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湾城隍信仰中的功利主义色彩

清代,台湾信仰城隍的人很多,分布范围也较广,城隍信仰成为当地一种重要的民间信仰．这种信仰的显著特点是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大陆地区城隍信仰的历史十分久远,唐代时各地陆续兴建了不少城隍庙,宋代对城隍的奉把遍及全国,明代时城隍庙信仰经统治者引导和规范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信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台湾城隍信仰的历史并不长。迟至明末,首座城隍庙才在台湾出现。这便是《台湾府志》上所指的“府城隍庙,在府署之右,伪时所建……。”①此处的“他时”系清代官方史家对明郑政权的指称。早期台湾的城隍庙规模较小,信仰人…     

首届闽台城隍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

福建都城隍庙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历来被台湾数十座城隍庙奉为祖庙。为了加强闽台文化交流,挖掘城隍信仰中具有广泛社会教育意义的内容,正确引导闽台两岸民间的城隍信仰,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福建省地方史志研究所和福建都城隍庙管委会于1996年10月17日在福建省都城隍庙     

益都县金岭镇城隍庙考

镇城隍庙的设置并非常例,通过对《金岭镇重修城隍庙碑》的解读和文献资料的考证,可以了解金岭镇城隍庙的修建源于士民的城隍信仰,与商业发达有密切关系,因县丞驻于镇而奉县城隍神为神主,虽然不合礼制,但从中表达了镇人希望将金岭镇置于国家行政序列的意图。     

临朐县东城隍庙考索

在明代以前临朐县只有一座城隍庙,对此城隍庙神,经考证旧说孙平更为合理。此庙在明清两代的发展是以“城隍庙一东城隍庙一孙公祠”的形式进行的。促使其演化的既有明清城隍制度变迁的直接原因,也有临朐县官方对东城隍庙复杂态度的人为原因,而孙平作为偶像神长久以来形成的厚实的信仰基础则是贯穿其演变过程的根本原因。     

乡土文化——民间信仰存在的探究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一种文化,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渊源。民间信仰自古至今,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社会特别是乡村民众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由于人类科学的有限,宇宙的复杂多变,整个世界总是充满许多未知领域,自然界的神秘性为民间信仰的存在提供了沃土。除此之外,中国民间的存在还具有现实的功利性作用。民间信仰更是一种精神文化,民众需要过有信仰的生活,它深刻地反映着中国人的心理,承载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广阔的传承性。本文就对民间信仰的存在做一粗略的探究。     

明清山东城隍庙“异例”考

明清时期，城隍庙作为一种“国家化”神祗的物化标志，其理想状态是与各级官僚机构相对应。与此并存的是众多作为“异例”的城隍庙。认识此类城隍庙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及其形成原因，有助于深化城隍信仰研究。就明清时期的山东而论，镇城隍庙的出现与商品经济发展无必然联系；城隍庙处于城外与礼制无违；对应于同一官僚机构的数座城隍庙并存的情况是官方极力避免的。     

上海的城隍神

上海之有城隍庙是从宋朝开始的。当时庙址在淡井庙,其旧址在今永嘉路12号处,因行祠内有口味淡而略甘的水井得名。其时,上海仅仅是个镇市,所以淡井庙供奉的城隍仅仅是华亭县的城隍。现在的城隍庙是15世纪初年(明代永乐年间)将金山庙改建的。金山庙本来是祀奉金山卫的城隍爷汉朝博陆侯霍光的,所以又名霍光神行祠。庙就建在当时县中心的方浜北岸,今城隍庙后瞿家弄,几经兴替后,改建成现在的城隍庙。(那庙于“文革”期间被毁,唯乘下明代的牌楼和空荡荡的大殿。)因这个缘故,上海的城隍庙的前殿,供的是金山神主     

生命空间再现:云南甲马的视觉文化与图像意识

云南甲马是云南民俗艺术中最具地方特色的类型之一,云南甲马作为民众民俗文化的精神体现,集中反映了云南地区民众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原貌,呈现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精神信仰与祈福的心理诉求。从生命美学的视角出发,运用视觉文化中语义的内涵与外延构成原理,探究云南甲马视觉文化内涵中祈愿避灾的生命意识及其图画表意与文字传情相结合图像意识的生成,进而分析这种民俗艺术构建起的生命空间。     

民俗学视角下城隍信仰的社会功能初探

城隍信仰不仅仅是一种民俗事象,还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崇奉的人文道德精神,在丰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对维系社会群体内部各种关系,鼓励人们抑恶扬善,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功能与作用.但因城隍信仰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社会背景,如同其他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包含一些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与生活的因素,因而必须对其客观认识,科学引导,创新管理,以促进民间信仰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求相适应.     

庙会与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以泰国宋卡城隍庙庙会文化为例

概述宋卡城隍庙源于中国,始建于吴氏王国,是当地华人进行宗教活动和联络情感的重要场所。指出宋卡城隍庙庙会文化是中国文化符号的集中体现,是中国民间多神信仰和兼容并蓄的文化智慧的彰显,而城隍庙庙会仪式和当地华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是庙会能够延续和强化海外华人的中国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     

过去与当下:平和城隍争夺背后的历史人类学分析

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分析明清以来平和九峰地方社会权力格局的变化,认为以平和城隍庙和黄田都城隍殿为中心的两个祭祀圈的出现,是明清以来九峰地域社会权力格局变化在文化上的投射。     

从“祭”到“祀”:仪式音声中文化内涵的固守与演变——以安徽“非遗”繁昌中分徐姓“祀”祖习俗为例

繁昌中分徐姓祀祖仪式音声中蕴含的"多元文化",体现了历史变迁进程中,徐姓族民对祖辈宗族文化制度的传承与发展。今日徐姓祀祖把祭奠革命先烈与祭祀祖先同等对待,对应于祭族礼仪体现的红色文化精神,音乐参与的内容、形式也均与之对应。祭奠新四军先烈,已成为中分徐姓族人民间信仰的统一整体观念,一祀融入两种文化内涵,使民间信仰的主旨,有了深广的拓展,凸显出中分民间文化信仰的鲜明时代特色。     

跨地域信仰圈的形成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分析——以汉代人神信仰为例

两汉时期存在着若干跨地域的信仰圈。这些信仰圈以与本地域有关系的历史人物为崇祭对象。本地域的民众通过对该神的献祭、歌舞等仪式活动,实现了相互问的文化认同。汉代人神信仰在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连接闽台的保生大帝信仰

保生大帝作为北宋时期享有盛誉的名医,曾救助无数的黎民百姓,历来为当地民众敬仰,后被尊为神灵崇拜,并流传到台湾地区,与妈祖信仰、关帝信仰、开漳圣王信仰一起构成了闽台地区四大信仰,在闽台地区拥有大量的信众,是闽台地区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信仰文化。近年来,台湾民众到大陆寻根问祖的活动日益频繁,加强民间信仰文化的交流是其中重要的活动内容,因此,由两岸共同举办的保生大帝信仰的文化活动方兴未艾,逐渐成为促进闽台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品牌,必然在维系祖国大陆与台湾的血脉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礼贤城隍庙:地方历史与区域文化的"记忆之所"

当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与日常生活发生脱节时,人们往往通过保护一些过去留下的文化遗产,试图留住传统,加固文化记忆.礼贤城隍庙原本是个民间宗教场所,但在它被列为当地的文物保护单位之后,这里也变成了一个当地人寄托怀古之情和确认文化身份的公共场所,也就是一个浓缩了当地历史和区域文化的"记忆之所".复兴后的城隍庙会,也不再是纯粹的宗教性节日,而变成了一种带有象征性和表演性的当地文化资本.认识到城隍庙的这一功能演变,当事人及主管部门应抛开各种政治包袱,尽力去挖掘和恢复传统的民间信仰文化,让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能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重放光彩.     

论《聊斋志异》中的民间神信仰

民间神信仰是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聊斋志异》从民俗的角度对城隍神、伏魔大帝、花神、文运神等民间神信仰进行了描写,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思想观念。民间神信仰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传承文化,始终在变迁中适应着人们的生活需要。     

论闽台民间信仰的社会历史作用

闽台素有“好巫尚鬼”的传统，民间信仰特别发达，它以深不可拔的传统和无孔不入的力量，对闽台社会历史产生重要的影响。闽台民间信仰曾经为闽台先民拓展生活空间提供精神支柱，并在维系基层社会的政党秩序，传承文化传统，丰富民众经济文化生活，以及参与社会教化，凝取民族精神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时至今日，闽台民间信仰仍然在民间发挥其特有的社会作用，其中联系海峡两岸骨肉亲情关系的纽带作用还得到一定的强化。     

城隍信仰与中国古代城市

在古代,城墙和护城河将城市包围,并使其处于封闭状态。同时受中国古代宗法家族制意识的影响,导致中国古代特有的社会思想文化现象——城隍信仰的产生。城隍信仰的兴衰对我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城市经济、城市文化等方面。     

神圣与世俗之间:乡村公共文化的规范与教化——基于赣南《龙船歌》的文本分析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基础。传统家风家训、村规民约作为一笔重要的财富,对于维系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整合,发挥着重要的功能。需要重视民间地方文献中包含的宗教、民间信仰、社会生活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祖先与民间神灵祭拜融合,形成家族传承,进而将民间信仰的神圣维度与民众日常生活世界的世俗维度进行关联,并弥散在个体与家庭、邻里、社区、国家、天下百姓的系统关系结构中,实现社会规范和文化教化,维系和再生产了传统社会秩序,安顿了地方民众的精神心灵秩序。     

道教民俗之独特文化品格论

道教民俗具有厚重的美学意蕴,它能够满足广大民众的审美与娱乐之需,拓展传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文化时空。很多古老的艺术与文娱形式往往凭借道教民俗的持续传承,得以在漫长的历史之流中确立自身不朽之身姿。不但如此,道教民俗还能够凭借自身强劲的宗教性内蕴,发挥情感抚慰、身心调节的功用,充当广大民众的精神安慰剂与镇静剂,并能够从实践的层面肯定和印证道教的生命关怀思想。道教民俗对广大民众的社会行为具有规约性作用,能够发挥强大的道德"教化"功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见证者与承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