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上泉:成功与缺失

梁上泉是一位著述甚丰的重庆军旅诗人，５０年代即已在诗坛崭露头角。其诗作成就表现为：引起文坛强烈反响，激发学界研讨热情，获得文学史家认可，同时也被大量工具书所记载。但近年却有文学史对梁诗不予置评。全面考察梁诗，发现有重讴歌轻暴露的缺陷。造成这种情况，缘于诗人文艺观的理解错位。今后重修文学史，应对作家作品“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而不宜回避。     

谈“南玲北梅”中的“梅”

现代文学史上,由于种种历史的、政治的原因,被遗忘的作家不在少数,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拔乱反正,一些被遗忘的作家才渐渐被人们所认识。“南玲北梅”即是如此,“北梅”指的是东北、华北沦陷区的梅娘,梅娘也算得上是一位传奇的人物和才女。她的坎坷不平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传奇故事。梅娘靠自己的创作,奠定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梅娘作品的出版和研究她的资料的出现,使她徐徐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梁上泉：成功与缺失

梁上泉是一位述甚丰的重庆军旅诗人，50年代即已在诗坛崭露头角。 其诗作成就表现为：引起坛强烈反响，激发学界研讨热情，获得学史家认可，同时也被大量工具书所记载。但近年却有学史对梁诗不予置评。全面考察梁诗，发现有重讴歌轻暴露的缺陷。造成这种情况，缘于诗人艺观的理解错位。今后重修学史，应对作家作品“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而不宜回避。     

从《故乡》、《母》等看徐卓呆的戏剧艺术成就

中国文学的研究者长期以来忽视了对“革命文学作家”以外的作家的研究。现在“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话语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为此,我们重新发掘并研究在历史中被遗忘的作家和作品。其中徐卓呆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付出的心血和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笔者认为徐卓呆是成就最高的中国早期剧作家。本文评估了徐卓呆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无名氏小说中的存在主义

成名于1940年代的传奇作家无名氏深受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熏陶,其小说中表现出了对于自我、自由选择和死亡哲学的执着探讨。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位天赋异禀的艺术天才被文学史一度边缘化。从存在主义研究视角进一步挖掘作品包涵的哲学思想,对于全面了解无名氏创作的主旨内涵和艺术价值具有重要作用。     

罗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辩

今年是罗淑诞辰九十周年和逝世五十五周年。当我们在缅怀这位“中国的一个优秀的女儿”,“一个被崇敬的新作家”之时,心底不免升起缕缕不安。1983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曾以“编者按”的形式呼吁:“罗淑(1903-1938)是三十年代一位有影响的四川女青年作家。由于逝世过早,至今很少为人所知;在解放后出版的各种现代文学史中,对她的作品亦较少论及。为了纪念其逝世四十五周年,本刊特选择以下三篇文章发表于此,以期引起大家对这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作家及其作品重新进行研究并给予应有的评价”。此后的十年来,诸多新版的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小说史不再对罗淑置若罔闻,一些有关的专论文章也时有发表。但平心而论,罗淑只是得到了“被遗忘”境遇的改善,至于“重新进行研究并给应有的评价”,怕是相去尚远。     

谈《包身工》“复活”的现实意义

历史的选择总是残酷而又无情的。中国文学史上那么多的作家、作品,有的已渐渐被世人遗忘,而有的却历久弥新。比如,作为影响了我国几代人的报告文学《包身工》,正是以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在经历了数次“进退”之后,再一次入选了高中语文教材。     

挽着传统进入现代:论张爱玲小说中的"人"和她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被遗忘和被发掘的张爱玲；张爱玲小说关注了日常生活中的“人”：在从古典文学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人”到90年代“欲望人”的历史链条上，张爱玲小说表现的是一个有着旧中国印记、同时又带有欲望倾向的“现代人”，她和她的作品因此在文学史上获得了一席之地；张爱玲同鲁迅在历史精神上的连接与分离，显示了文学对“人”的探求在人生另一面上的推进，从而在一个较为深入的层面奠定了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     

突破诗的约束——梁上泉散文诗的美学特征及文体意识考察的意义

一、梁上泉散文诗的美学特征 梁上泉收入《献给母亲的石竹花》散文诗集的88首作品,与40多首未入选作品比较,“突破诗的约束”是相对成功的。未入选作品能让我们了解诗人散文诗文体意识有关散文诗形态最低标准的基本理解;通过入选作品的相互比较,诗人有关散文诗美学特点的领会与把握,亦可寻到蛛丝马迹。 (一)散文诗创作的美感特点——表现“小感触”内中诗意“裸体的美”。郭沫若说:“我相信有裸体的诗,便是不借重于音乐的韵语,而直抒情绪中观念之推移,这便是散文诗,……就譬如一张裸体画的美人,她虽然没有种种装饰的美,但自己的肉体本是美的。”从创作角度说,散文诗的“裸体”美是分两步获取的,第一步寻找美的“裸体”。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影响时的自我坦露,是理论上美的“裸体”之所在,所谓没有诗的外壳的“诗的内核”。梁上泉的散文诗创作实践是选择鲁迅《野草》一样的,日常生活自由、随意散文化的情绪、感觉中,有诗意的(新鲜的、有味、厚实的)“小感触”即梁上泉所说的“零碎的生活     

从丁玲的作品看她创作思想的改变

人的改变,有时是自觉地,有时却是在无意中完成的一种无法逃脱的历史的选择.对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人来说,丁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巨大存在,她的大胆的充满叛逆精神的作品曾经是那个时代最敏感的声音而一度成为“最正统的共产党作家”.1957年,这个曾经被鲁迅称赞为“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丁玲,被毛泽东“钦点”为中国文艺界最大的“右派”,进入80年代又因为言必称马列,被许多人之称为“右派”.丁玲,这个曾被誉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女作家,建国后我们很少再听到真正属于"作家丁玲"的声音.     

读邵伯周主编《简明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自五十年代初创建以来,长期笼罩在由两重光环编织而成的“光圈”之中:一.现代文学史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衍变,或至多只是现代革命史的学术意义上的文学史;二.既然无文学史主体的独特性,那末,用以指导研究的方法则必然是以原则定义上的“论”,去评判既定已成的作家作品.于是乎,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梁上泉音乐文学创用的民间影响

梁上泉走进中国当代诗坛，其根本驱力是建国初的音乐学创作。在50年代由颂歌艺术思潮的推涌而形成的音乐化环境中，梁上泉以新诗成名的同时，也在中国当代音乐学界崭露头角，并不断取得成就，成为有影响的音乐学家。梁上泉长期致力于民间音乐化的积累，广泛涉猎各种民间音乐学模式，汲取艺术营养，并付诸创作实践，艺术天赋得以充分展现，形成了革命的政治意识与民间音乐品位牢固结合的鲜明创作个性。     

历史与作品的双向互动

为细致全面地掌握相关内容，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作品选向来是分别讲授的。然而，一方面，文学史是“心灵的历史”，文学史的学习离不开对具体作品的把握：如刘勰所说，文学创作乃“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作家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只有通过对作品的仔细品味，才体会得出来。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作家又是从同一条河流中走出来的，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他们执著于相同的价值，有着一脉相承的人文情怀，这些则需要体察和把握文学史的共同规律了。所以，从作品出发学习文学史，以历史规律指导作品的欣赏和研读，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学习过程。     

中国的克雷洛夫译介和研究

克雷洛夫寓言是最早被译介过来的俄苏作家的作品。克雷洛夫寓言的阅读和传播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儿童文学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克雷洛夫寓言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存在的价值,并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与克雷洛夫寓言在中国热闹的翻译场面相比较,克雷洛夫早期的戏剧创作是被翻译界遗忘的角落,“克雷洛夫”也没有得到研究界相应的重视。     

评《中国现代文学史》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几位专家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１９１７～１９９７》（以下简称《文学史》）一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 ,《文学史》客观地选评了大量的作家作品 ,特别是一些以前的文学史中见不到的作家作品。这使得《文学史》在作家、作品的选择上给人一种陌生感。恰恰是这种陌生感 ,标示出它与过去一些版本的现当代文学史教材的截然不同。《文学史》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 ,按照文学自身的逻辑追寻其发展的线索 ,在深刻洞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前提下 ,对一些在历史和现实中曾被忽略或者不被重视的作家…     

读不尽的张爱玲——张爱玲散文的艺术魅力

张爱玲是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一位女作家,50年代移居国外。多年来,她的作品在她诞生的土地上被遗忘了,但是在台港海外,张爱玲有很高的知名度,人们将她独特的风格誉为“张爱玲体”,许多读者以自已为“张迷”而自豪。张爱玲的文学成就首推其小说创作,她的长篇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说》、《十八春》、《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使无数“张迷”为之倾倒。同时,作为一个出色的散文家,张爱玲同样是当之无愧的,我们读她的散文集《流言》、《私语》,同样可以感受到作者为我们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     

师生共同作文的尝试

师生共以一题作文,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儿,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学语文老师就已经这样做了:只是“文化大革命”后,这种做法似乎“被遗忘”了.近因学生“老师写一篇文章给我们看,课本中的文章实在高不可攀”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深思.“课本中的文章实在高不可攀”,不无道理.其一是作家的见地深,故其主题就深邃;其二是作家的写作技巧,远非中学生所能及;其三是容量大,篇幅长.而学生要以几百字的篇幅,写出主题深、有文采的好文章来,委实不易.有的虽竭尽全力也     

关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的思考——米尔格兰姆的启示

米尔格兰姆的试验结果之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的启示在于：它提醒我们在面对那些负面的文学史事件时应更多地对“组织环境”,也应对作家同样具有的“服从权威”这一人性特点作出反思。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的讲授对帮助学生认知“组织环境”与文学生存之间的关系、促进对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品格的深刻反思应该说是有相当独特的价值的。     

南北沦陷区的两朵艺苑奇葩——梅娘、张爱玲比较论

上个世纪40年代,女作家张爱玲、梅娘被文学圈和读书界誉为“南玲北梅”。随着张爱玲在美国孤然谢世,在海内外华人圈再次掀起了新一轮的“张爱玲热”。而当年与她齐名的另一位女作家梅娘,却被人彻底地遗忘了,恐怕知道她的只是有数的几个研究者。本文试图从专业和大众领域对梅娘、张爱玲的认可程度、她们的生平创作及价值取向方面解构这样一对在现代文学史上缺席数十年的女作家。     

论阮籍的时间意识

通过对阮籍作品中有关“时间性”感悟诗句的分析,阐释阮籍“时间意识”的历史内涵和深刻性,以及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并指出阮籍的《咏怀诗》突出并深化了生命的“时间性”这一主题,是中国古代诗人中从本体论上建立人生价值观的最重要的探索者和表现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