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写理论看葛浩文《丰乳肥臀》的翻译策略

本文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理论基础,以葛浩文《丰乳肥臀》英译本为对象,通过对比译作与原作中的文本,分析了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等因素对葛浩文《丰乳肥臀》译本的影响。研究表明,该译本是葛浩文对原文本的一种改写。在翻译《丰乳肥臀》的过程中受到了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操控着葛浩文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对上述影响因素的分析能对中国当代作品外译提供借鉴。     

从操控论的角度看翻译中的受控对象

操控学派理论认为,翻译是对源文本进行的一种改写,是一种操控活动。而在翻译这种操控活动中,主要有三方面的受控对象,译者、文本和目标文化。译者受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文本受译者的操控,而目标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在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受到译本的操控。     

从《水浒传》赛译本看翻译原文选择的背景——基于安德烈·勒弗维尔的意识形态翻译理论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其目的不应仅仅比较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上是否对等,或是怎样对等,也应探索与翻译过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社会作用。结合勒弗维尔的翻译理论,从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对赛译本《水浒传》原文选择的背景进行分析。从而证明,翻译者的研究重点应从片面的关注文本内部因素逐渐转向对文本外部因素——社会文化因素进行适当研究。     

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本语言的影响——对比《暮光之城·破晓》大陆译本和台湾译本

本文从翻译生态学的视角入手,通过对比《暮光之城？破晓》大陆译本和台湾译本的语言差异,分析了影响译本语言的主要翻译生态环境因素,揭示了译文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产物。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

本文以中国大陆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为个案研究,根据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阐释,主要从翻译目的、译本选材、翻译主体的变化、以及译作的存在形式等方面探讨意识形态如何对翻译进行操控,从而印证文学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影响和制约。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译者的适应选择——以I Will Teach You How to Be Rich的两个译本为例

理财类热销图书I Will Teach You How to Be Rich迎合了年轻人理财的心理需求,目前已有台湾和大陆两个译本。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该书展开分析,并从语言、文化与交际三个维度分析比较台湾和大陆两个译本的差异,发现两个译本都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等维度上根据翻译生态环境作出了适应性选择;台湾译本在交际维度的整合适应程度更高,而大陆重译本在语言与文化方面的整合适应程度更高;综合来看,大陆重译本的整合适应程度要高于台湾译本。     

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操纵——《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

通过对扬宪益夫妇和霍克斯的两个<红楼梦>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尽管两译本翻译的时期相同,但由于译者各自具有不同的翻译目的,而且所处的社会背景也不尽相同,因而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翻译时又受到赞助人的影响,使得他们选择和运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扬氏夫妇主要运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霍氏则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因而最终产生出风格迥异的两种翻译文本.     

从《安妮的日记》不同的译本看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

传统的翻译研究注重原著与译作的对比,将翻译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然而翻译研究决不能忽视语言外的因素。本文就从《安妮的日记》的不同译本来分析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     

意识形态与视听翻译

随着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到来,Lefevere的改写理论受到广泛的认可和接受.为实现某种目的和达到一定预期效果,译者在处理源文本以及生成目标文本的过程中会对文本进行改写.译者对源文本的改写已非纯粹的翻译行为,而是对文本的操控.影响文本操控的一大关键因素便是意识形态,这一因素在翻译研究和实践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降,尤其是近十几年,国外视听翻译研究获得蓬勃发展.而在国内,视听翻译尚处于起步阶段.文章以改写理论为依托,分析意识形态和视听翻译的内在关系,即意识形态因素对视听翻译的影响.     

论《洛丽塔》中文译本中意识形态的影响

外语文学作品在译介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目的语文化意识形态影响,不仅体现在内容删节上,更体现在措辞和结构上。本文选择美国俄裔作家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的中文译本,尤其是主万译本,结合译者背景与文本例子,阐明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如何决定文学翻译的最终形态,译者如何在文字转换中受到自己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原文进行修改。     

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以Gone with the Wind的两个译本为例

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观强调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重要影响;而文学作品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在翻译过程中更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以美国小说Gone with the Wind的两个中文译本为例,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具体干预.     

论翻译话语对意识形态的依附关系

翻译话语模式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的确定以及对翻译研究发展水平上。借助描述性研究方法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结果发现在翻译活动中从翻译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结果的产生。意识形态都在有形地或是无形地发挥着操控作用。     

基于英汉科普平行语料库的翻译汉语“被”字句语义韵特征研究

本文使用英汉科普平行语料库考察翻译汉语"被"字句的语义韵特征以及在两岸译本中呈现的共性和差异。研究发现,"被"字句语义韵特征在两岸译本整体趋于一致,翻译文本的趋同性得以体现。差异表现在消极义"被"字句在台湾译本的出现频率更高,翻译文本的规范化特征在台湾译本更突出。"被"字句的语义韵特征和受事人称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被"字句语义限制的消解既是欧化使然,又与受事人称演变相关。语义韵也是影响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     

翻译中的社会文化制约因素

社会文化作为翻译行为所产生的文化背景,其文学标准、接受方式、社会意识形态等必然对翻译产生影响,形成译本不同的翻译取向,从而产生许多独特的译作;社会文化通过译者作用于翻译作品,译者对需译文本的选择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而译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文化因素作用的结果,从而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上世纪末翻译领域文化转向研究的出现,翻译研究被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中.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翻译作为一种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跨文化社会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我们关注翻译的内部研究,即从文本到文本的转换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翻译的外部研究,强调意识形态、文化、历史等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本文对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影响进行审视和探讨.     

意识形态因素对《名利场》不同中译本的影响

本文结合勒菲弗尔的操控学派理论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分析《名利场》的两个中译本——杨必译本和彭长江译本,对比两译本所体现的不同翻译倾向,并进而证明：翻译过程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包括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两部分。而两种意识形态交互影响,使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并产生了不同的翻译结果。     

试论翻译多样性的合理存在

在后现代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中,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译者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翻译方法和创造性的表达.而在互文的网络中,原作的意义不再确定不变.译者主体性和互文文本相互作用而形成了多样的译本.     

从多元文化视角解读《简·爱》两译本

以多元文化视角下的操控理论对《简·爱》两译本,即李霁野译本和黄源深译本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意识形态对翻译前文本的选择,对翻译转换过程进行的操控。     

意识形态二维操纵视野下的翻译批评

本文从操控论的渊源、发展及意识形态二维操纵角度指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写作与翻译的外部搡控与文本内作者意识形态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对抗,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矛盾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批评。并指出：翻译批评不能只停留在外部,而应深入到文本内部,扩大对文本的解读权力,以促进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阿Q正传》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从译者转换策略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角度

文章以《阿Q正传》的两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依据“意识形态理论”、应用统计学方法从历时角度考察不同时期、不同民族文化语境下的译者意识形态与其翻译转换策略的关系.调查数据显示杨译本为异化本,拉译本为归化本,译者翻译策略受到各自民族、时代文化语境的制约.译者在意识形态内容方面翻译策略与总体翻译策略相一致,但自身在分布上存在细微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