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与现代化

<正>本期"海洋文化"栏目的两篇文章,聚焦东北亚诸岛的历史风云。《明末朝鲜使臣所经辽东海域史事考》一文的三个关键词使人印象深刻:海路、海难和海祭。文章结合中韩史料,详细考察了朝鲜向大明朝贡的辽、胶海路。依文章所述,李氏朝鲜自1392年成立以来,始终积极寻求明朝政府册封和朝贡交流,每逢明朝皇帝、太子的寿辰,或皇储继位、皇帝驾崩、册封妃子等家国大事,都会派遣使团不远万里进京朝贡。     

朝贡与条约的紧张关系——以欧美列强与日本对中韩朝贡关系的态度变化为中心

条约与朝贡之紧张关系,洵为理解19世纪末中韩关系近代转型过程之关键。欧美列强及明治日本固然坚持近代条约关系,以排斥与否定中韩传统朝贡关系,其实际外交立场仍依现实利害关系而有所变化。1866年丙寅洋扰之际的法国与1871年辛未洋扰之际的美国,相继否定中韩传统朝贡关系以禁阻清政府干涉,进而以侵略朝鲜行动而予以武力之冲击。至1876年与1882年,明治日本与美国则分别以条约明文有意否定了中韩传统朝贡关系。至1885年以来巨文岛事件之际,英国甚至不惜代纳朝鲜对华朝贡以获取清政府外交支持,俄国亦欲签订协议承认中国宗主权,以保障其在朝鲜利益,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则向李鸿章提交《朝鲜办法八条》,试图承认中韩传统朝贡关系而实现对华合作方针,应可称之为“参入”性利用态度。所谓“条约取代朝贡”说反映到19世纪末中韩关系史,实为复杂曲折之动态进程,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明朝对中朝朝贡的组织管理及其影响

朝贡的组织与管理是明朝朝贡制度完善的具体体现，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朝贡事务，不仅设置完备的机构，在朝贞的组织过程中也有条不紊，有章可循。对朝鲜的特例，使明朝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比其他朝贡国更为密切．给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是明朝对朝鲜外交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历代冠服给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明朝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及朝鲜的实际情况对不同人员赐以不同品级的冠服,并将冠服给赐与对朝鲜王室的册封相结合,展示了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朝贡藩属关系,反映了明朝的等级尊卑观念与制度,是明朝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象征。     

明朝与朝鲜交通路线变化考

明朝与朝鲜半岛高丽和朝鲜王朝之间交通路线经历过从海路、陆路和海陆并用到洪武二十年以后完全走陆路的变化过程 ,这个过程受到双方关系变化的影响。正统以后 ,双方又为是否改变东八站驿路 ,进行多次交涉 ,最后 ,以明朝加强东八站建设而告结束     

近代以前的日本与朝鲜——以“西蕃观”与“朝贡”为中心

日本对朝鲜之"西蕃观"脱胎于中国的华夷观念,但又不同于中国的华夷观念。"西蕃观"不是中国传统的以文化别华夷,只是以强硬手段控制朝鲜半岛,要求朝鲜半岛向日本朝贡。这种外在形式上的朝贡关系是"西蕃观"的主要核心内容,也是构成古代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基石,基本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是从强力控制性朝贡转变为正常性朝贡,最后又演变成观念性朝贡。     

隋唐以来中朝朝贡制度的演变

在东亚朝贡体系中,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是宗藩关系在国家间关系层面的外化,在朝贡体系中最具代表性。从历史的纵向看,中朝朝贡制度的发展经历了隋唐时期的确立,宋辽金时期外溢,元、明、清（中期前）的发展完善和清朝中后期的逐步瓦解等阶段。在朝贡体系中,宗主国注重的是礼仪性,藩属国看重的是物质利益及其他的具体利益。中国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是这一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吸取朝贡体制的积极历史遗产有助于处理好当今国家间关系,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朝鲜燕行使节中华认同观的递嬗

燕行使节的中华认同观是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风向标。研究以《燕行录》为代表的中朝关系史料,不难发现,奠基于礼学体系的中朝宗藩关系从明末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朝鲜使节对明代的批判、对中华文化正统性的质疑便时有显现,其中华认同观也渐始减弱。明清易代后,朝鲜已不满足于“小中华”的自我定位,视满清入主中国为“鸠占鹊巢”而予以批判,有意识地区分出“他者”与“自我”并以正朔自冒。总体而言,朝鲜中华认同观的变化是一种,皮此渐行渐远的双向过程：自我意识日渐强烈,中华认同观因时递减,导致朝贡关系与自我身份认同背道而驰。     

明清朝贡制度之比较

中国自汉代实行朝贡制度,唐代走向成熟,明清两代发展到完全成熟时期。清代的朝贡制度是对明朝制度的沿袭,但同时,两者由于存在的历史条件、存在的方式不同,导致两朝统治者对这一制度的认识也不同,朝贡贸易在朝贡关系中也居于不同地位,朝贡关系的实质也发生变化。     

论明初浙江与朝鲜和南洋诸国的交往

明朝在初期与海外各国均建立了友好关系,并通过朝贡贸易方式确立海外诸国与明朝的藩属关系,与海外各国的联系空前密切,尤其是郑和七下西洋,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浙江作为明代初期重要的对外贸易基地,在中国与朝鲜和南洋诸国的交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代朝鲜使臣与辽东百姓交往研究

明代辽东是朝鲜使臣陆路进贡明朝的必经之路,朝鲜使臣行经辽东过程中,频频接触辽东百姓。朝鲜使臣与辽东百姓交往的过程中,双方都能秉持友好态度,友好交往是主旋律,但也存在着误读和不友好行为。对此,梳理朝鲜使臣与辽东百姓交往情况,以期有助于中国东北与朝鲜关系史的研究。同时,对当今的中朝、中韩两国人民间的交往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论刘鸿训在明末中朝交往中的贡献

明朝末年,后金实力异军突起,在东北与明朝展开激烈的争夺,并一度控制了这一地区,导致明朝与朝鲜传统贡路的阻断。为联络朝鲜共同抗击后金,明朝派遣刘鸿训出使朝鲜,他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开启了中朝海上交通的航线,为明末中朝友好交往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宗系辩诬事件看明朝与朝鲜外交渠道的特点

朝鲜与明朝进行的宗系辩诬事件,持续长达近两个世纪,最终获得圆满解决。在这漫长的宗系辩诬交涉中,明朝与朝鲜属国之间外交渠道的不通畅暴露无遗。当东亚封贡体系面临外部巨大冲击时,必然走向全面瓦解。     

清代中前期的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明清更替对传统的中缅宗藩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缅甸东吁王朝拒绝向清王朝臣服。直到乾隆时期,因内忧外患的加剧,才重新向清王朝入贡,其媒介就是边境地区矿丁吴尚贤的劝说。然而,1752年东吁王朝的猝死令新建立的中缅宗藩关系流产。中缅关系的发展演变,揭示了清代中前期双方国力对比和内外环境的变化,从根本上影响着双方的对外政策和宗藩关系。     

闽台两地惠安女绘画创作与交流研究

素有＂中华奇女子＂之称的惠安女,以其勤劳贤惠及美丽的服饰展示她们特殊的人性魅力。近十几年来,众多文人墨客来到惠安,用他们手中的画笔对惠安女进行讴歌和颂扬。在这些文人墨客当中,不乏隔海相望的台湾同胞。现将一些材料进行整理研究,希望对惠安女精神的弘扬尽一丝微薄之力,也为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作一些努力。     

明代洪武年间中朝两国政治游戏中的官方贸易

明代洪武年间,中朝两国的官方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和互市两种。根据当时朝鲜国内政局的变化,其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各个阶段的情况与特点有所不同,总的说来是处于反复与缓慢发展之中。其间问题最多的是洪武中期前后,表现形式为官方贸易时断时续,有失常态。贸易,离不开政治。明王朝从一开始就推行“国无大小”、“推诚以待”、“修礼睦邻”、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对朝鲜更是始终予以特别重视。然而,终洪武之世,中朝两国的政治关系却很不稳定,于是引致官方贸易屡生摩擦。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在朝鲜王朝建立以前,朝鲜当权者在对待当时明朝最主要的威胁——“北元”的问题上,与明朝存在着根本对立的政治分歧。或者说,操演着两面讨好的政治游戏。同时朝鲜“贡不如约”,不遵守“常制”,态度又缺乏诚信,每每诉难,强调客观困难,尤其是朝贡和互市的商品经常存在质量问题。当然,明太祖的大国思想有时也加剧了双方的贸易纠纷。     

试论奇皇后对元末元丽政治关系的影响

元丽关系在古代中韩关系史上极为特殊,双方存在着不平等的朝贡关系,高丽贡女制度就是具体表现之一。由此元末出现了一位足以影响中韩外交关系的特殊人物——奇皇后。奇皇后在元末中韩关系,特别是恭愍王反元运动及元朝武装干涉高丽国王废立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由“联合”到“拒入”：南宋初年高丽政策的转向

12世纪初,女真兴起,灭辽和北宋,并迫使高丽朝贡称臣,在东亚大陆构建起以金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东亚局势的转向促使国家实力凋落的南宋朝廷不得不调整对高丽政策,逐步放弃了对高丽的主动外交,不仅对高丽主动示好的外交行为不再热心,还多次拒绝高丽的入贡请求。一种防范的、封闭的、保守的高丽政策开始形成,并主导了之后百余年的宋、丽外交实践。