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我国自由心证制度之必要性分析

自由心证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证据制度的核心，是事实认定的原则性规定，它是对法定证据制度的扬弃，是与发达商品经济社会相适应的。建立我国的自由心证制度，符合我国宪法法律对审判独立的原则性规定，有利于提升裁判的品质，促进法官的独立，提高法官的素质，树立司法权威。     

论承认自由心证

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依据一定的状态而制定。刑事诉讼法也不能例外。刑事诉讼中,证明是核心问题,证明中法官的地位和如何把握认定结果,又是核心的核心,这是建立刑事诉讼法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刑事司法的效果一直不能令社会十分满意。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一直以实事求是为口号反对实行自由心证,忽略了自由心证的客观存在和刑事司法需要明确自由心证。笔者认为,实事求是是我国刑事司法的目标而非基础,我国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也是一种自由心证;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审判必须依赖审判人员的理性、良心紧密相关。下面笔者就这几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一点肤浅看法,错误之处敬乞方家指正。 一、自由心证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状态,我国的现行证据制度也是一种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一词在自由心证批判中是作为一种制度来理解的。比如赞成和不赞成自由心证的人都有主张我国不应采取自由心证的,就是从制度的角度在考虑问题。在大陆法上,自由心证一词首先意味着一种实定的法制度,在日本,自由心证也是一种实定的法制度,这都没有问题。但是,自由心证并非仅仅是一种实定的法制度,也是一种状态。有学者指出:自由心证一词有两种用法,首先是“用来把握、指称抽象的诉讼制度中证据评价方式所具有的某种或某一     

原心论罪与自由心证

原心论罪是我国古代司法者作为审判案件的一项制度.它强调司法者以自己的认识,根据犯罪者的犯罪动机来定罪,这就给予了司法者很大的主观能动性.近代西方所产生的自由心证制度,它要求法官对于各种证据的证明力享有依据自己的内心确信进行自由判断的权力,同样也使法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关于原心论罪与自由心证的比较研究对于指导我国现在的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2000年下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证据法学试题

第一部分 选择题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30小题，每小题1分，共3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正确选项前的字母填在题后的括号内。1．西方弹劾式诉讼证据制度的特点是  A．以刑讯的方法获得证据 B．法官按照法律规定判断证据的证明力 C．法官负责收集判断证据 D．一切证据都由当事人收集、提供，证明责任由 原告承担2．下列有关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说法中，不正确是  A．以法官的理性和良心、内心确信为核心内容 B．1808年《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标志自由心证 证据制度正式确立 C．法官的…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评价规则

法制史上共出现过三种证据评价规则：神意证据评价规则、法定证据评价规则、自由心证评价原则。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评价规则在形式上仍然属于自由心证体系,但是,与典型的、国际通行的自由心证原则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表现在强调直接证据的作用,重视证据的数量、要求达到证据充分的程度,证明标准的要求较高。这与我国历来的认识论立场、法官素质、书面证据的使用、审判分离的司法实际状况有关。我国在完善证据评价规则时应谨慎地借鉴典型的自由心证原则,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其弊端。     

李庄案的证据学拷问

李庄案凸显出的证据学问题值得拷问。本案中证人不出庭接受质证难以形成以证人证言为核心的证据锁链;而品格证据的不规范运用,不但不利于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还徒增了司法的不严肃性;司法主体对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不恰当理解,以"武断"式的刑事证明标准表现出来。构建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与品格证据规则,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赋予辩方制约法官自由心证的权利,方能有望贯彻落实刑事证明标准与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以期真正实现刑事审判解决纠纷的功能,树立刑事司法权威。     

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制度的客观化规制

自由心证制度作为一种事实认定的原则,在现代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得到确立并被运用在民事诉讼审判实践中。所谓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判断,这种判断必须受到一定的客观化规制。     

主观性:证据属性在诉讼程序中的动态展开

证据的“三属性说”未能很好地说明证据在程序中作用的过程,只是孤立的反映了证据的特征。证据因为经过法官的判断取舍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自由心证制度是证据主观性的体现;应当重视对证据的主观判断的过程,建立符合诉讼程序要求的证据规则。     

试论我国法官庭前活动的改革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审判程序的基本结构可分为法官庭前活动和法庭审判两个阶段。由于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及司法实践中的习惯做法，使得我国法官庭前活动打破了近现代刑事审判程序结构。章旨在通过对我国法官庭前活动现状的阐述，剖析其弊端及成因，并提出改革我国法官庭前活动的几点对策。     

论经验法则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民事审判中的实证研究

经验法则是从经验中抽象、归纳出来的有关事物的一般知识或法则。包括从一般的生活常识到关于一定职业技术或科学专业上的法则。它是现代自由心证制度中证据评价的根据，在司法审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发挥着证据内容信用性的判断、事实推定等重要作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违背经验法则的相关同题未作规定，应在修订时予以解决。     

法官庭外调查权的理论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公诉案件审判过程中,法官对控辩双方所提出的证据出现疑问,要休庭进行调查核实.此"调查权"是法官的"自向证明",是审判职权的积极运用.目前来看,法官该权力的行使有一定的必要性,是我国当前刑事诉讼模式的要求,实体公正的体现;但同时也要在调查目的、条件、时间、方式、手段等方面做严格限制,法官要明确此调查仅为裁判职权的例外,是在用尽庭上调查证据的一切手段后采取的措施.     

我国刑事审判中的证据运用问题研究

刑事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灵魂，而刑事审判中的证据运用又是其中最重要组成部分。从证据运用规则到证据运用标准，从用什么样的证据到如何使用，我国尚无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本文试从理论上展开分析，较系统地分析我国刑事审判中证据运用问题。     

司法与不信任——以神明裁判的消失为视角

在中国古代西周刑事诉讼中,盟誓不再作为诉讼证据,诉讼制度中的神明裁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神明裁判的消失源于中国古人对于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来判断案件事实真相的肯定和信服,并将这种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发现真相的能力赋予了当权的官吏。与中国诉讼制度相比,欧陆诸国神明裁判消失至少晚了将近两千年,之后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证据制度,建立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中、欧诉讼制度在神明裁判消失后的发展中之所以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所体现的理念就是对于法官的信任与否。     

试论我国法官庭前活动的改革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审判程序的基本结构可分为法官庭前活动和法庭审判两个阶段。由于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及司法实践中的习惯做法,使得我国法官庭前活动打破了近现代刑事审判程序结构。文章旨在通过对我国法官庭前活动现状的阐述,剖析其弊端及成因,并提出改革我国法官庭前活动的几点对策。     

自由心证中国化之路

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长时间以来被认为是法官可以随心所欲断案的工具,缺乏客观标准。而通过理论界的多年研究已经证实:自由心证与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没有必然联系。自由心证作为一种证据裁判制度是有其相对合理、科学的一套逻辑体系的,它完善了证据裁判标准规则。不论是作为一种制度还是作为一种法文化遗产都值得合理借鉴、吸收。     

关于律师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角色定位

文章从律师的价值与性质问题上进行论述,通过分析本国及国外的法律条文,以及律师在现实司法活动中的行为,阐述当代律师的职能与社会地位;最后从具体刑事审判中,律师与法官、检察机关三者的职责与关系,各自所承担的义务与享有的权利,说明律师在我国当代具体刑事审判中所扮演角色。     

刑事证据规则问题研究

刑事证据规则问题，是当前刑事审判改革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证据规则就是如何搜集，核实，运用和判断证据的法律规则。为防止司法权的滥用，保证人权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对证据制度进行研究。     

民法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价值判断属于民法适用的方法之一，对于民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审判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在法教义学上能够填补漏洞，而且通过在个案审判中应用价值判断方法能够解决民法中许多概念及条款文义不清晰或者甚至没有文义的情形，从而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就我国的立法实践而言，价值判断属于漏洞填补。法官在审判实践中对民法规范使用价值判断方法时需要承担说理义务，谨慎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以求作出公正的判决。     

从法官心理看“量刑差异”

“量刑差异”是刑事审判中一个常见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法官的心理因素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实的刑事审判中，案件的社会结构如案件发生的社会情景、诉讼参与人员的各种特点与反应等，无时不在刺激着法官的审判心理，从而导致法官的心理失衡和随之而来的“量刑差异”现象。这严重地破坏了刑事司法的平等性原则。此现象虽然很难避免甚至无法在根本上消除，但却能通过对刑事司法作相应制度和技术上的改革来尽量减少它的发生，从而使刑事审判向着“相同案件做到相同处理”的刑事司法理想目标迈进。     

论司法与行政的界限——以刑事审判为范例

从广义上理解司法与行政,为我们重新审视刑事审判中的司法与行政关系并确定两者界限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刑事审判中确定司法与行政界限要考察下列因素:审判的权威性、程序的正当性、法官意志的独立性、审判中的利益权衡,并从法定和裁量两方面对司法与行政进行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