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赋比兴的一点看法——兼与李琼仙同志商榷

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可见赋、比、兴,尤其是比、兴两法是形象思维和诗歌创作的重要手法。因此弄清赋、比、兴的含意和作用是很有意义的。 赋、比、兴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开始采用的重要表现手法,后来研究《诗经》的人将它概括出来,并作了各种解释。《周礼·春官·太师》有“六诗”之说,《毛诗大序》则称“六诗”为“六义”,这就是指《诗经》的风、雅、颂、赋、比、兴。此后,“六义”的称法一直为历代所沿用。但《周礼》和《毛诗传》对“六义”之间     

浅论古典诗歌的比、兴

一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写给陈毅同志关于诗歌创作的一封信中提到:“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种封信还提到写诗要“从民歌中吸引养料     

毛主席诗词中的赋、比、兴

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然其中亦有比、兴。”毛主席的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运用形象思维和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进行诗歌戗作的艺术规律。毛主席的诗词正是运用这一规律进行创作的光辉典范。下面,试就毛主席诗词中的比、兴和赋的问题谈点粗浅体会。“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也就是打比方,即根据类似的联想和对事物关系的认识,选取他事物来描绘本事物的内在特征。这是我国民歌和古典诗歌创作的传统表现手法之一。《文心雕龙》“比、兴赞语:‘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圆览”,就是观察     

赋比兴与《诗经》的比兴艺术

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一再强调形象思维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对文艺创作特殊的思维规律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也是对我国自《诗经》以来源远流长的优秀     

古代诗歌运用“比、兴”的特点及其发展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我国古代诗歌最早突出地运用“比、兴”的是《诗经》中的作品。《诗经》运用“比、兴”和其后的诗歌颇有不同。本文拟就《诗经》运用“比、兴”的特点和其后的发展情况,初步地探索它的一些规律。     

试谈古代文论中的赋、比、兴问题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是一篇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文艺创作规律的典范著作。信中在阐述“诗要用形象思维”时,提出“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毛主席把形象思维和赋、比、兴艺术手法联系起来论述诗歌创作,这是对我国传统诗论理论上韵深刻概括,推陈出新,从而揭示了文艺创作中的普遍规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指示,总结我国丰富多采的文论遗产,批判地继承其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将会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提供有益的借鉴。     

形象思维的光辉典范——学习毛主席诗词中比、兴、赋方法的体会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写诗“要用形象思维”,要用赋、比、兴特别是比兴的方法。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不仅深刻地阐明了诗歌创作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深刻地阐明了文学艺术的客观规律,这是文学艺术工作者在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时所必须遵循的。     

略谈《诗经》中的比、兴、赋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比兴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形象思维的概念。比、兴、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历代学者都曾经进行过研究。《周礼》的《春官·大师》篇说:“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第一次提出丁比、兴、赋的概念。东汉的郑玄,梁、陈间的刘勰、钟嵘,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郑憔等人对比兴赋都作     

略论赋、比、兴观念的演进和发展

我国古代诗论中关于赋、比、兴的理论遗产相当丰富,曾经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前辈学者对辨明赋、比、兴的本义作了很多贡献,在1978年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中,又有不少学者对赋、比、兴作了一些理论上的探讨。但是,由于未能对赋、比、兴观念演进、发展的实际过程进行认真清理,以至这些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没有能够进一步深入。为此,本文拟就赋、比、兴观念的演进和发展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正于专家学者。赋、比、兴之说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这里所谓“六诗”,是说六种样式的诗歌,语意是十分明确的。《周礼》系先秦故书,儒家经典,可见,先秦时期赋、比、兴乃是三种诗体,这也就是赋、比、兴的     

寓真理于形象——学习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发表,对于我们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有重大的和深远的指导意义。毛主席在这封信中把形象思维和比、兴两法密切联系起来,这是发人深省的。形象思维的说法本是外来的,如果它是黑格尔开头的话,有一百几十年的历史了;而赋、比、兴之说则是我国传统的东西,是我国诗歌很古老的表现方法了。百余年来,人们对     

漫谈赋、比、兴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毛主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肯定了形象思维这一艺术创作的规律,并指明比、兴是诗歌创作中形象思维的重要手法,这是从我国历代诗歌创作经验中总结出的科学结论。     

“比”、“兴”辨析

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这充分说明比、兴手法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那么什么是"比"?什么是"兴"?二者的异同是什么?二者的关系又怎样?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文心雕龙》《比兴》篇中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宋代的朱     

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重读《红旗歌谣》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非常关心诗歌工作,关心诗歌的创作和发展,曾多次对诗歌工作作过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成为推动诗歌创作的强大动力,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最近,重读了《红旗歌谣》,深深感到写诗“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毛主席这一指示对于进一步发展新诗创作,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艺术创造和形象思维

一文学艺术是形象的科学。艺术创造的思维特征,就是形象。《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里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在这封信里,毛主席三次提到“形象思维”,明确地教导我们:形象思维是艺术创造的思维形式,是一种思维规律,如果违背这种规律,那由此而创造的艺术作品,只能会产生“味同嚼腊”的后果。在我国古代,并无“形象思维”这一术语。形象思维究竟是指什么呢?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里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     

说“比”“兴”

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由此可见“比”和“兴”两法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那么,什么是“比”“兴”呢?“比”和“兴”虽然极为接近,有着密切联系,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有些介绍诗歌创作的文章中,说“比”“兴”是一种而不是两种表现手     

简论赋、比、兴的发展源流及其影响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来源于《周易》.《周易》中的赋、比、兴具有以“比”为主,兴的数量较少,比赋合用,比兴合用,且形象性、艺术性、文学性还不够明显等特点,可以说《周易》是赋、比、兴的萌芽期.随着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人们思维方式的日益成熟,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逐步得到发展并走向成熟,这也是后代文学史作重视《诗经》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原因.到了楚辞中,赋、比、兴走向融合,比兴呈现群体化、象征化,形成象征体系,达到繁荣.之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已经完全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对后世的诗词、文学批评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发表,对于文艺界、学术界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许多同志学习了毛主席的这封信,从各方面对形象思维问题作了探讨。本文想从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关系,来谈一点学习的体会。一、要说明语言和形象思维的关系,首先要说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语言是什么?马克思说:“语言……是社会产物”。①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     

《诗经》赋、比、兴的艺术精神

对于赋、比、兴,古代学者曾经做过许多阐释,其中宋代朱熹的解释最为简明,他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泳之词也”。(《诗集传》)而李仲蒙的解释则较深入,他说:“序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物动情也。”(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可以说,赋、比、兴是诗人形象思维和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方法,它使《诗经》不仅记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     

说“兴”

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毛主席在这里正面肯定了我国古典文论中作为艺术手法的比、兴的提法;而且,把诗歌创作中比、兴两法,与形象思维直接地联系起来,为我们准确地解释比兴的涵义,批判地继承我国丰富的古典文学理论遗产.繁荣社会主义诗歌创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最早是从论诗开始的。比、兴两法,源远流长;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普遍运用,《周礼》就是从古代民歌中最早概括出文艺理论上比、兴概念的。①以后,楚辞,汉乐府,魏晋六朝的五言诗及民歌,直到诗歌鼎盛的唐代,诗人们一直采用,也为历代评论家所肯定。     

赋、比、兴本义的转变

鸟瞰两千年来的赋、比、兴研究,从纵向上说,其总体趋势是以《周礼》“六诗”说为起点,以汉儒对赋、比、兴的认识为核心,存在着两个不同方向的研究线索:一个朝着过去,考辨赋、比、兴的本义,分析《诗经》的表现方法,探寻比、兴的起源;一个向着未来,借用赋、比、兴阐发新的诗歌美学观念。从横向上说,存在着上述四种不同的研究角度。不过,就其主体而言,自汉及今对赋、比、兴的争论,主要是在“表现方法”这个大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