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之美——论汪曾祺的小说

以往对于汪曾祺小说的研究,都是强调其表现生活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特征。这也确实符合作者对其小说的自述。由此出发,评论界多是注意其创作中正面表现上述内容的作品。但实际上。他有许多小说恰恰是从相反的方面着手的,即通过对生活中许多不如人意的残缺现象的描绘,激起读者对人生美好、温馨一面的期待和渴望,这些作品成为作者完整表达其人生观念与审美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余华随笔中的创作哲学自述

余华在其随笔散文中,自觉对文学创作进行积极反思.从创作意识的角度出发,以哲学对意识的分析方法,对自己的创作哲学进行阐述,主要从形式、真实、虚伪三个方面展开,揭示出余华的创作哲学和作品风格的来源.     

余华小说中的受难与体恤对比研究——以余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小说为例

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被发展和变革席卷,在这个完全不同于80年代的时代风气里,具有苦难意识的文学创作继往开来,显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态势。余华的小说创作正是在这一时期由先锋写作向现实出击,他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意义作出了重新的审视和思考,本文将通过对余华90年代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的解读,探究余华90年代的苦难叙事及其意义。     

论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变

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家,他的小说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鲜明的特点,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他个人的创作风格完成了两次重要的转变。首先,是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先锋代表的余华从冷酷、暴力、血腥的“零度情感叙述”转向了温情默默,平淡自然的现实主义风格：到了21世纪,余华开始注重故事情节性,细节铺陈和强度叙述,并用庸俗的语言来反映现实生活,写作风格转向了通俗。     

传统:弃而不离的坚守——谈余华80年代小说创作中理想生活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当余华以他那炫目的形式开始了对埋藏在人心深处的欲望进行挖掘的时候,人们普遍地认为余华已经背离了传统,事实上余华不仅没有背离,而且一直都在坚持,只不过他采用的是另一种方式而已.他在对文本的形式进行先锋试验的同时,也在思想内核方面竭力地呼唤着人性的回归,人伦道德的重建.     

传统的就是现代的——汪曾祺创作论

目前,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正在被突破,传统日益被看成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资源。汪曾祺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三个方面,都表现出浓郁的传统色彩,这些传统因素为现代意识所激活,成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部分。     

论余华长篇小说创作的叙事特征

余华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于文坛的代表作家,早期的文学作品通常以中短篇为主,这些作品通常都描绘一幅冷漠无情的世界,体现着人门对社会、人性的厌恶。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余华的写作开始转向长篇小说,例如《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呐喊》《活着》等著名的长篇作品。基于此,主要研究余华的长篇小说,通过余华早期的写作经历来分析余华思想转变的过程,进而分析余华长篇小说的特点和小说中的叙事技巧,以此来全面地解读余华长篇小说的叙事特征。     

论余华创作母题的转型

余华前期的小说创作致力于追问日常经验掩盖下的＂另一种真实＂：即被日常经验遮蔽下的＂人性之恶＂。他在冷漠的人性纬度追诘中消解了＂人＂的神话。在其后期小说创作中,解释世界的冲动开始包含了对于世界的容忍,对于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其小说透露更多的是对＂活着＂这一生命存在形式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至此,余华小说中曾被抽象化、符号化的＂人＂也重新获得建构。     

民间视域的生存景观——论余华1990年代以来的几部小说

余华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致力于营构社会底层民众生存的宏阔斑斓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悲喜交加、美丑混杂、善恶并存的世界，人的命运充满难以捉摸的变数。厄运与灾祸常不期而至，生活的窘迫和苦难如影随形。对此人物却总能坚韧地坦然忍耐、泰然处之，始终持守好好活着的生存理想。文本中人性光芒的闪耀和充溢于字里行间的脉脉温情，体现出作家对民间深挚的人文关怀，促使人产生关于形而下的生活和形而上的命运与生存、精神与理想的深刻思考。     

论余华的“生存小说”

作家余华以其小说的先锋性品格引起文坛注目。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他的创作由对话语先锋意识的重视向写实传统靠近。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中，直视人类生存的苦难与忍耐，进行着充满人道主义温情的寓言式表达，表现出人类面对生存苦难和命运时灵魂发出的内在声音。     

荒诞中的现实——论余华的《兄弟》及其创作价值

被受争议的《兄弟》是余华首部长篇小说,擅长冷漠叙事和对暴力有特殊爱好的余华一如既往地运用其独特的方式为我们揭露现实的残酷与黑暗。本文结合作者的代表性作品,从小说的主题和叙述手段对《兄弟》进行深入解读,进一步剖析作品的艺术及余华的创作价值。     

汪曾祺的“减法”与“加法”——论汪曾祺小说的结构艺术

“减法”和“加法”是汪曾祺小说结构艺术中两种相辅相成的手法。“减法”即留白手法,其效用在于形成含蓄蕴藉之美。“加法”是在故事主体之外,添加上大量看似与故事主体无关的部分,其功能在于深化主题,拓展境界。     

论汪曾祺小说的创作精神姿态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汪曾祺是一位有着高度民间文化意识的知识分子.在横跨两个时期的创作生涯中,汪曾祺一直坚守为底层大众书写的人生信条,遵循创作中的民间价值立场,以浓厚地方色彩的乡间风光为背景,叙写不同的风俗人情,开掘出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性意蕴,表达对美好的人情和健康的人性的憧憬,同时还揭示了自由自在民间的独特价值与意义.其创作通过对民间生活的审美发掘而架起了新时期文学从社会政治化回到“文学自身”的桥梁.     

“花”落民间——解读汪曾祺小说中“花”的世界

“花”是汪曾祺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意象。他笔下的“花”有两类：一类是自然之花;一类人工之花。在小说中,但凡人物出场,大多有“花”相伴。“花”体现了汪曾祺对普通百姓特有的审美关照,与人物往往有着同构关系,在提供背景、渲染气氛、展示心理、推动情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论汪曾祺创作中的隐逸情怀

独特的个性气质、坎坷的人生经历与多样的文化浸染,共同构建了汪曾祺复杂的思想情感。深厚的古典文化、新潮的自由意志、真淳的生活态度与高雅的超迈精神,一起圆融内化为汪曾祺超越现实而隐逸人间的独特情怀。隐逸情怀无疑是其创作思想中的一个维度,主要表现为崇尚自然的乡土情怀、旷达超然的人生境界、边缘诗化的叙事立场与明净淡远的审美倾向等。     

论汪曾祺创作的"民粹"倾向

在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始终贯穿着对人民的认同与尊敬.汪曾祺赞赏什么,认同什么,喜欢什么,都充分显示了他对人民的敬仰和崇尚,体现了他的"民粹"倾向的创作底色.     

传统与现代的遇合——论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汪曾祺是一位跨越现当代并有着独特风格的作家,思潮的影响又使他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实践兼具了现代意识,“传统”和“现代”的特色。他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但是西方文学本文将就汪曾祺创作观念和创作实践来论述其小说的     

论余华《兄弟》中的“群众”

余华《兄弟》中的群众是一个集体形象,它具有看客的品质;随着时代的变化,展示着群体不同的性格特征;从叙事者角度进行分析,会发现叙事者与群众是一种对话关系。这打开我们解读《兄弟》的另一面。     

余华的“文学记忆”与小说创作

余华所说的“文学记忆”是一种创造性记忆,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体现在小说的时间上以“圆形”方式呈现,并影响着很多小说的结构也呈首尾相连的“圆形”。第二个特点体现在小说中出现较多的“水”意象,即对“水”的不同意象,或从不同层面将其分成异质的部分来描写,或将其与相似或相反性质的事物相联系,便能从中发现某种新鲜的意思或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