类碑刻史料中保留这样一些痕迹：唐代民间社会主动利用舆论参与政治评价,主动利用国家制度权力表达诉求。虽吉光片羽,但弥足珍贵。     

客家传统谚语楹联中的廉洁文化管窥

客家传统谚语楹联中包含了很多廉洁元素,体现了客家人以俭养德、重义轻利的财富观和以民为本的思想。节俭是客家人最为突出的品格,这是一种内向型的克己复礼,通过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来约束人的贪欲。客家族群长年迁徙,因此更加看重团结,以亲与义为精神纽带将族群凝结在一些,反对因利害义。客家廉洁文化中蕴含了朴素的民本思想,这一思想既约束了专制权力,又符合群众对从政者的要求,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国家稳定。     

刊中刊·绿野

去年,南京、徐州、苏州市编制委员会和广播电视局,根据省编委、省广播电视厅联合下达的苏编(1990)178号通知精神,结合本市的情况,相继推出贯彻措施:这些市将乡(镇)广播电视站名称统一为“××县(市、区)××乡(镇)广播电视站”。乡(镇)广播电视站系全民事业单位(相当股级),实行县(市、区)广播电视局与乡(镇)政府双重领导,以乡(镇)政府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业务上受县(市、区)广播电视局的指导。乡(镇)广播电视站的主要     

人大立法新闻报道之浅谈

谈人大新闻报道之前,应先弄清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要职权通常又被概括为"四权":即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人事选举任免权。弄清了人大制度及其主要工作,那么我们再来谈谈     

基于社交媒体的微观政治传播中新型性别权力探究

基于传播技术发展的社交媒体的迅猛崛起和普及,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整体品貌。社交媒体衬映着传播技术的大众化与民主化,它激活了长期以来被边缘被落寞的微观政治生活,形成了微观政治传播的独特景观。新型性别权力在基于社交媒体的微观政治传播中的崛起,格外引人注目。性别权力是考察微观政治权力的重要场域,其中,宏大的、否定性的传统性别权力逐渐收缩,表现为公私领域的性别融合、资本运作的性别包容和媒体营销的性别反击。微观的、建构性的新型性别权力逐渐崛起,表现为超越身体的性别规训、多维扩散的性别凝视和日常生活的性别渗透。这种权力结构的转化不是断裂的,而是宏观与微观的差异化共生。新型性别权力从特定的角度,反衬着一个现代国家的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对新型性别权力问题客观观察、理性分析和前瞻引导,对于宏大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新书推荐

《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作者:[美]狄百瑞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定价:45元以"社学"和"乡约"为例,探讨儒家在加强社群生活、建设齐心协力的信约制度方面,做出的各种努力。     

宋代酒类买扑制度的演变逻辑

酒类酤榷为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收益,宋代则继承发展了私人承包经营酒坊的买扑制度。宋代酒类买扑制度历经"募民买扑"、"酬奖衙前"和"实封投状法"等阶段,虽差别甚大,但离不开国家权力对于酒业产权的控制。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可以更好地了解酒类买扑制度的演变逻辑。在监管成本大、产权分散等情况下,国家多倾向于扩大买扑经营,来实现社会总产出最大化;而当酒利骤升,在不改变经营结构的前提下,国家通过制度创新提高酒利课额,来达到国家财政收入最大化。归根结底,酒品经营模式的演变主要受制于国家对其目标的追逐。     

数据主权视野下平台治理的动力逻辑、模式选择与重构路径

随着互联网技术深入变革与数据资源重要性急速提升,网络平台迅猛发展,提升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便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引致了多种政治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数据赋能的权力结构变迁中,市场权力向占有大量数据资源的平台流动,平台权力兴起。平台权力挑战了国家数据主权的身份与权威,对网络空间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产生深刻影响。现行的政府外部强制性监管、平台内部审视性自治和官民合作协同性治理的平台治理模式在主体与工具方面均存在缺陷,难以回应数据主权视野下的治理诉求,亟需注入新的平台治理精神,以应对权力转移带来的网络空间治理结构变化。应当以数据主权为原则嵌入国家安全与主权权威的治理理念,以主权权能让渡为工具增强平台开展合法性自治的能力,同时培养以社会责任为引导的平台行为,兼顾政府监管与平台自我规制,搭建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法律制度与以平台权力为中心的平台规则的良性互动框架,追求主权安全、权责平衡、充满活力、制度正义的平台善治模式。表1。参考文献50。     

多元族群文化的科普教育问题

在多元族群的台湾地区,科普教育应提供更多不同族群文化的生活经验分享。然而,过去台湾地区科普教育长期由主流社会主导,几乎看不到少数族群的自然知识价值的呈现。本文从科普的文化本质,探讨科普、族群文化与科普学习的关系,强调科普知识与族群文化的传统自然知识的世界观差异,对不同族群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在科普学习上的冲击,讨论在此冲击下,科普教育在多元社会中所引发的科普教育问题与争议。     

当代广播"族群"传播理念的应用

信息社会媒介传播体现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结合,具有小众传播的特征.这种小众传播以"族群"传播理念为核心,"族群"更强调传受主体之间所建立起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解释当代传播行为的一个核心因素.当代"族群(group)"①传播理念,既指实体意义上分化的小众和小众化媒介所应用的媒介理念,也指目前在传统大众媒介领域中,在节目内容选择、编排方式等方面可以推行实践的"族群(group)式"传播理念,两者一显一隐.目前广播领域中的"族群(group)"传播理念应用,一方面体现在类型化电台中,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其他综合电台中,强调节目呈现出一种小范围的私人交往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