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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并行流行于世,由于《三国志》过于简略的缘故,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广征博引,补充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史料。裴松之的注开创了史注新的研究范式,发展了历史考证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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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婷玉 《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3,(2):70-73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将包含预言的志怪故事引入《三国志》中,是通过预言这一媒介将史书与小说沟通、结合,用文学故事之含义注释史书所述历史事件,阐发历史事件所含深义以及给人的启示,一定程度上勾画出了小说的轮廓,启发了后来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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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程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1):49-52
三国这段历史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英雄辈出的时代。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作为＂前四史＂之一,是研究三国历史的宝贵资料。《三国演义》是在《三国志》等史书记载的基础上,艺术地再现汉末三国时期纷纭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历史演义巨著。本文通过对《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两书的全面比较,从史书选择和史料摘取两个方面分析《三国演义》对《三国志》依傍的同时,着重从三个方面讨论了《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突破,研究历史小说选取史料方法和脱离史料的虚构,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和看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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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良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20(1):67-71,76
《三国志演义》与《东周列国志》是虚实结合和羽翼信史的典型代表，但学术界很少对两部小说作比较研究，尤其忽视对《东周列国志》的研究，这与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称。通过素材与模仿、史实与虚构、艺术结构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三国志演义》的素材不仅来源于三国史料，也接受了列国故事的影响；冯梦龙辑演《东周列国志》，虽然仿效《三国志演义》的表现手法，但整体上仅仅是对历史材料作艺术处理，限于“信史”的创作观和历史素材的特点，致使结构松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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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创作主要依据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也吸收了魏晋至隋唐的野史、笔记、民间传说以及宋元时期的小说、杂剧。《三国演义》为了还原历史,或根据他书的记载对《三国志》加以纠正;或因《三国志》的记载不合情理,而采用他说;或因《三国志》的记载过于简略,而依据情理加以补充、丰富;或因《三国志》的记载事实不清,依据相关文献加以推演。正是因为小说不受《三国志》的局限,敢于和善于运用想像和虚构,通过对史实的选择、加工、改造,因而既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又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比史书更为形象、生动,更具活力的历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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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松源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3)
历史演义,是我国古代小说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一大种类。它独具的创作特征,经过“说三分”的说话艺人和罗贯中的成功的艺术实践,在《三国志演义》里闪耀出光彩照人的艺术美。明代中叶以后,《三国志演义》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许多文人竞相仿效,编撰了大量的历史演义小说,“其浩瀚几于正史分签并架”。虽然,这些演义小说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大多不能与《三国志演义》相比;但是,在它们的陪衬之下,《三国志演义》更显出是小说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楷模,《三国志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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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检验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应该以他的实践活动和这种历史实践的效果为依据。在现存的史书中,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释是记载孙权历史活动的最具体的原始史料。《三国志》所提供的大量资料雄辩地证明了孙权是一个“聪明、仁智、雄略之主。”然而陈寿虽在《三国志、吴主传第二》里记载了孙权的丰功伟绩,却又在传末的“评曰”中把他说成是残忍昏庸的暴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现这种材料和观点自相矛盾的现象,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寓褒贬”是我国史书的一贯传统,《三国志》自然也不例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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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寅宾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3)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反面典型之一。在这个形象身上,溶合了封建统治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的种种特征,特别是奸诈、残暴、损人利己的特征。在塑造这个封建统治者的典型形象时,罗贯中主要依据了有关历史传说材料(如陈寿的《三国志》、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资治通鉴》、《世说新语》诸书的记载),宋元以来的民间创作(如《三国志平话》和元代的三国戏),再加上自己对现实生活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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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通俗演义》取材于三国历史,但它不再像历史典籍那样去真实地记录历史、叙述历史,而是根据作者的创作意图去塑造历史、虚构历史,把作者对历史人物的爱憎、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和对历史精神的阐释全都融合到一起,将三国历史加以演义、虚构、渲染,或者改头换面。这就是所谓艺术化历史。总的来说,《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历史小说借鉴历史,立足文学,达到历史和文学的完美结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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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燕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28(3):39-44
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三国志演义》是《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中相对更为历史化的两种刻本。在小说文本的基础上,刊刻者参考理学家的历史论著,依照史学体例,对小说进行了大量的评注。这两种刻本的校订刊行虽未明确标出“评点”、“批评”字样,但在某种程度上已具备了评点本的功能。通过分析两种刻本的评注文字,阐释其受理学家历史观影响下对《三国志演义》小说的历史化评论,揭示其在小说评点学上的价值和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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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绪容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5-60
演义小说这一文体源自史传。历史叙事的三大要素事、文、义与《三国志演义》的事、文、义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史上首部历史演义《三国志演义》,对《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史“事”进行推演,通过《资治通鉴纲目》远绍《春秋》之“义”,而发之于通俗生动之“文”。事、文、义三者的融合促进了“演义”的正式生成,并规定了“演义”的体式特征;三者的游离和矛盾促进了演义与历史的分化,进一步使充斥于古代小说中的道德劝戒逐渐虚化为空洞的说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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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文》2010,(7)
根据文献记录,中国陈寿的史书《三国志》传入韩国的最早记录是韩国三国时代。小说《三国志平话》版本在高丽时代末期已传入。此外,《三国志演义》传入韩国的时期大略至少于1522年-1560年以前。从当时的传入情况来看,很可能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早就传入到了韩国。在朝鲜时代,中文版和韩文版的《三国志演义》曾几次出版过,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新刊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贯华堂第一才子书》等,其中《贯华堂第一才子书》本最为广泛流传。朝鲜时代《三国志演义》的翻译本有两种类型,一为翻译的坊刻本,二为翻译笔写本。《三国志演义》的翻译作品大略分为"全文翻译"、"部分翻译"、"翻案(改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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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萍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5,(3)
《三国演义》是根据陈寿《三国志》及斐松之所注的历史材料，并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叙述顺序，在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讲史话本和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塑造就有了这样一个特点：即《演义》中的人物大都是历史人物，《演义》既要根据历史，又要作为艺术创作不同于历史，运用匠心化历史为艺术创作。作者罗贯中为达到这一目的，采用了多种艺术手段来塑造人物形象，其中包括在史实的基础上围绕人物形象来提炼情节。本文通过《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比较，从关羽形象的塑造来看罗贯中是如何提炼情节的。…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