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生命成长的声音——试论《启蒙时代》中父子两代人的成长

王安忆的新作《启蒙时代》是其近十年来创作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一向关注生命成长的作家在这部新作中既探索了以南昌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在＂后革命时代＂的迷茫、寻找与成长的艰难历程,也探索了父亲一代由启蒙大众到自我启蒙的内在成长。小说既是对现代文学中启蒙叙事的续接,又是超越。     

作家如何“读史”——刍议新时期作家对“文革”历史的文学叙述

“文革”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面对的最近也最压抑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不同作家的叙述与书写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形态。论文考察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作家,面对文革这段历史时,这些读史者是如何去“读”和“叙”,对文革的历史叙述存在哪些历史误区与困境,如何建立关于文革的历史叙述的有效而丰富的生态。     

青春·革命·上海——读王安忆新作《启蒙时代》

王安忆的小说《启蒙时代》以酣畅绵密的笔触,叙述了文革期间上海一群中学生的生活状态和青春困惑,揭示了他们的青春与文革的内在契合,展现了这一特殊年代上海市民文化的余韵。这部小说仍延续着她在《长恨歌》中所推崇的"日常生活"叙事,并探索着对文革的民间化表达。     

成长的痛苦与蜕变——论王安忆《启蒙时代》中的成长主题

王安忆在长篇小说《启蒙时代》中,以“文革”为时代背景,刻画出了特定年代中一群青年男女的成长经历.在“文革”这个特定的时代,个体的命运早已被时代所决定,不得不面对事业、爱情和死亡等成长主题,同时还必须承担个体认同的重担,这时的个体认同成为一个主动选择和创造的过程.     

《启蒙时代》：“文革”背景下的青春叙事

《启蒙时代》以红卫兵运动与上山下乡运动之间的上海为背景,讲述在政治风暴的漩涡中一群出身各异、身处边缘的城市少年身体与心灵的成长故事,他们在失去秩序的文革时期竭力追寻青春、理想、成长的意义。特殊时代所孕育出的革命激情和小资情调,促成了一群青年男女的求索与徘徊、苦闷与迷惘交错的青春。     

《启蒙时代》：成长叙事与“革命”意义的消解

王安忆的近作《启蒙时代》是当代长篇小说“文革叙事”的一个独特范本。它以“成长叙事”切入对“文革”历史的想像与重构,通过书写“文革”背景下一代少年成长中的身体启蒙、生活启蒙和思想启蒙,进而对“革命”的异化、非理性作出了诗意的反思,张扬了一种回归理性与真实生活的人生态度。     

《都柏林人》中的空谷回声——论乔伊斯的作者隐退策略

《都柏林人》这部短篇小说集自问世以来大多被评论者划入现实主义一类,但作品中使用的叙事策略：第一及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的大量使用,不同视角间的频繁转换,以及对于叙述声音的控制,证明作品中的叙述主体有悖于现实主义小说传统,是一个退居幕后的、现代性的叙述者。     

论王安忆《启蒙时代》的叙事艺术

小说的叙事艺术包括宏观结构中的脉络和主线,以及微观结构中的插曲、意象和道具等诸多元素。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综合使用了这些叙事元素,小说以主人公南昌的精神成长为主线,以小市民阿明的故事为插曲,以“光”为意象,以“书”为道具,使得全篇结构浑融契合,细致绵密,从而使作品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美学和思想价值。     

文革时代的独特启蒙——从小说《启蒙时代》谈起

小说是在文革的大背景下,安排的一场对于主人公南昌的启蒙运动。时代的独特性决定了这场启蒙的独特性,由陈卓然开启的启蒙之路,让南昌经历了三次成长阶段,从打开了南昌的精神大门到南昌开始独立的思考人生,再到他勇敢地追寻“光和真理”的真谛,这三个阶段成就了一个完整的真实的有血有肉有疼痛感懂得痛苦的南昌。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将她熟稔的市民文化贯穿其中,并支撑起南昌最后的成长蜕变,完成了他的成长历程。     

从“生存论分析”探讨余华的《活着》

余华是中国当代先锋派作家的骨干,他的创作可以说与先锋文学的发展同步。他的作品始终呈现出“偏离以确立人的主体性为目标的新时期文学主潮,而表现为对人的存在属性的书写。”也就是说,在余华以前,中国作家对人的困境的关注,只停留在人的社会属性（如“伤痕文学”）和人的文化属性（如“寻根文学”）层面上寻找解决的方案。     

一部新时期文学传统研究的力作--《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读后

文学传统研究是个关系文学未来生存与发展大计的要题重镇。《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对于论述对象避免简单化、片面化的处理．对于每一流派都本着发展眼光给予客观公正的全面审视．自始至终贯穿着同中有异、异中见同的辩证眼光。研究方法上既坚持尊重事实，又以我为法．使得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相得益彰。显示了著者的强烈批判精神和人文色彩。     

寓言的缺憾——重读《长恨歌》

《长恨歌》是王安忆作为一位高高在上的审视者对上海这座城市的20世纪40至80年代的历史进行精英式思考的创作,但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某些失当使得作品呈现出过多的想象和虚拟性,主人公王琦瑶的形象缺乏生动鲜活的生命气息,而更像是一个标志性的“象”,一个被赋予了诸多内含的带有隐喻性的一个修辞。如果说王琦瑶的人生代言的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故事,那么这也是一个残缺的、片断的、碎片式的上海。     

历史中的想象与想象中的历史——从《左传》到《世说新语》的人物评论

从先秦到南朝、从《左传》到《世说新语》，人物评论也从历史中的想象到想象中的历史，从急功近利的现实政治功用、到历史叙述的传导统治者意图的伦理道德教化、再到文学叙述的对人本身的审美鉴赏。在这一演进嬗变过程中，现实的政治功用贯穿始终，而宣扬统治者强化统治意图的伦理道德教化紧随其后，成为一种风向标，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而一旦功用性识鉴人才、拔擢俊彦的人物评论沦为形式，随着对自然美的发现和对人格美的爱赏，在清谈和玄言的时尚中，人物评论适时地进入审美层面。     

未完成的启蒙——解读《启蒙时代》

在动态的阅读过程中,文本的空白与未定性召唤着读者。为了意义的探寻,读者进入文本。王安忆的小说《启蒙时代》,将文革时期命名为“启蒙时代”的话语模式引起了读者的阅读阐释。本文从接受反应文论的视角,对《启蒙时代》带来的阏读影响进行意义阐释。     

上海:历史叙事与本土性建构——重读王安忆《纪实与虚构》《长恨歌》

“本土”既是全球化话语霸权的产物,是第三世界作家进入国际文化流通市场的地方性标识,也是置身全球化语境的中国作家突破西方主流文化编码的重要依据.王安忆上海历史叙事以空间化的叙史方式与本土化的民间叙史立场,鲜明地体现着其本土性建构的意图.王安忆“本土上海”建构中的文化认同焦虑,既是作家个体文化心理认同困境的体现,也表征着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作家本土性建构的困境.     

《兄弟》:历史与现实之中的身体景观

2005、2006年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上、下)相继出版以后引起很多的争论和非议。《兄弟》是余华一次远游后自我回溯的生命书写,他重新回到对     

宋代启蒙历史读物中的史学意识——以《史学提要》为中心

宋代以来,供蒙童初学的启蒙读物中以历史知识为内容的书籍大量增加,这些历史类蒙学读物以对史学意识较之前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明确的表现为显著特点。文章试以其中南宋黄继善的《史学提要》一书为例,分别从其书名、目录分类情况以及思想内容三方面加以探讨,以期凸显出宋代启蒙历史读物中所反映出的史学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具有不断走向社会、深入大众的趋势。     

《湖山情》：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

《湖山情》是湖北作协会员李锦林先生继《不负苍天》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小说以文革那个非常时期为背景,深沉细致地描绘身处文革漩涡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际遇,特别刻画了一群以时凤操为代表的可歌可泣的知识分子形象,展现了动荡惨烈的历史图景,剖析反思了这段历史所造成的压抑扭曲的人性,以期通过直观了解那段历史,更加珍惜和热爱现在的生活,更加努力地建设美好的明天。     

论《琵琶记》忠孝矛盾中“忠”的变质和隐退

忠孝矛盾的抒写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琵琶记》中,高明虽高扬“全忠全孝”,而实际上在忠与孝的较量之中．“忠”却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变质与隐退的倾向。变质主要表现为尽忠为表象而功名为内核;隐退主要表现为尽孝成了蔡伯喈尽忠的前提和基础．而当二者矛盾到达顶峰时,蔡伯喈毫不犹豫地舍忠就孝。造成《琵琶记》中“忠”的变质与隐退的原因则主要在于科举制度对“忠”的扭曲、异族统治的社会背景及元代家庭伦理关系松动而造成的重孝轻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