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动态外部性与企业创新能力

本文利用我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检验了不同企业规模和集聚(城市)规模条件下,集聚动态外部性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所有企业创新能力都得益于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同时影响程度又取决于企业规模和集聚规模。具体来说,小城市中,马歇尔外部性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大;大城市中,雅各布斯外部性对企业创新能力更显著。就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小型企业显著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性,但大型企业很少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性。小城市中的小型企业的创新能力主要得益于马歇尔外部性,而大城市则主要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性。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区域产业政策和企业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集聚外部性、异质性技术和区域创新效率

区域创新能力是一个地区确立综合竞争力、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以产业集聚为研究视角，首先以2009-2013年30个省（市）的创新活动为研究样本，使用超效率共同边界函数测算了我国各省（市）的创新效率，然后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重点考察了三种集聚外部性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集聚外部性是影响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但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集聚外部性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显现出差异化特征，其中东部地区同时受益于马歇尔外部性、雅各布外部性和波特外部性，但中西部地区仅从马歇尔外部性和波特外部性中获益。（2）以往研究中被忽略的空间外溢效应对于创新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由于各组群在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方面更为相似，所以，组群内部的省（市）呈现出明显的“俱乐部收敛”趋势。     

我国信息产业制造业集聚效应与区域根植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利用2002年以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省际面板数据,通过研究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区域集聚效应,探讨了我国省际水平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的区域根植性。结果发现,在省际水平上,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内部规模经济效应与雅各布斯外部性,直觉上应当在高技术产业中表现较为显著的马歇尔外部性与相关产业集聚效应并不显著,表明从省际水平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还没有形成集群的协作优势,进一步的产业结构研究显示,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受国际产业布局影响大,产业价值链缺乏区域根植性是导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当前集聚效应特征的重要原因。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城市面板VAR分析

以2000-2009年的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从马歇尔、雅各布斯外部性及新经济地理的综合视角,采用基于面板VAR模型的动态计量经济方法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且存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生产性服务业多样性而非专业化集聚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由于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规模偏小,其对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尚不显著.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多样性发展,避免同一部门的过度集聚,扩大重点生产性服务部门的运营规模可能是较为理想的政策安排.     

产业集聚与雾霾污染的门槛效应研究——以73个PM2.5重点监测城市为例

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产业集聚外部性出发结合产业发展周期理论,借助2008-2015年73个PM2.5重点监测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双重门槛效应,当产业集聚水平位于第一、第三区间时,产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外部性;当产业集聚水平位于第二门槛区间时,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表现为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2)环境规制力度与雾霾污染显著负相关。进而提出注重产业集聚动态演进变化,动态调整产业集聚水平;制定严苛环境规制政策,引导产业绿色转型的政策建议。     

中小企业空间集聚的负外部性分析

集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其巨大的正外部性是众多中小企业集中的重要原因,但随着集聚度的提高,也会产生负外部性,这些负外部性可能导致产业集群发展缓慢,甚至衰退和消亡。因此,通过对浙江中小企业集聚现状的分析,说明集聚的负外部性的具体表现和产生原因,并从政府和行业角度提出负外部性的治理措施。     

基于增长框架的研发补贴与环境税组合研究

文章建立了一个包含环境外部性和减排研发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动态模型求解和数值模拟分析,研究了减排研发补贴政策、环境税收政策对环境、经济增长率及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政府可选择的最优政策工具组合。结论表明:当经济体中存在双重外部性时,组合政策情形下的研发水平、环境、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高于单一政策;随着研发补贴率增大,经济增长率、社会福利水平不断增大,污染排放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污染税政策的经济和环境效果优于能源税政策;政府通过征收污染税对企业的减排研发活动进行适当补贴能够取得环境、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三赢"。     

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的内在联系

论文以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为切入点,利用中国1999-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水平、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的关联效应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进一步将样本分为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检验了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而技术创新在决定"拐点"的位置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均位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即产业集聚水平尚未跨越门槛值而发挥环境正外部性,其中沿海省份比内陆省份位于左侧曲线的更高位置,意味着较高的集聚水平对应了更强的环境污染,但沿海省份技术创新的减排效应小于内陆省份,表明沿海省份的集聚正外部性正在减弱,其集聚发展已进入瓶颈期。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外部性如何影响区域创新？—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集聚外部性的角度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采用长三角地区2003-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地区异质性视角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三种外部性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总体而言，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发展主要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Porte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且Jacobs外部性的创新带动作用明显强于Porter外部性。邻近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Mar外部性、Porte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均能推动本地创新能力发展。不同类型的集聚外部性在不同地区间存在“选择效应”。受地区差异因素影响，三种外部性的作用方向有所差异。这表明，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可以并存，结合地区特征的差异化、层次性的区域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多维外部性视角下创意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关系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构建了创意产业集聚、外部性(技术外部性、金融外部性、文化外部性)与区域创新的作用机理,检验了长三角创意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关系,并考察外部性调节效应的产业差异.研究发现:(1)创意产业集聚显著地正向影响区域创新,金融外部性空间溢出效应显著;(2)创意产业集聚水平相同条件下,外部性越强,创意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水平提升强度越大;(3)创意产业集聚促进区域创新存在产业差异,其中科学研究类创意产业最为明显;(4)外部性对创意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因创意产业具体的类别而有所差异.研究关于充分利用外部性,引导城市创意产业集聚,推动区域创新具有参考价值.     

浅析武汉城市圈中聚集经济的外部性问题

城市圈以其强大的聚集力加速了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聚集经济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外部性,如何消除负的外部性并增强正外部性是城市圈健康迅速发展的关键。武汉城市圈在我国中部崛起战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深入分析其正负外部性产生原因,并得出如何将武汉城市圈聚集经济负外部性内化的办法。     

产业聚集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用中国2003-2012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聚集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空间自相关性检验表明,中国城市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和局部空间集聚效应。空间计量回归结果显示,产业聚集显著加剧了环境污染,表明当前中国产业聚集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大于环境正外部性;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最后,提出聚集区改善环境污染的政策建议。     

网络外部性条件下的连锁企业渐进式信息化

分析了外部性条件下连锁企业渐进式信息化阶段划分策略。建立了外部性条件下的承包商选择方程。分析结果表明,连锁企业应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阶段划分策略。解释了连锁企业长期选择同一家信息技术承包商的现象。     

双边市场中移动网络运营商的定价策略分析

通过构建消费者之间具有正的组内外部性的双边市场模型,研究了组内外部性和移动增值服务的价格对垄断运营商的定价方式及利润的影响。研究表明:当组内外部性较强时,运营商更倾向于向增值服务提供商收取较高的接入费,而向消费者收取较低的入网费,运营商总收益越高;当增值服务的价格较高且组间外部性强度较低时,增值服务提供商的接入费越低,消费者的入网费则越高,运营商的总收益也较低。     

用户质量对平台定价策略的影响研究

针对平台屡屡出现的用户质量问题,引入不同质量水平用户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度量,建立平台面向异质用户的定价模型,探讨异质用户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对平台定价策略的影响,并分析平台应对用户质量水平变化的定价策略.研究表明:平台对一方用户的定价水平与本方不同质量用户所产生的交叉网络外部性负相关,而与另一方不同质量用户所产生的交叉网络外部性正相关,且相关性的强弱取决于高质量用户的占比;另外,若任一方高质量用户占比降低,平台应提高对该方的定价水平同时降低对另一方的定价水平,反之则反;提价与降价的幅度取决于质量水平变化一方与对方平均交叉网络外部性强度的比值.     

Externalities of openness in innovation

Discussion of open innovation has typically stressed the benefits to the individual enterprise from boundary-spanning linkages and improved internal knowledge sharing.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potential for wider benefits from openness in innovation and argue that openness may itself generate positive externalities by enabling improved knowledge diffusion. The potential for these (positive) externalities suggests a divergence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social returns to openness and the potential for a sub-optimal level of openness where this is determined purely by firms’ private returns. Our analysis is based on Irish plant-level panel data from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ver the period 1994–2008. Based on instrumental variables regression model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externalities of openness in innovation are significant and that they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e find that these externality effects are unlikely to work through their effect on the spread of open innovation practices. Instead, they appear to positively influence innovation outputs by either increasing knowledge diffusion or strengthening competition. Our evidenc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externalities from openness in innovation provides a rationale for public policy aimed at promoting open innovation practices among fi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