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公子从政现象研究

以往通常认为战国政局中最为活跃是周游于列国之间的游士阶层,然而通过对有关战国时期史籍记载的细致分析,当时的公子阶层也是非常活跃的。他们虽然未必都像游士阶层那样贤能,但是天然的血缘关系,使它们成为君主最可信赖的力量。战国时期的政权性质和人才结构必然使各国形成亲贤并用的政治传统。     

论战国时代合纵连横的博弈逻辑思想

博弈逻辑是研究理性的行动者或参与者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选择策略、如何作出行动的逻辑,它可以为管理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视点,使之在实践中反思自己的行为,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战国时代的七雄争霸,可视为博弈论中典型的"囚徒困境"现象,各国只注重自身利益、眼前利益,忽略联盟的集体利益、长远利益,缺乏长久合作的诚意,以致除秦之外的六国均陷入囚徒困境.六国的博弈失策昭示人们:在历史的博弈中,国家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是辩正统一的,只有二者舍一,才能促进国家的发展和强盛.     

战国时期赵国“一都独大”现象及其出现的原因

在战国七雄当中,赵国的“一都独大”现象比较明显,三座都城晋阳、中牟、邯郸依次建都,前后相继,与同时期的秦、齐、楚、燕各国的多都并存现象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有利的空间权衡是“一都独大”现象出现的地理基础;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是“一都独大”现象出现的政治基础;首都控制力的增强是“一都独大”现象出现的社会基础;宗法观念淡薄是“一都独大”现象出现的思想基础.赵国“一都独大”的都城现象,既有其独特的地理、政治、社会因素,又是战国时期都城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秦汉以后实际上的“一都独大”的都城发展模式有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秦国统一策略的演变

战国时期,秦国的统一策略灵活多变,各代统一策略均有不同。孝公时期,以商鞅的中立楚韩、联合齐赵、削弱强魏为中心;惠王时期,以张仪的连横弱楚为中心;武王和昭王前期以魏冉的蚕食诸侯和削弱三晋为中心;昭王后期以范睢的远交近攻为中心;秦王政时期则以李斯、尉缭的拉拢分化、各个击破为中心。总之,秦各代国君大都能依据当时的国力状况和外部形势确定不同的统一策略,事实证明,这些策略无一不切实可行且成效显著,它们大大地加速了秦统一全国的进程。     

战国时期封君的特点及类型

春秋战国间,周天子地位下降,诸侯崛起。战国时期,为了配合兼并战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适应深刻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各诸侯国相继进行了变法改革,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了新的官僚制度。为了适应新形势,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奖励军功和皇亲国戚的方式——封君制。封君制与分封制既有相同之处,又具有自己独自的特点。封君制有三种不同的类型以适应奖励军功和皇亲国戚的需要。     

从《战国策》合纵、连横章节看刘向的一统思想

刘向处理《战国策》合纵、连横章节时,呈现出剪裁重组、故意捏合、暗藏褒贬等特点,这体现了他强烈的一统思想.而这种思想和刘向的出身、学养、性格以及所处的时局密不可分.     

缅甸战国时期政教关系述论

在古代,缅甸上座部佛教一直同王权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政教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关系,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缅甸封建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蒲甘王朝后期,寺院经济膨胀,教权力量占上风;通过达摩悉提的宗教改革,教权开始屈从王权,但宗教仍对封建统治起重要的支撑作用。     

战国时期韩国商业贸易文化研究

本文着重从战国时期韩国的商业贸易状况、成因探析二个方面来研究战国时期韩国的商业贸易文化。     

简析新批评派的文学本质观

在文论史上，关于“文学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主要有几种观点：文学是对科学真理的抽象传输、是对世界的再现、是作者的表现、是读者的体验。而兴起于19世纪的新批评派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独到的见解，它摒弃了前人观点的不足，将文学看成是一个以文本为中心的独立自足的世界，为推进文学本质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也谈鸳鸯蝴蝶派

单纯地把鸳鸯蝴蝶派视为“小说逆流”,是不科学的,鸳鸯蝴蝶派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爱国主义思想;为翻译工作做出贡献;接受新生事物。该派得以长存的原由,可以从传统观念、市民口味以及新文学派等角度去论证。可否把当代的武侠、言情小说看作是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延续,是值得探索的。     

简析战国时期将之官职及其特点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官僚体制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作为武官代表的将,其职能、地位及其作用越来越明确。目前学者们对战国时期诸将的关注,或着重于单个将的研究,或将其作为战国时期文武分职问题的一部分,从而缺乏对其整体的研究。不论从将的担任者还是将所承担的各项职责、所起的作用,战国时期的将都有着鲜明的特点,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加深对战国时期官僚体制发展历程的理解和认识。     

战国时期人们对生命源于天地的认识

战国时期的人们已经能够从朴素的哲学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的生命本源于天地自然。当时的主要学术流派如儒、墨、道等诸家都持有这一观念,他们之间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另外,从战国时期流行的“天年”观念亦能看出当时人们对生命源于天地观念的认识。对生命本源的探讨说明战国时期人们的认识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从包山楚简看战国时期楚国的社会阶层

从包山楚简中出现的各种官职、姓氏称谓和身份我们大致推断楚国社会可分为王族、士、平民、依附民和奴隶五个阶层。楚国社会阶层的多元化是楚国经济结构多元化和社会进步的反映。     

胡服骑射对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民族文化、思想的影响

赵武灵王为抵御北方胡人和周边诸侯的进攻,推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政策,改穿胡人服饰,借鉴胡人马上单兵作战骑射的方法,改善了赵国民生,增强了赵国国力。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迅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为胡汉民族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伦理信仰之争

20世纪初期,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在建构伦理信仰方面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其一,新文化派彻底否定宗教及其于伦理的终极依据和信仰支持,学衡派则坚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宗教及其与伦理的关系;其二,新文化派否定宗教,却无法否定伦理精神的信仰特质,学衡派亦特别强调伦理精神的宗教情怀;其三,新文化派的伦理信仰是自由,后又被科学所取代,但科学真理并不能安顿生命和实现精神超越,学衡派对此有深刻的批判,并提倡至善的伦理信仰,然而不正视科学真理及其自由精神,也难以建立合理的伦理信仰。反思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关于伦理信仰的论争,对于重构当下的伦理信仰大有裨益。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简析花间词派与婉约词派的异同

花间词派和婉约词派是我国词学史上的两个重要的艺术流派,在我国词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对后世文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婉约词派是在花间词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两者之间具有相同点又存在着不同之处。本文试从存在时期、题材和内容、审美欣赏角度、流派内涵广度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五个方面来探析花间词派和婉约词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