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平越州的改土归流与民族关系

平越州自播州战役划归贵州后,就开始实行"改土归流".这一政策对平越州的影响有好有坏,一方面它加速了此地的封建化进程,另一方面又加速了民族矛盾,损害了民族之间的关系.     

贵州的改土归流和布政司的建立

贵州自元代起即普遍推行土司制度。建省以前，其建置分隶四川、云南、湖广等省管辖。实属三省边沿地带，互不统属，各布政司对其鞭长莫及，处于各自为政的零散状态。土地、人口属大小土司所有，庶民为土司头人的奴隶，过着非人生活。     

明代贵州基层社会变迁与改土归流——兼论民族沟通机制的建立及意义

明代在贵州一些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变迁,新的阶层产生,民族融合逐渐成熟,推动了改土归流进程。同时在这些基层社会变迁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套民族沟通机制,加强了流官政府与少数民族的互信和互动,逐渐消除了民族隔阂,动摇了土司制度存在的基础。这套民族沟通机制对于化解改土归流后的社会矛盾,防止民族地区的社会冲突,巩固国家统一等多个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改土归流在贵州的实施情况与影响

改土归流是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政治制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对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影响,其不仅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贵州的控制,使贵州成为我国版图上一个新的行省,极大地影响着贵州的发展;而且更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的进步,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     

论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

西南民族地区过去主要是土司制统治,进入明代后,由于中央集权不断强化和边境民族地区经济日益发展,土司制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因而自明代永乐年间开始,便出现了改土归流的趋势,永乐十二年贵州置省,是这一趋势的重要标志。入清以后,这一趋势显著加强,雍正年间鄂尔泰在西南三省的改流,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乾隆平定大、小金川土司的叛乱后,终使西南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得以完成。改土归流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对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以及边境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改土归流与土司的国家认同研究——以贵州草塘土司宋氏为例

明代万历时期,草塘土司主动请求"改土归流",这是草塘宋氏在土司治理下、与中央王朝的频繁互动中、土司内部竞争等影响下国家认同进一步强化的结果。万历二十八年,朝廷平定播州杨氏的叛乱,草塘地区得以实现"改土归流",逐步推进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中原内地一体化进程,大量外籍移民的迁入,加快了一体化进程。因草塘宋氏有着良好的中原文化认同基础,改土归流后,在清代的科举教育推行下,宋氏由地方性酋长经科举入仕,进入国家官僚系统,成为王朝国家的臣民,并在治理地方上做出积极贡献,实现了自身的"华夏化",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改土归流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

改土归流持续数百年之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但改交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格局,导致了生产方式的变迁,且使得土司辖地的社会结构发生重组,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交流,最终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地理分布格局。改土归流虽然为中国历史发展之大势所趋。但其中之局限与缺憾亦应引起注意并予以严格批判。     

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学术界从民族政策供给、土司制度设计和区域与民族实践等视角研究清代改土归流,呈现出成果涌现、领域拓展、方法创新的发展趋势。专家学者从长时段、“整体史”角度,力争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统一,突出比较研究和现实关怀,进一步深化了清代改土归流研究。     

清代滇东北改土归流研究之文献回顾与展望

关于改土归流研究的文献已浩如烟海。以滇东北地区为例,对这一区域的改土归流研究进行文献回顾,可看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研究。     

近代滇黔桂改土归流地区矿业生产的估值研究

作者分别重建了1850、1916和1933三个年份上滇、黔、桂改流地区矿业产量与产值数据,以此勾勒出近代滇、黔、桂改流地区矿业发展的兴衰过程;并认为,交通不便、比较封闭的原土司地区,在清前期中央王朝改土归流政策的推动下当地以矿业为主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逮至近代,由于当地政府没能抓住近代化的发展契机,逐渐丧失了推动传统矿业转型的良好机遇,再次导致当地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论外来物种引入之生态后果与初衷的背离——以"改土归流"后贵州麻山地区生态退变史为例

清雍正“改土归流”前,贵州麻山地区属于“生界”,改土归流过程中才着手在这片新开辟的土地上设置行政机构,对当地的苗族居民实施有效的直接统治。清廷出于确保税源和施惠于民的考虑,先后向这一地区引进多种外来农作物,并由此引发了当地苗族传统生计方式的巨变。这些政策执行之初,都收到了良好的成效,但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引进的外来作物与当地特有的自然与生态背景不相兼容,以至于随着这些外来物种种植规模的扩大,对当地自然与生态结构的脆弱环节构成直接冲击,经长期积累后,到了民国后期,终于以大面积“石漠化”生态灾变形式暴露出来。分析这200余年间的历史过程,集中表现为决策的初衷与其导致的生态后果相背离。     

清代改土归流对土家族地区植被变迁的影响研究

土家族地区地处渝、黔、鄂、湘四省交界地区,山水纵横,气候湿润,自远古至清中期皆为原始森林重要分布区,明清时期仍为重要的皇木采办地之一.但改土归流后,随着旱地高产作物及大量移民的涌入,土家族地区的植被状况呈现恶化趋势.     

“改土归流”对纳西族尚武精神影响的研究

在清朝雍正元年以前涉及纳西族的文字中,都把纳西民族记载成尚武好勇的民族精神,但是雍正元年改土归流之后的一些史料中记载纳西人＂性柔弱＂、＂生性懦弱＂等。本文通过＂改土归流＂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来探析＂改土归流＂对纳西族尚武精神的影响,认为＂改土归流＂使纳西族民族的尚武精神从感性阶段发展到了理性阶段。     

制度变革、政策杠杆与社会进步院容美地区改土归流前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比较研究

18世纪,土司制度已经成为皇权向基层延伸,特别是土司管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的体制性障碍,土司经常出境劫掠也不同程度地危及到周边地区的社会安定。因此,中央王朝废除土司制度,委派流官治理原土司管辖地区,使原土司地区社会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制度变革成为容美地区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力。     

改土归流与社区危机——主要以1505至1949年湘西土司区危机事件为例

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湘西改土归流前后各220年社会危机全过程分析后认为,造成非土司时期危机系数比土司时期的大、民国社会秩序比清代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民间组织频繁活动、选官制度受到严重挑战、边界地盘得不到尊重、现实政策背逆地方实际,而这些诱因与中央地方各级政权组织不采取改变基层社会组织结构、不以治本代替治标、消极转变治苗态度等息息相关。正是如此,家族村社一旦感到某些不适就燥动不安起来,从而导致危机事件无论从发生次数到动荡频率均历呈剧聚上升态势。而消弥危机事件主要途径,就是要设法弥补政策中的缺陷。     

以圩市窥探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 对清代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清代广西的土司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土归流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历史趋势.圩市的形成和发展是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尺,笔者认为改土归流改变了广西圩市的主体的构成,使圩镇数量和开市率的增加,圩镇规模扩大,商业日益繁荣,圩市结构不断完善、类型增多.     

以圩市窥探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 对清代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清代广西的土司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土归流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历史趋势。圩市的形成和发展是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尺,笔者认为改土归流改变了广西圩市的主体的构成,使圩镇数量和开市率的增加,圩镇规模扩大,商业日益繁荣,圩市结构不断完善、类型增多。     

略述贵州明清的易学研究

贵州是开发较晚的省份 ,对于易学的研究 ,直到明代才开始出现研究学者 ,如王阳明、孙应鳌、李渭等。到了清代 ,贵州的易学研究达到繁荣 ,当时全省所辖的各个地方都涌现出一批有相当研究功底的易学人才。仅民国时期编撰的《贵州通志·艺文志》载 ,贵州明清的易学研究专著就有 43部 ,成为贵州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     

清代湘西“改土归流”后的筑城活动与居民生活的变迁——从湘西地方志中几篇筑城记入手

清代湘西"改土归流"是学术界研究西南民族地区土司制度及历史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这里从现存清代湘西"改土归流"地区方志中的几篇筑城记入手,讨论清代湘西"改土归流"后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传播圈的形成及其对于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筑城活动不仅能够起到防御作用,更重要的是起着区分及教化人群的作用,湘西"改土归流"后的筑城活动对于城内居民的身份、生活基础和民风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