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个人言说——论韩东青年题材小说创作个性

创作个性是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创性。韩东青年题材小说以其在语言、题材、文体精神诸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个人化”享誉当代文坛。他在边缘处的深度叙事、对个体经验的剖析书写、对“存在”的追问都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独特的创作个性与丰富的可言说性。     

温情·成长·承新——论顾鹰的儿童文学创作

顾鹰是新世纪以来引起广泛关注的江苏儿童文学作家,其创作风格、叙事艺术、文化观照值得探讨。在创作风格上,受到江南文化、多重身份、书写抱负的影响,顾鹰形成了细腻温情又意蕴隽永的风格。在叙事方面,成长是顾鹰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在童话中她常采用圆形叙事来构建幻想世界,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则以线性的方式进行叙述,两种形式共同构成了她的成长叙事。对顾鹰的创作进行文化观照,发现她对江苏儿童文学的水乡特色、“儿童本位”的创作原则、关注现实的传统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并进一步丰富了童话创作,在常熟、苏州、江苏、全国作家中都具有一席之地。作为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的代表,顾鹰的成长经历也能为更多的写作者所借鉴。     

通向自我认知的日记体写作——简评《阿娜伊斯·宁日记》

阿娜伊斯·宁是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女性文学作家和日记作家。她的代表作《阿娜伊斯·宁日记》翔实地记录了她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事件和阶段。它涉及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小说创作理念、女性化书写等多重主题,尤其凸显通过写作日记获取自我认知、不断成长．并最终追寻到最本真的自我。     

《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创伤书写

索尔·贝娄作品里的大屠杀书写一直是创伤理论关注的热点。《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以塞姆勒先生的视角见证了犹太人惨遭屠戮的真相。小说通过他恐惧地铁、坟墓等与大屠杀相关的意象,讲述了大屠杀对其受害者和见证者塞姆勒先生的精神戕害。大屠杀被历史湮没,其原因不仅在于德国纳粹法西斯当年的层层封锁和控制,还在于受害者和犹太人自身对该事件保持沉默。避免大屠杀悲剧再次发生既需要克服以暴制暴,又需要宽恕之心。医治受害者的创伤虽然有很多方法,但重建受害者的价值观尤为重要。     

收获还是匮乏?——评余华新作《兄弟》兼论余华面临的写作危机

余华新作《兄弟》蕴含了作家对某些“更深的问题”的深沉思考与独特言说。小说圆融流畅的叙事节奏以及独特的儿童视角叙事充分显示出作家臻于成熟的叙事智慧,小说所涉及的苦难、历史、人性、死亡等主题注定了这是一部在内容和意蕴上都格外丰富而厚重的作品;而余华面对人类困境与历史苦难所出示的纾解方式以及他在小说中对人格体系的建构也暴露出他的创作缺陷和危机。     

论近三十年来文学史视域中的文革叙事研究

"文革"是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事件,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格局中,以"文革"作为题材和叙事对象的小说是创作数量最多和涉及作家最众的一种小说类型。从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文学现象并不能简单视为一般类型的题材小说,而是具有历史反思、社会群体记忆的建构、民族创伤情感的弥合等多重意味的文学命题。本文梳理了近三十年来理论界和批评界对文革题材小说及其叙事的研究,分析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历史与研究不足,同时指出了学术研究的突破点。     

多重叙事视角下的中国形象书写——解读严歌苓小说《扶桑》

海外华人的作品内涵着浓厚的家国关怀,这既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也是海外华人作家在特殊的文化境遇中作出的文化选择。不同的文化身份使得海外华人作家在书写中国形象时有着不同的切入角度和书写模式。严歌苓作为一位优秀的华人作家,其小说《扶桑》令人注目的不是作品的故事,而是它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刻意追求的历史化叙事,并在多重叙事视角下以历史记忆的方式对中国形象进行阐释。     

历史记忆的复活与复杂人性的揭示——吕成品小说论

对桂西北作家吕成品的小说进行分析评论,指出其小说创作的主要特征：多以桂西北山区为背景,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书写属于民族的历史集体记忆;不仅揭示和批判社会存在的某些怪异现象,而且透过现象的表层反思历史,剖析复杂的人性;其叙事路数大致上可分为偏重于写实和偏重色彩两种类型,在小说艺术探索上多方尝试,不断努力寻找适合于题材内容表现的艺术形式与表现技巧。     

多重叙事视角下的中国形象书写——解读严歌苓小说《扶桑》

海外华人的作品内涵着浓厚的家国关怀,这既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也是海外华人作家在特殊的文化境遇中作出的文化选择。不同的文化身份使得海外华人作家在书写中国形象时有着不同的切入角度和书写模式。严歌苓作为一位优秀的华人作家,其小说《扶桑》令人注目的不是作品的故事,而是它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刻意追求的历史化叙事,并在多重叙事视角下以历史记忆的方式对中国形象进行阐释。     

先锋中的“人性”关照——论苏童小说《我的帝王生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作家以崭新的历史观念和话语方式对历史进行重新陈述和再度书写,颠覆了传统历史书写的特定价值和叙事方式。苏童就是这批作家中的一位。其新历史主义小说代表作《我的帝王生涯》以民间化的历史观、先锋性的创作技巧,将对"人性"的关照寓于先锋品格之下,鲜明地体现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特色。     

言说与被言说的断章——新时期小说多重第一人称叙事方法的透视

新时期以来,随着作家创作观念的改变,小说创作更加注重叙事方法的借鉴和创新,多重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在创作过程中不断丰富,无论是文本内涵还是小说的结构都有独特的价值。文本中不同的“声音”和丰富的镶嵌体裁造成了碎片化的叙述断章,呈现出复调的狂欢和对话特征;主人公在自我倾诉和被别人言说中闪现或隐退,隐含作者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使真实变得扑朔迷离;断章式的叙述将小说结构由线性的整体分解,变成并置的空间结构,在模糊性和复杂性中折射出文本丰富的内涵。     

“作者隐退”的利他性伦理修辞——亨利·詹姆斯小说研究

作者隐退是现代小说家的一种叙事策略和手段,它是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减少叙述者干预来隐藏自己的作家身份。叙述者干预又被称作“小说中的作者声音”,是叙述者对人物、事件,甚至文本本身进行评论的方式。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叙述总是努力消弭“作者声音”,尤其是不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强加给人物和读者。这种叙述始终以人物为书写对象,以读者共建叙事为归旨,体现出浓厚的利他性人文关怀,具有很强的伦理修辞性。     

时代特征与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机智叙事——论红日的小说创作

对桂西北作家红日的小说创作进行分析评论,指出鲜明的社会时代特征、浓重的地域民族文化内涵和机灵智慧的叙事策略,三者有机结合,构成红日小说个人化叙事的显著特点,日趋呈现出其独特的叙事风格.     

现代性视角下的地域文学书写——以刘庆长篇小说《唇典》为例

文章以地域文学的现代性书写为研究落脚点,对地域文学的概念、研究现状、中国地域文学现代性书写的发展历程和特征进行梳理,为文章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背景。以文本细读的研究方式对《唇典》现代性视角下的地域叙述艺术特征进行归纳,从小说的三层叙事空间、两重叙事视角、叙事语言和叙事主题等方面分析作家刘庆在地域宗教文学创作中的现代性书写,同时指出小说创作中的不足。最后将刘庆的创作置于作家创作整体、东北地域文学创作现实以及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的整体历程中,揭示其作品在东北地域文学史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从儿童视角看《月亮门》中的女性成长

小说《月亮门》在儿童视角下书写女性成长时,倾向以个体真实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并且通过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片断似的回忆来摹写主人公的成长故事,旨在表现"文革"对女性成长造成的伤痛。在《月亮门》的成长叙事中,女性主体性别意识的自觉与真实的历史情境相融合,女性的成长与作家的现实体验构成一种相互映照的关系,使女性成长小说呈现出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事件、叙事与主体——《使女的故事》与《证言》中的历史观

《使女的故事》与《证言》是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针对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右翼势力抬头的反乌托邦小说姊妹篇。两部小说创作的历史跨度为三十五年,却就同一极权主义历史事件形成了两极叙事。前者以单一的主体叙事建构了一种奠基在历史真实性基础上的相对性,而后者以多维度的主体叙事补足了前者围绕极权主义政变事件生产的历史意义。通过拆解一个整体叙事的不同层次,阿特伍德解决的不仅仅是老生常谈的虚构与真实问题,更离析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历史事件的叙事主体性以及叙事主体的复数性,并最终呼吁以一种人与历史之间更为深刻的关系来回应历史绝对论。     

格非《迷舟》叙事手法小析

小说《迷舟》展现了作家格非高超的叙述技巧,它颠覆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言说方式和书写定式,显示出迷宫般的魅力。空白的合理使用、对读者的期待与满足心理的准备把握以及对叙事视角的变异,是“格非迷宫”的形成之源。     

游离边缘对抗主流——论陈染1990年代的小说叙事

陈染(1962～)是崛起于后新时期的女性作家,她1990年代的小说创作,多带有自传色彩,透过第一人称娓娓道出成长经验和内心世界,呈现性别书写和个人书写的双重特质,本文从这两种特质,析论陈染1990年代小说的性别关系描写和叙事语言运用,探讨她如何以女性议题和个人主义等边缘写作,建立个人风格,与男性和群体的主流写作对抗.     

史传传统的突破与形式革命的突进——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经验

一部作品、一位作家、一种文学现象,只有纳入文学史的视野,在艺术流变和文化语境的纵横坐标中,才能准确判断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将“新历史小说”放置于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流变进程中来看,一方面,文本所表现的历史故事形态,展现了一个时代的作家们历史观念的变革。另一方面,故事形态变革的深层推进力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小说叙事观念的演进,是先锋作家们进行颠覆性的叙事革命中的又一次叙事展望。在历史的虚构性这一问题上,与其说是历史观念导致了作家的虚构,不如说是作家们对小说的虚构特质的认同和实践成全了虚构的历史。在意象上将虚构的历史故事纳入笔端,既突破了长期存在的史传传统的叙事方式,也使得其与之前的叙事革命相比,故事性、可阅读性明显增强。优秀的“新历史小说”文本中传达的历史况味以及人的生存感的真实性,构成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不断寻求让小说回归小说的书写方式的一种经验沉淀。在当今的创作文坛上,我们拥有太多的理由,将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经验进行不断的审度甚至于酝酿。     

生态批评视域下阿来小说藏区生态叙事研究

阿来作为藏区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作品立足于藏族历史文化,采用灵活变换的叙事视角,张驰有度的叙事节奏,将整个藏族生存问题构架于人类历史、自然和社会的大背景中,对藏地风貌的文学书写中的生态意识表达,对藏民族原始、本真又充满诗意的人的生存状态的表述,以及在社会大变革浪潮中对因城市化进程而表现出来的自然和人性的痛楚的揭示,均体现了其作品与生态批评千丝万缕的联系。文章从生态批评视角对阿来小说藏区生态叙事展开研究,总结了阿来小说藏区生态叙事的三大特征,即:历史叙事中的生态观照,少数民族原始信仰下的生态叙事创作和生态叙事中的民族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