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工资差异:原因及趋势

本文运用2003-2009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数据,在新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了城市间工资差异的决定因素,估计结果发现:(1)产业集聚效应、人才归类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显著地影响了工资水平,而新经济地理过高估计了产业集聚的作用。(2)动态角度来看,产业集聚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持续增加,这意味着城市间工资差异将加速扩大而不是收敛;但人才归类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的递减可能会弱化这一进程。(3)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工资水平较高;社会管理人员比重较高的城市,工资水平较低。(4)港台企业对工资水平的影响逐渐变小,而外资企业的影响逐渐增加;此外金融发展、基础设施和人均资本与工资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专业化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数据分析了初始专业化水平与城市间经济收敛的关系以及专业化水平的动态演化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初始专业化水平的差异是造成城市间经济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因素,专业化水平的动态演化也显著影响了城市的经济增长过程。对于各级政府来说,通过影响区域专业化模式来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是一条可以实现却又充满风险的路径。     

中国城市创新基础设施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29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29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1995至2018年数据,以2010年为阶段分界点划分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演化阶段,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三方面,采用2010、2018年数据分析创新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构建线性回归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解析影响其分布的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在1995至2010年为初步发展阶段,2010年之后为快速增长阶段;(2)创新基础设施空间分布不均匀,符合胡焕庸线的分布规律,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是东部核心区,其中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空间分布整体呈"H"型,科教基础设施从北京为单核心演变到北京、上海双核突出,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形成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的双核心共生结构;(3)创新基础设施空间分布具有一定集聚现象但集聚度较低,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及个别省份的发达城市;(4)总体上,财政政策和创新企业对创新基础设施影响最大,其次是创新人才和金融发展水平.由此提出未来中国城市创新基础设施发展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政策支持、创新资金投入和扩大对外创新开放程度,营造活跃的创新环境以及完善创新机制等对策建议.     

密度、距离、分割与城市劳动生产率——基于中国2004-2009年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吸收了马歇尔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新的经济地理分析框架——3D分析框架,即密度、距离、分割。为了在中国城市层面上验证3D分析框架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差异的解释力,本文利用中国2004-2009年城市面板数据,选取经济密度、与省会城市距离、与沿海城市距离、国内市场分割度四个指标,控制住人均资本量和人力资本等变量,建立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在模型估计过程中,我们考虑到密度变量潜在的内生性和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通过IV和GMM估计方法消除内生性问题,从而得到比较可靠的回归结果。本文发现经济密度对我国城市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影响显著为正,与沿海距离和与省会距离的影响显著为负,基本符合预期,但是国内市场分割度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影响东、中、西部劳动生产率差异的经济地理特征不尽相同。     

市场潜力与地区工资差异:来自中国地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使用我国176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地区工资与市场潜力之间的联系。检验结果证实地区工资与市场潜力是正相关的。地区工资对市场潜力的弹性系数在0.75-0.77之间。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自然地理条件对地区工资亦有影响。同时发现临近高市场潜力的地区,工资水平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提高,但这种影响在地理范围上比较有限。     

中国城市创新基础设施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9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创新基础设施是推进国家和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本文以全国29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根据1995-2018年数据划分创新基础设施的演化阶段,选取2010年和2018年数据,运用Arcgis和GeoDa分析创新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构建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创新基础设施分布的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创新基础设施按发展情况可分为1995-2010年的初步发展阶段和2010年之后的快速发展阶段。②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空间分布存在路径依赖,整体呈H型分布,科教基础设施从北京为单核心演变到“北京-上海”双核突出,武汉、南京等城市为次核心的空间格局,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形成“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的双核心共生结构。③创新基础设施空间分布具有一定集聚现象,但集聚度较低,符合胡焕庸线的分布规律,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及个别省份的发达城市,东部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较强。④总体上,财政政策和创新企业对创新基础设施影响最大,其次是创新人才和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对创新基础设施的影响取决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成果加深了理论上的认识,对未来如何布局创新基础设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集聚外部性、基础设施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大中城市辐射效应,在测算大中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采用调节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外部性和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专业化集聚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U形的非线性关系,多样化集聚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正向线性关系;基础设施会强化专业化集聚的U形影响和多样化集聚的正向影响;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以基础设施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影响趋势随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呈现负向作用逐渐减弱以及由负转正和正向作用逐渐增强的效果,且分别进行区域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不同区域和城市规模之间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政府在积极释放和扩大集聚外部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需要综合考虑城市产业发展优势和定位以及资源承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充分发挥集聚外部性和基础设施的关联效应,助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场化、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效应——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在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市场化因素,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为正,但其经济增长效应受到市场化环境的影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在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的产出效应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市场化分类因素中“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素市场的发展程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人力资本产出效应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则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显著正效应.而且,市场化的人力资本产出效应及其直接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     

人口流动与城市创新能力——来自中国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证据

以2006-2018年中国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研究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人口流动的增加显著推动了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看,人口流动可以通过提高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两条路径影响城市创新能力.从异质性结果看,人口流动对城市创...     

经济集聚、空间结构与城市创新——基于23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校正后的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从城市维度实证考察经济集聚、空间结构与技术创新能力的链式反应关系。结论显示:经济集聚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呈正U型关系,但总体来看经济集聚的边际创新效应递增;城市的单中心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最优空间结构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值约为0.423;经济集聚与空间结构的交互效应为负,抑制创新的"拥挤效应"会出现在集聚程度高的单中心结构城市,但集聚度较低的多中心城市也不利于创新。由此得到政策含义十分明显:考虑到经济集聚度越高越有利于技术创新,不宜过分强调"城市病"而控制大城市规模;注重城市经济集聚度与空间结构的合理匹配,引导中小城市走紧凑式空间发展道路,适度推动大城市的郊区化发展。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地级市的证据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探究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主要推动绿色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要素配置扭曲缓解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数字经济是资源型城市打破“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但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会导致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存在“数字鸿沟”。从时间效应来看,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等数字经济细分维度的发展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持久动力。最后,基于DID模型评估政策效应表明,数字化经济政策也有利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交通基础设施、时空依赖与区域经济增长

利用1997~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时空关系。研究表明:公路密度、铁路密度和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空间关联模式下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而交通部门资本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时间和空间依赖的特征,交通基础设施及空间溢出效应在三种空间关联模式下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中国非正规经济——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与既有的文献不同,本文从市场因素角度估计了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对中国非正规经济的影响。在企业科技水平选择模型基础上,运用两阶段GMM估计方法对中国的非正规经济进行了实证研究后发现,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对非正规经济规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市场化和企业民营化的过程能够放大这种作用。要有效降低中国非正规经济规模,当前的信贷市场结构必须改变以消除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歧视"。同时,国有企业应该逐步退出某些竞争性的领域。     

城市基础设施、人才集聚与创新

在理论分析城市基础设施对创新作用机理的基础上,运用2008～2018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城市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测算综合指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基础设施、人才集聚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城市基础设施不仅直接正向影响创新,而且通过人才集聚间接影响创新,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2.2%,且东、中、西部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性。各类样本城市基础设施对创新的门限效应各不相同,随着城市基础设施优化升级,全样本和东、中部基础设施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呈先上升后下降规律,西部具有边际效益递增规律。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以我国2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以建设用地占该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土地开发强度的表征指标,运用泰尔指数和经济计量模型,探讨了1997年-2009年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城市间土地开发强度总体差异明显,且东、中、西部区域内部开发强度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较大;城市间土地开发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形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北京-保定-石家庄-邢台-郑州-洛阳为中心的高强度区域,西部地区开发强度相对较低;省会城市的土地开发强度普遍较高,且同一省域内不同城市之间土地开发强度差异也较大;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差异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增大.经济增长、城市化、产业结构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土地规划政策的影响尚没有体现,且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今后,应采取差别化的管控策略,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严格执行土地规划政策,合理推动城市化和城市产业布局,才能使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保持在合理水平.     

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的Kuznets曲线验证——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利用1999年～200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耕地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在经济增长初期,耕地非农化水平随经济增长逐渐增大,但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的程度,耕地非农化水平随经济增长会逐渐减小,即随经济增长耕地非农化水平呈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变化趋势。土地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国家政策对耕地非农化亦有影响,研究表明：①耕地非农化在人均GDP达到31468元（1999年不变价）时出现拐点,若经济以目前速度持续增长,预计2018年前后,“吃饭”与“建设”之间的矛盾将得到缓解;②借鉴环保观念和措施,建议加强耕地保护宣传,完善土管制度,建立三级目标体系,加大执法力度。     

产业能耗与经济增长——来自安徽的证据

研究各产业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以安徽省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建筑业为主要产业能源消耗指标,借助单位根检验法构建产业能源消耗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线性模型,验证二者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城乡收入差距、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再研究——以重庆为例

从经济主体行为出发,讨论了城乡收入差距与要素流动的内在关系,结合新经济地理学分析范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最后,以重庆为例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和STR模型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口城镇化存在倒"U"关系,要素流动和政府参与度对缩小差距存在时滞性和时变性,城乡差距正向影响经济增长,但作用逐步放缓,且具有非线性转换特征。基于此,应加强区域化分工,促进要素合理流动;继续深化户籍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调整财政支出和农地流转政策,激活农村要素市场,保障农村经济长效增长。     

我国区域创新差异的形成机制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实证分析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通过确立创新空间报酬递增理念,对我国区域创新差异的形成机制做了重新审视。我国省级空间尺度的实证结果表明:投入、需求、政策等传统区域差异变量未能完整解释导致我国区域创新差异产生的全部原因;新经济地理因素中的创新互动溢出、空间报酬递增及要素跨区域流动对我国区域创新差异的形成也具综合影响。     

智慧城市与区县经济不平等——来自卫星反演的经验证据

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智慧城市建设能否缩小区县经济不平等?本文采用卫星反演的人均灯光强度数据计算中国2851个区县21年基尼系数,以中国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检验智慧城市建设对区县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能够缩小区县经济不平等,结果经过检验后依然稳健;(2)异质性分析显示,城市规模小、经济发展好的区县,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缩小经济不平等;(3)机制分析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技术效应通过提高区域创新水平来缩小区县经济不平等,配置效应通过均衡配置资本要素和边缘配置土地要素来缩小区县经济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